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近代史青年论坛”综述

2023年6月17-18日,为增进中国近代史青年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培养中国近代史研究高层次人才,推进近代史研究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第二届中国近代史青年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40余所高校的9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第二届中国近代史前沿论坛:大数据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为了更好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推动学科创新与发展,促进学术交流与融合,助力学术共同体建设,2023年10月21—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承办的“第二届中国近代史前沿论坛:大数据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广西桂林召开,来自全国30余家高校、科研单位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近代日本外务省警察在华侵略活动研究

在近代中国,日本和西方列强一样通过条约获得领事裁判权,并据此在华各地设置领事馆。但与西方列强不同,日本单方面杜撰和利用“有领事裁判权就有警察权”的侵略逻辑,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在各领事馆设置大量外务省警察。为了对中国各地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施加影响,日本以领事馆作为其侵略据点,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扩张,在各战略要地设置各种警察机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随着中日矛盾的激化,日本领事馆警察逐渐融司法、外交、情报、军事为一体,成为有别于日本国内警察、西方列强租界警察及侵华日军的另一种特殊侵略势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外务省警察成为日占区“治安维持”工作的主要力量,在向日军提供情报、搜捕中国抗日志士、镇压中国抗日武装等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给中国各地抗日斗争造成巨大损失。

被扭曲的史观与史实——评大英博物馆展览《中国的隐秘世纪(1796-1912)》

在花旗银行赞助下,大英博物馆数月前推出展览《中国的隐秘世纪(1796-1912)》和同名书籍,在西方引起不小关注。然而,该展览和同名书籍持错误的历史观,回避甚或美化罪恶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片面强调西方冲击对中国产生的所谓“正面”作用,同时深受“新清史”影响,在涉及中国边疆和民族问题时,曲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多有荒谬之言。在论及具体史实时,也多有常识性错误。史观与史实被严重扭曲,该展览及书籍对这段历史的解读自然也就不可靠、不可信。

当"名刊"遇见"名报":《新青年》在《申报》上的广告运作

《新青年》和《申报》都是近代重要刊物,并在广告运作中得以结缘.在众多媒介中,《申报》作为《新青年》三家"广告主"的共同选择,其不仅对《新青年》的成名起到一定助推作用,而且也见证了启蒙者在广告运作中矢志不移的坚守.五四期间,《新青年》广受市场热捧,《申报》广告也不失时机地扩大宣传,进一步推动了《新青年》的成名和启蒙传播.随着《新青年》声名鹊起,其本身的品牌形象也引起其他商业主体的纷纷效仿,并借助《新青年》的"字号"广泛传播,成为名刊与名报的另一种"结缘".在《新青年》停刊后,《申报》的广告业务中虽缺少了这份名刊的参与,但《申报》的字里行间依旧闪熠这份名刊的思想光环.

汇丰台防借款与近代中国外债模式的确立

1874年的八厘台防借款,是汇丰银行首次承借的中国国债。汇丰银行首先垫付银200万两的借款,然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出售“中国国债债券”筹集资金,将中国国债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结起来。银行利用成熟的发行程序,顺利销售债券,为投资人带来收益。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总理衙门的指令之下,为偿还国债进行担保,保障了债券按期还本付息,中国国债的市场信用也由此开始建立。为保障英资银行的利益,英国驻华公使主动过问中国外债。从此,汇丰银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驻华公使都卷入中国国债事务。台防借款遂确立了此后近代中国外债的基本模式。

新发现《周礼》札记与康有为早期政学思想

1889—1890年间康有为经学观念的转变,既是康有为政治与学术思想的分水岭,又是考察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的重要前提。康有为屡次修订旧稿为学界考察其思想转变增添不少迷障,新近发现的1889年康有为《周礼》札记,为康有为早期政学思想提供确切的时间坐标与可靠的文本。以此为线索,可以丰富对康有为治教合一与官师合一理念的认识,证实廖、康羊城之会期间康有为学术思想的变化,为解释众说纷绘的廖、康学术公案提供新的思路,进而考察近代今文学之于经史转型与学术嬉变的多重内涵。

中国共产党东阳党组织嵌入与革命发展的地方特质(1923-1928)

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浙江东阳县的组织嵌入和革命发展并未表现出泾渭分明的阶段性特征,相反呈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质。1923--1928年间,东阳共产党人因地制宜地将地方要素化为革命所用,并充分利用国民党高层人物复杂交错的关系网络发展党组织,对东阳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这一“眼光向上”的发展策略容易将革命卷入地方派系斗争,进而产生路径依赖。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浙江输送了武装斗争的催化剂,使东阳革命再次得到发展。

