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征程骏马识途 文宗领航慧照巴蜀

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创会会长、老革命老领导、巴蜀学林领袖马识途老人以110岁高龄,在清醒安祥、思索骊鲡不绝的状态中溘然仙逝。我们为失去谆谆教诲我辈的师长、巴蜀文坛现代宗匠而深深震惊和悲痛。虽然我们知晓人生百年,马老会有一天将离我们而去,但总是希望这天越迟到越好。

郭沫若佚文《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

郭沫若的《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一文虽经常被提及,但却一直处在只见其名、未见其容的状态,郭沫若未将原稿带回国是原因之一。这篇文章是郭沫若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之邀而做的报告,前后经历了数十天才完稿,与汉学家齐赫文斯基一同完成,后发表在苏联作协机关报《文学报》上。从内容上看,该报告与郭沫若之前与苏联作协的对谈内容有交叉之处,但框架更为清晰,内容更为翔实。本文对该报告的缘起、过程等信息进行整理,并将该文从俄文译出,以还原貌。

“新书业与左翼文学的发生”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关于新文学与现代出版的关系这个题目,很早就被提了出来,不是新题目。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钱理群先生与我谈过一次,他说现在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有两个盲点:一个是新文学与现代出版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新文学与校园文艺社团的关系,这两个盲点也是我们研究领域的空白。从那时到现在,一晃30年过去了。那时候,老钱身体力行,在广西师大出版社策划了一套丛书,我记得第一本是刘纳的《创造社和泰东图书局》,接着他约我写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我没有写,就指导我的博士研究生孙晶写了这个题目,并且作为她的博士论文。这就是这套丛书的第二本:《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这套丛书后来一共出版了几种,我记不住了。但可以肯定,研究出版与文学关系的题目就此多了起来,像杨扬研究商务印书馆、陈树萍研究北新书局,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成果。

继续夯实中国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

陈思和老师在《试论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1993年)一文中指出:“现代出版业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以思想文化为阵地,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钱理群教授在《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1997年)中认为,直接影响和制约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三大文化要素(背景)是出版文化、校园文化、政治文化,由此提出要“有计划地逐步开展20世纪文学市场的研究,推出一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出版文化丛书》。第一批研究对象确定为商务印书馆(含其主办杂志,下同)泰东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店、现代书局、良友图书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出版文化丛书》第一本是刘纳教授的《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先行者们的研究设想及其实践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也让后来的研究者们看到了更多的可供补充和进一步研究的点。

主持人语 八十年后再话《甲申三百年祭》

又逢甲申年,郭沫若八十年前写下的《甲申三百年祭》依旧会被提起,因为它的历史叙事仍然能镜鉴到当下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再说《甲申三百年祭》,当然不是重拾旧话。《“人心为本”与执政“赶考”——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不同解读》一文根据当下的现实,对于《甲申三百年祭》做了更悉心深入的解读。文章认为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论史的宗旨及表达的核心内容是要以“人心为本”。无论明朝的灭亡还是李自成起义的成功与失败,皆系于此。

主持人语 创造社研究的辑佚时代

在21世纪的今天,恰当地理解和叙述创造社仍是有待解决的话题。创造社研究领域虽然已经产生了许多厚重的成果,可是迄今为止学界就连创造社的成立日期这样的基本问题都还没能取得共识,遑论多如牛毛的边缘问题了。创造社研究只能说还是在路上,许多问题都有待阐释,已经阐释过了的问题则需要重新审视,最需要的则是新材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人心为本”与执政“赶考”——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不同解读

《甲申三百年祭》问世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反响,有国民党政客及其官方舆论的恶意诋毁,有不同思想立场研究者的多种评价,有中国共产党几代政治家的不同阐释,这本身就足以说明,文章的内涵丰富而深刻,释读的时空张力很大。郭沫若通过明朝末期走向衰败和崇祯最后亡国,以及李自成在推翻这个封建专制王朝的过程中由胜利转向失败的原因追寻,旨在揭示人心向背是崇祯、李自成及一切当权者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历史发展规律颠扑不破。中国共产党在“取天下”和“守江山”的一路“赶考”中,始终秉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宗旨,故能成功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了让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的伟大梦想。

