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青海工矿业研究

民国时期,青海工矿业利用本省丰富的畜产品和矿产资源而有所发展。西宁的手工产品从自产自销逐步转变为面向本地和周边市场而生产,金、煤、盐等富矿则利用土法和具有现代机器性质的卷扬机而得到开发,产品与市场间的关系日益紧密,越来越趋向“半工业化”。抗战全面爆发后,军政力量主导设立的新工厂越来越多地使用现代机器进行“工业化”生产加工,但产品大多没能流入市场。青海手工业、矿业和机器工业以各自的方式逐步走向“半工业化”,共同促进工业经济总体向前发展,推动青海工矿业从旧到新转型起步。

姚庆三和他的《财政学原论》

姚庆三所撰《财政学原论》一书,充实了中国近代财政思想史的理论内容,是他对中国近代财政学研究的学术贡献。在出版《财政学原论》之前,姚庆三已发表了《战时纸币政策》一文,表明他对货币和财政问题的思考是同时进行的。在率先向国人介绍凯恩斯的财政学说时,他已经完成了学术研究的转向,为后来进入金融部门从事实际工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姚庆三丰富多样的职业生涯,理论实践相结合的阅历,展现了以宁波帮为主体的浙江商帮在中国近代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风貌。

孙中山上海行迹的可视化研究

本文在借鉴今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Excel建立孙中山在上海行迹分类的数据库,结合民国时期旧地图及相关文献,对数据库中出现的民国地点逐一考订,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将这些行迹地点分别定位到今日地图上。在本文收录的251条孙中山活动中,政治类为222条,占88%,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是会晤,占46%,其次为讲演,占12%,其他政治活动以考察和参加革命友人的葬礼为主;生活类29条,占12%,抵、离沪的活动占5%,其他生活事迹包括拍照和题字等。孙中山活动和住宅区域主要位于当时的公共租界区南部和法租界区东北部,即今上海的黄浦区、静安区和虹口区毗邻地带。

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中国国际法学会”考论

抗战后期,随着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国际法学人关注的焦点从不平等条约转向战后国际法律秩序的重建,开始考虑如何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展示“中国之意见”。董霖等人发起创办的“中国国际法学会”是一个经过注册的全国性国际法学术团体,是一个有出版物并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学术组织。该学会的历史表明,中国国际法学人已经将视野由内向外,从被动接受国际法转变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法的建设,中国过去的内向型国际法学开始转变为外向型国际法学,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制定中开始出现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法学会”的成立是国际法引入中国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国际法学在中国从萌芽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信号。

宋庆龄义演筹款活动述论(1937—1949)

宋庆龄是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筹款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倡导者。自20世纪20年代始,她就积极参与中国济难会的义演筹款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伤兵难民日渐增多,为筹集经费予以救济,居港期间,宋庆龄联合旅港艺术家发起筹赈游艺大会、音乐舞蹈会等。居渝期间,宋庆龄组织发起赈豫足球义赛、粤灾筹款游艺会等,筹款救济河南、广东灾民;为救济贫病作家和难童,组织发起慈善舞会等。抗战胜利后,为筹募文化福利基金协济文化界生活困苦的人士,她发起音乐剧义演;为筹募赈济湖南灾童、医药界救济基金等,她发起平剧义演、电影义映、足球义赛、游艺会等。宋庆龄以其高贵的人格魅力与积极的公益实践,通过义演筹款活动,为国人树立了楷模。

梁启超旧体诗与金泽荣汉诗比较研究

梁启超的旧体诗和金泽荣的汉诗都记录了诗人所属时代的政治风貌及时代精神。梁诗和金诗都蕴含爱国情感,但他们所爱之国已非“天下”,而是“现代民族国家”。两者诗歌还含有对内政的批判意识,其批判具有由下至上由表及里的特征。梁启超和金泽荣都通过诗抒发了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决心。

严复致伍光建英文信札一通考译

新近得见严复致伍光建一通未刊英文信札手稿1,此札作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1906年10月18日),内容涉及晚清第二届游学毕业生考试、丙午官制改革、严复与袁世凯之关系等重要史实,涉及清末诸多重要人物,所反映史实多为其他文献所不及。现将此札全文斠录于此,并加考译如下。

