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与提升路径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调研期间强调了“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全新的理论内涵和丰富的现实价值,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事实,文章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一个至少涵盖科技、绿色和数字三大方面的集成体,并基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3个一级指标构建了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评价体系。文章采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方法测度了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级区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结果表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由2012年的0.302 6上升到2021年的0.874 7,年均增速为21%,对应的,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的水平也稳步上升。研究发现,针对不同区域,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不仅增速最快,总量也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但增速低于西部地区;针对具体省份,新质生产力形成了广东省和江苏省“双雁领航”断层式发展格局,不同省份之间的差距极大,反映了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研究,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我国省际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差距有逐渐拉大趋势,但这一趋势主要存在于个别新质生产力发达和落后的省份之间,大部分中间省份差异不明显,且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新质生产力发达省份之间的趋同现象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在与邻近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本省的新质生产力将会受到邻近省份的影响。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基尼系数计算及其分解结果表明,区域间差异是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当下导致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针对上述问题,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应该着重从统筹区域联动合作促进平衡发展,加大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引导力度,在新质生产力构成的三大指标上进行新部署等方面展开。

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大国竞争背景下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加速产业转型的新发展阶段,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动能,关系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以引领国际经济体系变革、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的,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演化升级应该包含国际竞争、国家优势和企业发展三个层面整个生产范式的转变。文章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支撑,提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构建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微观载体——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二是中观治理——提升国际竞争优势;三是宏观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章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融入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中,从转变企业发展范式、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建设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改革路径,三条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共同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注入活力,使得生产力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特质与内在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中国共产党最新的文化思想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性,为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明和标注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行动指南并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出了时代特质,坚守人民立场和政治底色、坚持宏微结合和体用贯通,并彰显了民族特性与世界眼光。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和实现了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内在发展和外在保障的统一。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有利于深刻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存在和发展的内外动因。

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新质态,是应用新技术、催生新产业、开辟新赛道、孕育新价值、重塑新动能的新型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中国突破价值链低端嵌入和低端锁定困境、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抓手,也能够促进国内价值链深化,实现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两条价值环流良性互动。本文丰富拓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与时代内涵,理清阐释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逻辑机理,探讨挖掘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现实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由科技创新推动,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致力于提升中国对整个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的控制力,加快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攀升。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新引擎,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阵地,以未来产业为策源地,发挥高素质人才的主力军作用,通过实现工序升级、产品升级和链条升级等途径推进全球价值链攀升。新质生产力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基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阵地,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支撑,以构建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协同提升为重点,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培育国内价值链的竞争力;以绿色生产力与数字生产力双轮驱动为新动能,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两部门结合为着力点,发挥有效市场的促进作用,发挥有为政府的引领作用,以人才引培制度与“链长制”为政策支撑,持续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面对当前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必须牢牢把握生产力发展跃迁的大趋势,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加快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培育新动能,把握新机遇。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能改变中国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被动局面并确保产业链安全韧性,为后发国家或地区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价值链升级方面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对中国抢抓全球价值链重塑契机下更深层次地提升竞争优势,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工智能驱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生成逻辑、运行机制与实践进路