郭沫若早期小说的儿童书写

辛亥革命后受进步思潮的影响,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体进入历史视野,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问题。受中西文化浸润的郭沫若,其儿童观念也出现现代性转变,早期小说创作中的儿童大多身处贫困、漂泊的环境却不失天真个性,特殊的成长境遇使他们有着“双重他者”身份。作者以写实之笔描绘了儿童书写的多样性,表现出儿童关怀和儿童崇拜倾向,但在家国情怀、民族屈辱和生活重压之下,也出现了惊人的弑子意识,呈现出与五四新小说及五四儿童文学迥然不同的格调,书写了新文学小说史上第二代异族“他者”的新形象。

日本“娜拉”的出走——田汉日记中的白莲事件

1922年5月,田汉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日记体散文集《蔷薇之路》,其中录入的是他从1921年10月10日至31日的日记文本。他在22天的日记里面着墨最多的,是震惊日本社会的白莲私奔事件。100多年过去,华族贵妇柳原白莲与年轻律师宫崎龙介的恋爱私奔,依然是日本社会常说常新的爱情传奇。旧事重提,可以从中了解田汉、郭沫若、李初梨等留学日本的中国新文化人,当年所持有的关于男女爱情、妇女解放的先锋观念;还可以重温宫崎滔天家族与中国各界人士的友好交往。

任乃强先生《诗》学评议--以《周诗新诠》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任乃强先生撰著出一部重要的《诗》学著作《周诗新诠》。任先生更加重视作为古代历史的活化石的民族学材料,重视各民族诗乐的综合比较,在比较综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关于《诗》学的一系列新见。务求创新是贯穿《周诗新诠》全书的重要学术思想。《周诗新诠》一改前人说诗“换药不换汤”和“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先破后立,证据更为充分,结论更为扎实。《周诗新诠》的另一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娴熟地运用西南边区的民族学材料,对《诗经》诸篇的创作背景和诗义作出新的解释,开拓了《诗》学新的境界,为中国《诗》学增添了新的气象。任先生的《周诗新诠》给“中国无奴隶社会说”者,迎头一击,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任乃强诗学也暴露出若干的局限与不足。《周诗新诠》对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孙作云等结合《诗经》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信息注意不够。《周诗新诠》在运用近代西南地区民族学材料和《诗经》中若干文字进行比较时,往往容易作先入为主的判断,从而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周诗新诠》一书中对《周南》诸篇诗义的解释,就呈现出很明显的泛奴隶论的倾向。

郭沫若诗话(九)

百花拾遗1958年3月30日起,郭沫若用十天时间,连续创作了一百余首咏花的诗,辑成诗歌集《百花齐放》。这是独立成集的一部诗歌作品。事实上还在1956年,郭沫若就有了以百花为题材创作一组诗歌的想法。这应该与“百花齐放”文艺方针的提出有关。1956年4月,中共中央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理解郭沫若及其研究形貌的“青年”路径

从1987年创刊至今,《郭沫若学刊》正向着不惑之年傲然前行。翻阅既往的刊物可以发现,从2009年第1期到2023年第4期,《郭沫若学刊》已有14期特设了“青年论坛”,刊载的文章多达40篇。从设置频率上看,近几年更高,“青年”学术队伍进一步受到了重视,得到了培养。其实,如若超越栏目设置而细究《郭沫若学刊》所载文章作者的具体身份、年龄结构。

西周金文中奴隶相关信息略考

本文旨在考察西周金文中关于奴隶的各类信息。本文认为当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被视同物品赏赐给他人时,这个人或这个群体实际上就具有奴隶身份。西周金文记载了诸多关于人的赏赐的事例。这类人的名称主要有臣、妾、仆、庸、鬲等,也还有其他名称。西周王室及各级大小贵族拥有众多奴隶。金文资料也有关于奴隶的管理、买卖、逃亡等信息。深入考察和分析这样的大量信息有利于揭示西周社会的面貌和社会形态的性质。

