《证据科学》网站及投稿系统开通

《证据科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政法大学主办,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承办,《证据科学》编辑部编辑,双月刊,逢双月25日出版。本刊诚挚欢迎海内外学界的来稿。来稿形式不拘,惟要求思想原创、关注现实、精粹简练、独立署名,来稿请附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5个。本刊编辑部审稿期限为90天,对来稿原则上不退还。本刊所发表的文章仅反映作者本人的观点和意见,并不必然反映编辑部的立场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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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证据科学博士生博士后学术论坛会议综述

2023年11月18日至19日,第三届全国证据科学博士生博士后学术论坛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主办,《证据科学》杂志、《交大法学》杂志、教育部证据科学课程虚拟教研室协办,二十余所高校或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及博士生、博士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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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科学》杂志投稿系统使用方法

1.登录。通过扫描二维码或者直接通过网址登录“《证据科学》杂志投稿系统”,显示图1界面。网址:http://zjkxyjy.cupl.edu.cn/jes.htm《证据科学》二维码:2.注册。登录“《证据科学》杂志网站”后,通过点击左下角“作者投稿”(图2)进入“投稿系统”,尚未注册的作者可以先点击“注册”(图3),已经注册过的作者可以直接以注册的“用户名”或者“邮箱”及“密码”登录。注册成功即可以登录“《证据科学》杂志投稿系统”。

刑事证据科技伦理问题及其治理

刑事证据领域科技是指刑事诉讼场域内与证据和证据运用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其应用类型主要包括科技获取、形成和审查证据,应用过程出现了信息安全、司法公正和职业责任等伦理问题。治理视野下,刑事证据领域科技之所以产生诸多伦理问题,是由于伦理治理的指引原则不明、预防审查缺失、过程监管欠缺和主体能力不足等治理缺陷。伦理原理结合能够生成刑事证据科技伦理,其主要原则包括发现事实真相、尊重诉讼权利、维护司法公正与提高诉讼效率、坚持司法公开与恪守司法责任,并在实践不断调试过程中形成伦理共识。在科技伦理规范功能实现进路指引下,构建专业伦理审查、强化司法应用监管及规范司法人员行为是刑事证据科技伦理治理的现实路径。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数额证明的问题厘清与路径优化

对于电信网络犯罪诈骗数额综合认定与抽样取证的讨论,本质上均可归结于此两种方法是否属于推定之争。对综合认定与抽样取证属推定的误解,系受推定概念混乱与印证证明思维惯性影响。以证明标准判断,综合认定属于间接证明;从实然功能出发,抽样取证应以时间为间距,以更好发挥强化法官心证功能。抽样取证规定中的但书条款属于证明责任分配,而非证明责任转移。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应采“产生合理怀疑”。为避免对犯罪数额进行模糊处理的司法风险,应加强对被告方证明的制度保障。

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实证分析与完善路径

从规范层面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电子数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未作出明确规定,非法电子数据的排除依托实物证据排除规则。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显示,实践中只有极少数人民法院采纳了辩方针对电子数据提出的合法性异议,最终排除了非法电子数据。但整体上,非法电子数据基本处于“不排除”状态。对于电子数据的审查认定,实践中存在着重真实性、轻合法性和电子数据审查实物证据化两种倾向。随着数字时代到来,电子数据的运用具有普遍性,确有必要建立非法电子数据的排除规则。为矫正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刑诉法修改应当将电子数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范围,整合电子取证手段,促进侦查措施体系化,并从电子数据类型化和构建多元化排除规则两方面入手,完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

人脸识别作为刑事证据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回应——以2013~2022年刑事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

对2013~2022年刑事裁判文书分析发现,侦查机关多将人脸识别结果作为涉案线索而非认定犯罪主体身份的证据使用。人脸识别作为证据普遍得到控辩审三方的认可和采纳,但三方看法迥异,且有关证据形式、证据属性界定仍面临归属难题和适用困境。未经法庭质证的人脸识别作为证据处于隐性适用状态,不利于该技术的发展和庭审实质化。为促进科技成果向诉讼证据转化,充分发挥人脸识别证据独特的证明价值,可将其参照鉴定意见相关规定予以规制。根据人脸识别证据的生成原理,弥合取证规范不足,平衡控辩对抗关系,确立证据审查标准及重点,以促进诉讼程序协调衔接,纾解该技术司法适用的问题与风险。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如何构建科学的证据制度

我国《刑事诉论法》有关证据制度的内容,不仅条文数量有限,而且证据制度不完备,相关规定欠科学性。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应以大幅度增加法律条文、完善证据制度和增强规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以适应现实需要为指导思想。修正证据概念,限缩法定证据种类并使之保持开放体系,增加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证据裁判原则、自由心证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增加传闻证据规则、证人免证特权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和对质规则、辨认规则和证据异议规则;同时,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定罪证明标准,取代“证据确实充分”;区分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分别适用不同的证明对象;明确推定与推理的区别,有罪推定仅限于法律规定的事项;对众所周知的事实、司法认知等作出明确规定。

专题絮语:网络时代证据理论的变革与挑战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不仅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也改变着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的传统结构。同时,数字或信息革命创造了一个传统犯罪可以适应并且新型犯罪不断涌现的虚拟环境。在网络时代,犯罪形式开始出现显著变化,从传统单一、集中的犯罪样态转变为多元、分散的犯罪样态,在远程、非接触的状态下实施跨国别、跨省市犯罪行为,其作案手段具有较高技术含量。

