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光逐梦未来,胸怀家国奋进当下 欢迎报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财科院”)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之一、最早的经济类科研机构之一、最早的政府决策咨询机构之一。1956年6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财政部要加强财政经济问题研究的指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2016年,为顺应时代发展和国家的需要,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更名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20年3月,财科院正式成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和建议

本文从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后土地财政”时代来临三方面入手,分析了当前我国财政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归纳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及面临的约束条件,提出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改革措施建议。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是国际潮流所向、大势所趋、民生所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提出要围绕低碳产业加快技术开发,助推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本文基于财税政策视角,阐释财税政策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理论基础,通过分析绿色低碳的财政支出绩效、绿色投融资政策支持力度、绿色低碳的涉税政策、政府绿色采购效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路径选择,旨在通过完善现有财税政策体系,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优化地方政府投资基金运作的路径与思考

政府投资基金是落实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手段、支持产业发展的有力方式、破解企业融资瓶颈的有效渠道。我国政府投资基金从初步探索、快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但在运营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政策导向和盈利导向之间存在矛盾,市场化运作受决策程序、产业发展方向制约,资本逐利影响了产业政策落实,基金投资与市场主体争利问题突出等。本文分析了济宁市政府投资基金运作的困境压力,提出优化政府投资基金运作需要进一步明确支持方向、完善投后管理和赋能机制、强化基金投资运作过程管理等。济宁市政府投资基金优化运营,重点应加大基金注入,完善基金制度体系,围绕项目、突出平台、强化联动,提升基金投放质效。

关于当前宏观形势下“财政怎么做”的几点思考

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财政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方面,财政要有所为,提早介入政策制定,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注重政策实施绩效。在“稳预期”方面,要先“稳财政”,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发挥好政策信号作用,切实解决企业困难。同时,要巩固和壮大财政,坚持依法治税,谋划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并严防各类风险转为财政风险。

地方财政自主性与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基于法定支出约束视角

财政分权是推动各级政府良性运转,保障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基础,关于分权的效率影响迄今尚未形成广泛共识。本文立足于以法定支出标准为主的地方财政事权约束视角,通过建构包含非自由支配支出项目的央地财政关系理论框架,重新审视了基于特定政治激励机制的地方财政自主性与公共服务配置效率间的动态联系。研究发现,在考虑存在法定支出标准的制度情境下,地方财政自主性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法定支出标准的设定有效缩小了公共资源配置相较于最优状态的偏离度。以上效应在生产性项目,经济水平较高以及地方官员任期更短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拥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性条件下,通过压缩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份额和选择生产性偏向的支出结构降低了公共服务配置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2014年《预算法》修订取消法定支出标准有利于优化地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从而导致基准效应在更长事件窗口期内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非线性特征。本文丰富了现阶段关于政府间财政分权的理论研究,对新时期进一步明确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推动公共民生事业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与绿色经济发展——基于中国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是解决流域跨界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其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运用熵权法测度2003—2019年中国县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并以9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采取渐进双重差分法探究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对试点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对于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能够通过减少能源消耗量和提升创业活跃度提升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相较于位于流域下游和东部省份的地区,对于位于流域上游和中西部省份的地区,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在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效果更为显著;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主要来源为污染减排效应的提升,而经济增长效应的提升仅出现在上游地区。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助推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改革的方向、力度、节奏直接影响生产关系的形成和调适。本研究在“财政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已有研究之外,注意到财政在“构建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特殊功能。在勾勒新型生产关系基本形态的基础上,发现财税体制改革与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具有内在关联和潜在冲突,认为需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共性背景下,着眼于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调适生产关系目标,在放大共性、减少冲突中促成二者同向发力。研究分析了财政助力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作用机理,并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助推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四条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视角下预算绩效管理的优化研究

预算绩效管理是财政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当前我国财政管理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它对于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和财政资金管理具有重要作用。但预算绩效管理制度舶来品的属性明显,本土化任务繁重。本文详尽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发掘其蕴含的预算绩效管理价值,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重新诠释预算绩效管理,寻求优化路径。本文建议以“讲仁爱、重民本”为前提与出发点,推演人民至上观;以“守诚信、崇正义”为过程与手段,追求道德约束观;以“尚和合、求大同”为目标与方向,提炼长远全局观,从而实现预算绩效管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促进预算绩效管理有效实施。

长周期减税对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性影响——基于产业税收弹性变动的分析测度

我国大规模、长周期的减税政策带来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性调整。本文以产业税收弹性为标尺,利用2002—2021年的细分类产业与税收收入数据,分析了不同阶段产业税收弹性的变化轨迹以及不同产业间的税收弹性差异,测度了长周期减税对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性影响。产业税收弹性揭示了税收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优化税收政策的基础参数,是观察税收与产业发展情况的窗口,是评估税制改革成效的主要基准。