身体新知:在自然神学与自然科学之间

18世纪以来,欧洲神学家大量运用自然科学的新成果阐释自然神学理论,如借用解剖学知识论证上帝缔造生命、规划自然秩序的合理性。他们构建的兼具神学与科学的身体观念在19世纪由西方传教士和医生传入中国。既有研究多强调西来新知的科学性面相,但忽略了其中所蕴含的传教诉求和殖民意识,故有必要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甄别自然神学语境下的身体观与自然科学框架下的解剖学之差异,进一步考察这套神学与科学混杂的“身体新知”在晚清中国的传播机制与接受情况。代表西方科学成果的生理解剖学知识,被传教士当作批判、否定中国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利器,在中国知识界和医学界都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士人和医生对外来的“身体新知”作出不同反应。维新士人较少受到带有宗教色彩的“造化论”的影响,但部分接受西人对中国身体观的批评。中医群体修正了原有的观察方法和认知系统,重构传统的身体观念,发起以中医科学化为标志的自改革运动。

从交通工具到"政治工具":晚清电车与天津城市社会

晚清天津电车的经营承办引发列强之间的权力博弈,建设运营遭到天津市民的群起抵制,而后又因事故频发导致社会各界的"公愤".电车这一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在晚清却与殖民霸权、行业竞争、社会民生、女学教育乃至民族主义等宏大主题关联在一起,成为充当多种角色和具备多重功能的"政治工具",也成为窥察近代城市社会变迁的最佳视角之一.

近代中国邮政网络与信息可达性(1907-1936)

自1896年大清邮政建立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导致国内邮政网络大规模破坏,此间40年是中国信息传播网络从官方驿站体系转换到官民混用的国营邮政体系的关键时期。邮政舆图是近代邮政地理网络的载体,此期间四个版本的邮政舆图(1907年、1920年、1933年、1936年)数字化,提供了四个截面的邮政地理网络。其中,1936年邮政地理网络是目前可见的近代地理空间数据中规模最大且可重建完整拓扑网络结构的典型个案。同时,基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各邮区邮路《时间表》所载之“时间成本”,综合利用CIS手段,可计算得出1936年六大代表性城市与全国各地的邮政时间成本矩阵,并最终获取其邮政可达性的可视化结果。近代邮政网络空间渐次拓展,重塑了政府与民间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使全国各地的信息可达性显著提高。近代中国信息传播网络,从明清驿站时代的单中心空间结构,演进到国营邮政时代的“多中心分布”。

禁阻苏州河上租界垃圾船:近代上海环境问题中的社会与外事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禁阻苏州河上租界垃圾船的事件中,为了维护主权并通过浚河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中方提前把正在吴淞江进行疏浚工作的机构调到上海来疏浚下游的苏州河。租界当局争夺苏州河疏浚权,不仅是希望把苏州河作为廉价的垃圾处理场,更是企图借助苏州河的疏浚权来扩大租界。中国官民商各界成功禁阻租界垃圾船在苏州河上行驶,其意义超越了水利和公共卫生本身。这场因苏州河上租界垃圾船引发的中外角力,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都市处理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以及近代中国人民为了追求环境公平而与西方列强展开的坚决斗争。

时局所迫与环境限制:近代云南木棉推广研究(1918-1949)

1918年云南木棉发现后,虽得到一定推广,但进展缓慢。全面抗战前后,全国棉花产需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云南地方政府将植棉重心由草棉转向时人认为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木棉,设立机构、筹措经费、制定措施,以开远为中心,以施南为重点,渐次向全省推广。虽经数年努力,但因木棉环境适应性有限,“人力”作用被简单放大而推广有限。全面抗战前后云南木棉推广,是在特殊时局影响下自然与人相互作用的产物。这提示用环境史的视野观察经济史,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可加深甚至刷新既有的认识。

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政府央地之争与李生达的人生浮沉

晋军将领李生达系保定军校毕业,积军功擢升至军长,一度为阎锡山所重。中原大战之后,李生达开始倾向南京方面,且为南京建言献策、奔走效劳,并于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山西当局对他忌恨日深,因华北危机蒋介石亦不敢公开收编李部以免过分刺激阎锡山。1936年5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蒋介石下令李生达统帅晋军及入晋增援的中央军渡黄河“追剿”。5月30日李生达抵达晋西离石指挥部,当夜被刺身死。蒋介石对此曾令彻查,但案发山西,南京方面亦未掌控该省,且凶手已被当场击毙,此事遂不了了之。纵观李生达一生,虽非显赫,然其人生浮沉是管窥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南京政府央地之争的窗口,折射出南京政府中央化进程给地方实力派带来的冲击及其反应,其间所呈现的复杂政治生态,也映照出战前地方实力派之下属辗转于央地之间的艰难处境。