联省自治与中共广东支部“附陈反孙”事件发覆

20世纪20年代前后,联省自治思潮盛极一时。1920年,陈炯明主政广东以后,所推崇之联省自治方案与谭平山等人对联省自治的看法多有相合之处,影响到谭平山及中共广东支部诸同志对陈氏的认知和判断。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逐渐放弃了联邦制方案,转而强调军事手段和集权政治,冀望通过北伐实现武力统一,与谭平山等人的联省自治和反对暴力夺权之主张相去甚远,难以被认可和接受。中共二大召开后,联省自治运动在中共党内被整体负面化,中共广东支部的陈公博等,却仍以“学者式”的超然立场和所谓“中立”的学理分析,继续为联省自治张目,作为支部书记的谭平山对此也优容放纵,不免被认定为是对陈炯明的妥协和附逆。

梁启超赴檀香山一事各方的文本形成与背后动因——兼谈档案史料的形成与运用

梁启超在1899年受康有为力劝与美洲各埠华人之请,前往旧金山组织保皇会及筹款,途经檀香山时因当地爆发鼠疫、美不许开埠及中国驻檀香山领事多加阻扰而滞留半年之久。梁抵檀香山一事备受各方关注,留下诸多记载。梁成行前和抵檀香山后与他人的信件往来及事后回忆,均与伍廷芳和中国驻檀香山领事杨蔚彬等人所奏内容迥异,两者之间细节多有不同,在许多问题上相互矛盾。其不同表面看来是双方对此事的错记、漏记,实质则体现了梁、伍、杨等人的不同立场和目的。文章借助当时夏威夷、檀香山的英文报纸还原事件真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文本形成的背后动因及其信息源所在。伍廷芳的上奏可视为一种档案史料,它有固定的形成流程,理论上更具权威性,但实际却并非如此。

郑孝胥与岑春煊关系探研——以广西督边时期为中心

郑孝胥一生交游广泛,曾充任很多督抚的心腹幕僚。1903年,他入岑春煊幕,并担任广西边防督办一职。郑、岑二人在广西共事近三年,最后因病请辞。究其原因,在于二人治边、治地的目的与手段各不相同。郑孝胥在龙州期间以保边防为重任,且与张之洞、端方等人联系紧密,善于利用其现有的政治资源与关系网络,以长远眼光处理问题;相比之下,岑春煊则更重视“平乱”功绩。在广西地方军政要务的复杂局面下,郑、岑之间的关系虽时有波澜,但相对平稳。岑春煊对郑氏爱重有加;郑孝胥亦能利用与各督抚大员之间的关系,得以在晚清官场“长袖善舞”。

清末民初现代“记者”的多元演进

19世纪90年代,现代“记者”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并在20世纪初年逐渐成为报刊从业者的主流称谓,成为塑造其新式形象的关键资源与权力话语。然而,传统访员阶层却因自身种种负面形象而被排斥在记者群体之外,现代“记者”仅是报刊内勤人员的称谓。随着报业的发展以及新闻营业竞争的加剧,同时受政治环境影响,新闻重要性更加凸显,专职外勤记者群体应势而起,成为新闻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职业地位迅速提升,在改变社会固有认知的同时,也逐渐取得了职业身份,普通访员被进一步边缘化。伴随着报与刊界限的清晰,记者最终演变为新闻机构中内外勤人员的特定称谓。现代“记者”的跨语境传播与实践既反映了西式思想资源的重要性,更深刻揭示了传统观念、行业环境与职业实践等在地化因素的复杂影响。

近代城市对病媒生物的处置——以近代上海灭鼠为例

灭鼠是预防鼠疫重要举措,近代上海民众对鼠害认识有一个渐变过程。沪地发现疫鼠前,大众未认识到老鼠可传播疫病危害,当局及民众也没有开展大规模灭鼠行动。1908年11月沪地首次发现疫鼠,开启了近代上海大规模灭鼠先河。此后,灭鼠不仅成为沪地卫生部门例行工作,当局还通过观念、人员配备、制度、器物等方面持续灭鼠。沪地灭鼠行动具有深化民众对病媒生物认知、完善都市防疫体系及改善人居环境的成效。以近代上海灭鼠为视角,可看出近代国人对病媒生物认知的渐变过程、城市如何持续处置病媒生物及处置病媒生物成效等问题。