刑事诉讼中抽样取证证明的规范运作

在刑事诉讼中,抽样证明存在抽样取证证明、抽样鉴定证明和鉴定抽样证明三种样态,其中,抽样取证证明特指侦查机关自行抽样和取证所进行的证明活动。抽样取证证明的规范引入源自于海量证据时代的到来、客观证明思维的松动及抽样取证的运行失范。既有法律规范中的抽样取证证明被主要定位为一种取证方法,该定位未看到其证明本质,无法为实践提供明确的规则指引。抽样取证证明可分为数值型和非数值型两种,本质上都是由侦查机关主导的依靠科学法则的证明方法,其抽样取证结果类似于专家意见。实现抽样取证证明的规范运作需在确立抽样取证报告之独立地位的基础上,完善其程序和技术规范、明确其质证规则、确立其审查规则并限制许可性推定的适用。

上帝的骰子:概率论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

将概率论运用于刑事审判中的事实认定的尝试已有百余年的历史,1968年美国加州最高法院在人民诉柯林斯案(Peoples v. Collins)中基于四个方面的理由对此做出否定回答。20世纪90年代DNA技术的发展给概率证据打开了通往法庭大门的钥匙。但除此之外,无论是先验概率、经验概率,还是贝叶斯定理,概率论在事实认定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努力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以概率推理为基础逻辑,将“审判智能决策”推广到事实认定领域的尝试注定不会成功。

侦查调取证据行为的省思与重构

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可以通过调取方式从第三方手中获取与案件相关证据材料。调取作为一种常见侦查取证行为,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着调取主体权力行使不善、客体权利与义务失衡、所获证据采信标准不一等困境。然而,确保公安机关调取行为的正当行使,对于规范公安机关取证行为、保障侦查证据适格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应当厘清调取行为的性质定位,肯定调取作为任意性侦查行为的独立品格;从程序规则完善、配套措施构建两个维度设定调取行为的适用规范,疏解调取行为多重义务阻碍,明确调取证据的审查认定标准和排除规则,借助侦查取证指引和检察监督手段,以期实现侦查取证规范的近景目标。

论刑事案件中证人作证保护制度的重塑

在我国,证人不愿作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证人作证保护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为此,我国有必要细化证人保护措施,强化对证人身份信息的保密措施,明确泄露证人身份信息、违反证人保护禁止令等的刑事责任;有必要改变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分阶段保护证人的证人保护模式,改由公安机关集中统一负责证人保护,并在公安机关建立专职的证人保护部门;有必要强化证人保护程序的协商性,建立公安机关与证人就证人保护进行协商的机制,以及证人对保护决定不服的救济机制;有必要强化证人经济补助的全面性,建立证人作证的日津贴、经济帮助、伤亡补偿等制度。

“束矢钧金”之“证据”新解

长期以来《周礼》中的“束矢钧金”被学界解读为“诉讼费”,即便考古发现,古人在表达诉讼费的时候会用“取徵(若干)寽”的句式,也依然被认为两者趋同而少有质疑。但当其内涵套用于《周易·噬嗑》九四、六五爻辞时便发现其很难自圆其说。基于此,采用二重证据法、训诂法分别从三种假设出发进行推论:“束矢钧金为‘一百枝箭、三十斤铜’”“束矢钧金为‘诉讼费’”“束矢钧金为‘证据’”。通过探究弓矢的社会功能、钧金的流通性能、货币的起源史以及“金”“矢”等字的甲骨文、金文字形,得出结论:“束矢钧金”意指证据;并论证了其指代证据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西周时期或已出现证据裁判思想的萌芽。

电子数据鉴真规则的构建——以形式关联性为中心

鉴真作为证据能力审查的前置程序,契合了电子数据在刑事诉讼中证据程序性认定的需求,满足了形式关联性的考察目的,发挥着证据门槛的重要作用。然而在国内实践中,对鉴真概念的认识不够准确,导致了鉴真的证明责任性质不清、证明标准异化、鉴真方法发挥作用有限,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为了保障电子数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适用,应确立以形式关联性为中心的鉴真规则,打造以证据控制和提取者为基础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形成以刑事诉讼视野下的高度盖然性为证明标准,巧用外部鉴真和自我鉴真融合的证明方法,是较为妥当的系统性处理方案。

关于《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的专家共识(1)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自2014年1月1日施行以来,为全国各地人身伤害案件的处理提供了统一的技术性法规,广大法医临床鉴定人遵循标准实施鉴定,切实保障了大量刑事、治安案件的规范、公正处置。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标准已成为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一环。然而,由于标准部分条款的表述略显笼统,难免出现理解上不尽一致、实际鉴定把握偶有差异的情形。部分省市以多种形式发布了地区性专家共识或操作指引,但各地的解释也不完全相同,以致对同一或同类伤情的鉴定意见不一,已引起业内和司法机关的重视。

论网络犯罪案件的电子数据审查方法

近年来,网络犯罪呈现多发频发态势,黑灰产链条更新迭代,犯罪生态日趋复杂,对电子数据审查提出了法律与技术的双重挑战。网络犯罪案件的电子数据具有体量庞大、类型多样、内容繁杂、解析困难等特点,应当从“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等抽象要求,转变为溯源审查、动态审查、多向审查等具体方法,充分发挥电子数据的证明作用。从电子数据的来源、收集和固定等方面,确保电子数据的关键内容未受到污损。从“海量”数据检索、“删改”数据还原、“附属”数据分析、“多源”数据碰撞等方面,充分挖掘电子数据蕴含的信息。从同一性事实、技术事实、主观事实、批量对象事实等方面,拓展电子数据的证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