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质变形态,体现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传统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人工智能对生产力的质性重塑集中体现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生产力要素上,即强化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引领劳动资料智能化与数字化革新,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和边界。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在企业微观层面,人工智能通过劳动要素替代效应推动劳动力需求向高技能的“脑力化”转换、人机交互模式的生产协同性赋能企业智能制造水平的高效能跃升、自动化生产的智能运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等路径实现企业生产要素配置的智能化形塑;在产业中观层面,人工智能促进传统产业数实深度融合、赋能数字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乘数增长、规模化应用重构智能产业链和创新链等途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智能化进阶;在国家宏观层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发展与应用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精准化、政府决策科学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形成了一种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实现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进化加速的新形势下,我国应进一步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驱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一是坚持科技自主创新,以人工智能优化生产要素。健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机制,培育高技能水平的新型劳动者;提升人工智能场景创新能力,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广泛应用;加快人工智能关键技术攻关,充分激活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潜能。二是加速推进产业数实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实现基础设施连接能力迭代;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人工智能的产业生态圈;探索先行先试改革,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三是建立健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助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质增效。以数字政府建设驱动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以智能赋能推动市场经济体系提质增效;以智能化发展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新质生产力:内涵、形成条件与有效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不仅对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新质生产力是由于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质的不断提升而呈现出来的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形式。新质生产力在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范畴,具有实践性、全面性、发展性的性质。新质生产力外显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上,这些构成要素质量的提升即“劳动者”素质的持续提升、劳动资料的改进与广泛应用、劳动对象的不断扩张、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管理水平的显著提升等,形成了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条件。依据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路径主要有:一是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培育世界一流企业、促进产业发展以培育高质量的“劳动者”;二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提升劳动资料及科学技术这两个要素的质量;三是建设超大规模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实现劳动对象的扩展;四是加强党的领导与培育企业家精神以实现企业管理的变革。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战略价值与实现路径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持续健康发展,把握新工业革命浪潮,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明确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及内涵,揭示其理论逻辑、战略价值和实现路径。结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背景与相关论述,文章认为新质生产力必须具有“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效低耗和环境可持续”“高品质生活和社会服务均等化”“数字赋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特征。解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所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政策环境保障,对比分析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现状,以客观把握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优势与不足。分析在内部面临产业升级滞后与创新能力不足、资源与环境约束、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政府治理效率还需提升等“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外部遭受贸易争端、技术封锁、人权和意识形态威胁、国家领土争端等“修昔底德陷阱”的压力下,新质生产力破解经济高质量发展难题的战略指导意义。进一步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为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安全保障,有助于构建坚固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稳定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两者相得益彰。最后,提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注重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从内部加强自我建设,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破除“中等收入陷阱”魔咒;打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破除“修昔底德陷阱”魔咒,支撑构建强劲有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向未来要空间:论新质生产力的经济空间逻辑及实践旨向