医药分业:近代药界的身份建构与医药关系

近代以来,西医药传入中国,不仅引发医药的中西之争,还引起医与药关系的重构.随着药界的壮大与觉醒,医药分业在知识、学科、职业、制度等多领域展开,逐渐成为药界竞争知识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的手段与路径,并推动了药物科学化、药科建制化、药界职业化、药政制度化的进程,促进了药界的自我意识觉醒和身份建构、制度建设.但是,医药分业是各种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并不必然促进药学转型、药科发展、药业振兴和药制进步.

抗战时期西部边疆林木资源调查与开发利用

晚清时期,东北全面放禁和人口大量涌入带动了林木资源开发,中、俄、日三国竞相前往采伐和运销,使东北木材在华北、华东市场长期占据优势地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凭借军事强力、经济优势和先进制材技术垄断东北林木资源,肆意采伐并运销东北木材至日本本土和朝鲜半岛,以满足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造成东北木材运销到华北、华东地区的数量急剧减少,产自美国和加拿大的花旗松木材输入中国的数量则逐年增加,以致漏危日深。为挽救利权流失和开发国产木材,中国林学家在西部边疆的川康甘边区寻找到大量优质林木资源。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木材需求量猛增,木材商、伐木公司和木材使用单位派人前往川康甘边区大量采伐和运销林木,供给抗战大后方军事、工矿企业和交通通信各项建设,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抗战时期,西部边疆林木资源的调查与开发利用,彰显了中国面对外来侵略危机时具有的强大自救能力。

鸦片战争期间边外满蒙军队的征调

清入关后,设立两支预备队,一系东北驻防,一系外藩劲旅,驻扎边外以备非常。鸦片战争爆发后,东南清军节节失利,英军有北进之势,而禁旅八旗日久寝衰,迫使清朝沿袭旧制,调发两支预备队,连同介于二者间的察哈尔马队,守卫两京门户,总兵力在万人以上。这是继乾隆朝平定准噶尔后最大一起调集满蒙骑兵之举。此举开启嗣后30年间清朝动员满蒙军队入关作战,即所谓“大动员”的惟幕。可是,清朝受制于情报层面的差距,只是将这支主力军用于防守两京,未对战争胜败产生任何影响。

国民政府与布雷顿森林会议

1943年,在获悉美英所拟战后货币金融方案后,国民政府旋即对两国方案组织研究与讨论,并着手制定中国方案,以期在战后国际货币金融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由于从美方口头获得大国地位的保证及相应的有利条件,国民政府便果断设定较为务实的预期目标,采取“明让暗争,趋实为是”策略,迅速由英案转向美案,并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予美以有力协助”,以期实现所设目标。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在极力维护预期目标的前提下,积极参与会议事项,予美以协助,终致会议圆满成功。但在预设目标的框架中,中国代表团在基金摊额问题上对美由强至弱的态度转变以及会议上以美为主的行为表现,不能认为国民政府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是完全成功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早期碰撞及其理论启示

五四运动前,洋务派、早期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中国社会党人等不同群体的知识分子,立足不同立场、怀着不同目的,逐步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译介到中国,并尝试用中国文化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一种理论借鉴运用到中国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批评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早期碰撞。但是,译介者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更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立场,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的“结合”。尽管如此,早期碰撞的文化经历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两个结合”提供了一些理论启示。

从洋务到时务:晚清的变局与情势

洋务为近代中国大变局的特定产物,“海禁未开,无所谓洋务”。葛士浚所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于“六政之外,别立洋务一类”,举凡朝廷六政之外的所有事项均在其中,包纳了外事与“自强新政”,如机器制造、铁路、工矿、银行、邮政、商务乃至人才培养等诸多实政。但1902年刊行的《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却把“洋务”范畴限定在交涉、教案和出洋三项,诸多实政出现脱洋务而入时务的变动。“经世文编”系列体现的这一变化,实际呈现的是晚清“化西为中”的制度性变迁。晚清大变局的形成及其运行趋向,早就蕴积在社会情势的演进之中;而社会情势与洋务内容的蜕变互为表征,也如影相随地构成晚清大变局历史的丰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