郭沫若及其家族与四川盐业关系考

郭沫若曾祖父辈中的两房族人因在四川犍乐盐场(今乐山五通桥、牛华溪一带)从事盐业而发家,盐业收入成为郭沫若家族重要经济来源之一。郭沫若家族还因联姻、乡谊等方式,与乐山盐商“望族”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郭沫若青少年时期与四川犍乐盐场首富“吴景让堂”家族成员有着诸多的勾连纠葛。本文主要考察梳理郭沫若及其家族与四川盐业的微联结,并探讨盐业家族对郭沫若兄弟早期教育和经济生活的影响;以此为个案,也可说明清末民国时期四川盐业经济对本土的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强有力推进。

新发现郑伯奇抗战时期集外文三篇

郑伯奇抗战时期在重庆撰写的《门外诗谈》《兵役宣传与戏剧》《最近文艺的趋向》三篇评论文字未被《郑伯奇文集》《郑伯奇研究资料》及其他论著提及、收录,是新发现的郑伯奇集外文。三篇长文既有从诗歌史的角度发表对抗战时期新诗、旧诗的看法,亦有从兵役戏剧这一特殊题材开展的戏剧批评,还有从雾季公演之盛绩总结抗战话剧成就,对抗战文艺趋向加以预测的提纲挈领之论。无论是从完善郑伯奇抗战时期的文献资料来看,还是针对丰富、深化郑伯奇抗战时期批评观念与思想内涵而言,新发现的三篇集外文皆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书讯三则

《任乃强全集》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一套学术巨著。全集共十五卷,系统收录了任乃强先生的多部经典著作,如《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等,内容涵盖历史、地理、民族学、文学、农业经济等领域。此次出版为研究中国西南历史文化及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献。全集的推出,不仅包含任先生的学术专著,还收入了他的笔记、回忆录、日记、书信等珍贵资料,其中许多内容是首次面世,极具学术价值。全集体例科学严谨,对任乃强的学术成就进行了完整总结,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主编期语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作家社团的兴衰,其与现代出版业是何种关系,似乎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明了。作家作品须经“为人做嫁衣”的出版者编印成书,推向市场,读者才能通过购买获得阅读的权利,作家因此赚取酬劳,创作生活才能拥有物质保障。出版业如果只靠“为人做嫁衣”,而没有主动遵循市场规律去苦心经营谋划图书事业,不可能在竞争中得以生存。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除了作家和作品是主要对象外,出版业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如何,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主编期语

80年前的1944年3月,郭沫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重要时刻,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长篇学术研究论文,深入探讨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以及李自成起义由挫败走向胜利,最终复归于败亡的复杂原因。文章发表后,在国共两党中间及学术界引起了高度关注,两党高层都以主动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式对这篇文章作出评论,给出不同解读,双方观点形成尖锐对立。数十年来,现当代学人对文章的主题、内容、社会影响等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研究成果颇丰。

主持人语

青年郭沫若在四川求学成长的岁月,正值中学与西学砥砺、旧学与新学斗妍的时代,知识的激增已远超经史子集之范畴,其中不乏别开生面、石破天惊的论断,这些见解乃数千年来所未有,即便是饱学之士、资深儒者也未曾涉猎。郭沫若在为廖平今文经学所吸引崇拜的同时,又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探索的强烈欲望。在近代蜀学的滋养下,他对儒释道三教和合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领悟,兴机触发便可“醉眼欲穷天下势,揽衣直上最高台”,高台之上更有“大叫狂生郭八来,但听山壑呼长诺”壮志豪情,然而现实毕竟“烽火满目,荆棘丛生,时局沧桑,一日千变”,日渐式微的儒家理想在“黑铁主义”“武力强权”之下难以维持,但青年郭沫若在对新理论新思想新主义充满渴望的同时,仍希望“同胞齐努力,愿汉家四百兆数之文明上族,演出这般事业来!”

创造社出版部的募股、优待与政策调整:从新发现的一则材料说起

新发现创造社出版部史料一则,题为《一个好消息》,系创造社出版部第一次募股章程和《创造月刊》广告词,由此展示出创造社出版部成立之初的资金数额和来源。从后续的几次募股情况来看,创造社出版部用广发小面值股票的办法在短时间内筹集了大量资金,但为了快速占领出版市场,相关优待读者、股东的政策在制定之初缺乏考虑,令其收支平衡受到影响。为此,创造社出版部多次调整了相关政策,为后来“革命文学论争”时期以及“左联”筹备期间出版书刊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