地方政府专项债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自2015年新《预算法》全面实施以来,一系列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政策陆续推出。作为改革后政府举债投资的主要方式,地方政府专项债扩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评估改革效果的重要依据。本文通过政策梳理和理论分析识别地方政府专项债影响企业创新的机理,基于2015—2020年地级市与上市公司匹配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对本地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专项债通过提高地方基础设施投资效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实际税负水平来促进企业创新;对于集聚程度较低和财政透明度较低地区、融资约束较高和税费负担较高企业,地方政府专项债对企业创新促进效应较强。本文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专项债能够有效提升经济效率,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口支援对地方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对口援疆的准自然实验

对口支援是我国一项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援助政策,受援地政府行为选择影响着宏观政策绩效。本文从公共财政与府际关系双重视角,以地方政府民生性支出行为为切入点,基于财政收入效应、援受双方的协作效应及职能替代效应,对对口支援影响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阐释,并在此基础上,以2010年在新疆实施的“19省市对口支援政策”为外生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对口支援对受援地民生性财政支出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并未显著提升受援地政府民生性支出偏好;对于有明确绩效考核机制的支援项目,受援地政府的协作效应更显著。

分税制改革进展、问题及未来改革思考——基于地方视角的分析

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中国奇迹”的创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X省为例,归纳总结了中央—地方、省—市,市—县的财政管理体制。在现状分析基础上,从地方视角探析现行分税制的问题,包括国内外环境变化对分税制提出新要求、地方税体系建设滞后、对转移支付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地方财政兜底责任较大等,并从激励地方、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发展出发,提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坚持税制改革先行、加强激励和注重规范。

减税降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大规模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对于减轻企业经营负担、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2—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存在促进作用,该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验证后依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是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不可忽视的中介机制。本文认为,应推进宏观税制结构优化,统筹考虑税制“减税”与征管“简税”,提升产业链税收优惠政策的精准性,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内涵表征、目标体系与着力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擘画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准确把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内涵、特征、依据、目标体系和着力点,是全面实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蓝图的重要理论前提。本文立足“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讨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内涵表征、依据、目标体系和着力点。

中国财政的创新:评《聚焦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

中国是制度创新的一片沃土。中国国土面积之大,人口之多,历史之久,举世罕见其匹。这使得中国在面对国家治理的一系列问题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这就使得不少制度充盈着中国特色,财政转移支付就是其中一例。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税制变革的主要任务

税收制度的规范性和科学性直接影响税收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的发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税制变革,是要进一步增强现代税收制度在财力保障、资源配置和促进公平等方面的功能。为此,本文建议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需着力完成建立数字税收体系、完善商品税体系、优化所得税体系、推动构建财产税体系和规范税收优惠体系等五方面的主要任务。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词:统筹与自主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税体制改革历程中,“统筹与自主”的权衡关系是贯穿其中的关键点。新发展阶段更好地推进“统筹与自主”相权衡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体制机制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高质量的“统筹”与“自主”相协调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举措。在“统筹”方向上,要求在财政收支管理、财政政策与改革举措间积极推进全面且高质量的统筹改革。在“自主”方向上,增加地方政府自主财力,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拓展地方财源;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财税管理权限,提升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有为作用的能力。进一步,为了更好地发挥财税体制改革“统筹”与“自主”的交互作用,需要协调财税体制“统筹与自主”改革的一致性,权衡财税体制“统筹与自主”改革的矛盾关系。

财政-军事国家概念的现实类型与历史展开之比较

财政-军事国家是西方学界在历史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本文探讨了此概念在现实中可能出现的类型,并用中国历史上的蜀汉和秦,以及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三个政权作为它在历史中展开的例证。通过对国家建构过程的两个方面(政治整合和国家认同)、四个维度(专制性权力、基础性权力、利益共容、价值共容)进行比较分析,本文揭示出蕴含于财政-军事国家作为国家类型的内在特征以及财政-军事行动对国家制度构建走向的不同影响。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财政-军事国家的理论内涵,也可将目前中国财政史研究从专注于探讨财政经济过程扩大到探讨财政影响国家建构的政治过程。

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通过财税政策培育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在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基于技术—经济—治理范式,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不同视角出发,对财税政策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进行解构。近年来,我国财税政策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与此同时,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财税政策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践需求,提出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财税政策的总体思路,并从推动科技创新、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绿色低碳发展、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优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