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对一·二八事变的应对与调处

1932年1月18日日僧事件发生后,中日矛盾激化,美国驻华公使詹森最初拒绝介入其中,并提醒美国政府必须谨慎应对。但至1月28日战争爆发,危及美国利益,詹森又主动提请美国政府对日施压,并亲自赴沪调解争端。然而,因日军有意扩大战事,詹森调停接连受挫,美国政府在其提醒下亦曾出面表态,却仍于事无补。后经国联调解,谈判出现转机,詹森复与各国代表合作推动双方非正式会晤,并在谈判中力争减少中立国责任。至正式谈判阶段,日方提出无理要求,詹森虽同情中国,但也无奈妥协,与英国公使兰普森合作促成了停战协定的签署。詹森对上海局势的观察奠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而其态度与行动演变,虽带有同情中国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更多是遵循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现实主义准则,体现了美国政治文化“例外论”对其个人外交行为及战时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管理研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日商在华纺织企业为基础,成立国营纺织托拉斯企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不仅规模宏大,更吸收了国营、日商企业的管理经验,在管理组织、规章制度、人事管理、劳动管理等方面呈现出高度科层化的特点,使该公司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然而中纺公司的管理科层化忽略了工人的感受与诉求,经济形势的恶化更加剧了工人对于企业管理的抵制,从中体现出管理科层化的局限。

孙中山与佑尼干及其藏书关系的研究

上海孙中山故居保存的孙中山生前收藏的中、外文书籍,对于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相当关键的作用。其中原属T.R.佑尼干(T.R.Jernigan)的旧藏占有一定比例,是孙中山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系统考察佑尼干的生平、知识背景、藏书类目,以及孙中山与佑尼干的交往经历,孙中山藏书与佑尼干旧藏之间的关系,分析孙中山如何将佑尼干旧藏融入自己原有的藏书体系。通过进一步厘清孙中山藏书的来源和构成,为深入研究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的构成和分类,复原孙中山的知识结构和学科分类体系,梳理孙中山在不同时期阅读兴趣的变化奠定基础。

抗战时期“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述略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工程师学会组建“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将孙中山《实业计划》作为经济建设的准则,全面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案。该会邀请国内外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参与研讨,设计经济建设的方案,为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规划路径。

庄士敦研究评述

学界对庄士敦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08年他的南洋游记《从北京到曼德勒》出版后的一些书评。后因担任逊帝溥仪英文师傅的经历,在逊清小朝廷的研究议题中庄士敦颇受关注。本文回顾了20世纪以来海内外学界关于庄士敦的研究成果,试从学理层面对既有研究做一梳理,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化,有抛砖引玉之效。

史语所人才生成机制探析(1928—1949)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民国学术重镇,造就了大批学界精英。它对于如何寻找、选拔、培养和造就人才,探索出一套特色机制。寻才着眼于发掘取得优异成绩的学术潜力股,如“神童”之誉、读书跳级、公费资助、名校佼佼者。选才则以直接识拔、专家推荐、考试招选三途并进。育才则为学人搭建优质的学术平台,包括健全的机制、良好的风气、师友的互动、丰富的图书、充裕的经费。其始终围绕造就“读书种子”来推进,成就学人的同时,自身也因之声誉日隆。本文系统梳理史语所规章制度与前后162名研究人员的成长成才之路来统观其育人机制。

《时务报》三题

一、汪康年与《时务报》甲午战争以后,变法维新的要求已成为不可扼制的时代思潮。汪康年积极投身于呼吁改革的实践中,同各界知识分子联合,成为以上海为基点的江南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历史派给他的角色,便是充当近代中国最早的新式报人。

近代新式银行的放款利率及其对产业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关系的诸多问题中,银行的放款利率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而且也是人们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问题的焦点又集中反映在银行放款利率的高低这一点上。那么,近代新式银行的放款利率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水平上,其基本走势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