人类生产力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演进的过程,同时生产力的跃升发展离不开新技术变革的驱动。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它进一步凸显了科技创新在生产力质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依靠关键技术实现生产力质态跃升发展的范畴,新质生产力既实现了对生产力三要素的创新发展,也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新经济空间生产方面发挥了革命性作用。就理论基础来看,马克思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说明了生产力与创新的深层关联逻辑,为把握和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经济空间逻辑澄清了理论前提。就现实层面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深化拓展了新质生产力的经济空间逻辑向度,为创新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基于上述分析,新时代要进一步优化科创体制机制,以创新理论和体制机制为新质生产力创造新经济空间,同时要制定面向新技术革命的经济发展战略,以社会主义竞争优势和前瞻规划布局为新质生产力开掘新经济空间。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乡镇实践与发展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已经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乡镇作为中国城镇体系中最基本的地域综合体,其发展逐渐以满足人民生活为立足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展开了深刻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给全面推进中国乡镇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全力推进乡镇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须认清中国乡镇在新时代发展中的地位,深入分析中国乡镇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特征和现实基础,以探寻乡镇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基于此,文章提出乡镇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组成,乡镇是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支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引擎。进一步,文章从乡镇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条件出发,论述了乡镇在经济活动发展区、人口流动集聚区、历史文化传承区和宜居生活典范区建设上具有坚实的基础。在经济发展上,近代以来乡镇经济活动功能已初具雏形,乡镇企业的兴起促进了乡镇工业的发展,继而推动乡镇承担更多的经济活动;在人口流动上,城—镇—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更加频繁,随着乡村振兴和镇的发展,乡镇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乡镇的人口集聚作用更加突出;在历史文化上,名镇、名村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价值,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到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体现出乡镇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特色景观的营造;在宜居生活上,建设美丽宜居乡镇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在产业体系培育、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生态环境治理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针对中国乡镇发展的现实基础,文章提出推动中国乡镇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和举措。在坚持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上,要从“四高理念”出发做实中国乡镇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以扩大对外开放,实现高水平开放;以促进经济要素活力,助力高质量发展;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打造高品质生活;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探索高效能治理,以期为全面提升中国乡镇现代化发展质量、制定精准的乡镇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中国高校科技创新力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时代特征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新质生产力是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引擎,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的生产力形态,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但还存在着诸多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准确把握高校科技创新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优势,客观评价我国不同地区高校科技创新力发展水平,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章采用TOPSIS法测算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校科技创新力指数,基于空间自相关理论探究我国高校科技创新力指数的空间关联特征,运用泰尔指数分析我国高校科技创新力指数的空间差异性,运用地理探测器原理研究我国高校科技创新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校科技创新力整体还不强,创新力指数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空间自相关性显著,上海、江苏、广东、浙江等指数较高省份呈现“高-高”集聚特征,甘肃、海南、新疆、西藏等指数较低省份呈现“低-低”集聚特征;区域间差异明显,东部和西部地区域内差异较中部地区显著,东部地区内部差异逐渐缩小,中部地区内部差异先增大后缩小,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有所增大;影响我国高校科技创新力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源、经费投入等,且区域间投入存在明显差异,中部和西部地区投入不足,同时还受区域对外开放和技术需求等因素影响;内部因素交互作用强度大于外部因素,交互作用强度较大的是教学与科研人员数、科技经费当年拨入、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项目数、R&D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项目经费当年拨入、信息化水平,且信息化水平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根据研究结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为指引,从创新投入、资源配置、资源共享、政产学研合作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共同富裕研究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乡村是中国的根脉,是国家大厦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始终是一项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点关注的问题。当前,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其繁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共同富裕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路径和历史选择。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是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重要问题,就必然要聚焦于乡村场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时,乡村全面振兴不可能仅以乡村资源要素实现乡村现代化,更要从上层政策制定、下层举措落实等全方位推进乡村全面建设。通过梳理乡村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并基于乡村共同富裕发展建设现状发现,我国乡村共同富裕以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建设为着力点,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为阶段性发展目标。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依旧存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共同富裕难以有效推进;乡村生产资源要素缺乏,难以满足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要素需求;乡村缺乏优势产业支撑,乡村共同富裕建设难以切入等诸多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减缓了乡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进程。新阶段新征程,乡村发展建设现状明显难以适应现代化发展步伐,故而要从高处着眼,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现实意义,从细节入手,解除当前阻碍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现实障碍,实现乡村共同富裕。加快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加大其建设资金投入,加强其规划引导和管护,为乡村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破除乡村资源要素制约,革新村集体产权制度,优化乡村社会保障政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资源要素保障。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现代化发展,加强龙头企业对集体经济的带动作用,切实推进乡村产业化经营,打破城乡二元壁垒,实现生产资源互通共享,释放要素活力,实现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乡村振兴实际工作为切入点,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主线,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分析当前乡村共同富裕建设中的发展逻辑和现实问题,补齐短板,提高质量,以探寻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数字新质生产力何以推进共同富裕——基于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的解释

新质生产力是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发展的新动能。数字生产力创新变革传统生产模式,以技术创新驱动为核心形塑数字新质生产力,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抓手。从理论、历史与实践维度剖析数字新质生产力嵌入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阐释传统生产力迈向新质生产力的演进逻辑。理论维度上,数字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同构共生,衍生出推进共同富裕的数字新质生产力概念;历史维度上,数字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公平正义发展,平衡效率与公平关系;实践维度上,数字新质生产力耦合数字赋能扩散效应与数字平权分配正义,推动社会数字化再生产的创新,并夯实共同富裕基座。数字新质生产力语境下的共同富裕是以数字赋能“做大做优蛋糕”的价值共创与以数字平权“公平分好蛋糕”的价值共享为逻辑起点。在价值共创上,数字技术赋能经济效益升级、数字要素挖掘社会再生产价值、数字治理营造共同富裕社会新生态,制定了实现共同富裕价值共创的实践方案;在价值共享上,保障数字生产主体权能、加快数字基本服务均等化、提升城乡数字发展协同化,提升了共同富裕成果共享水平。基于价值共创与价值共享的数字化生产实践融合于共同富裕的价值指向,助益数字新质生产力效能扩散。共同富裕与数字化生产的耦合效应体现为基于数字赋能的价值共创与基于数字平权的价值共享,而以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为内容的数字化生产则锚定着共同富裕的增量与底色。数字新质生产力助推实现共同富裕需数字“赋能发展”与“平权共享”的双轮驱动:一是以“赋能”增“效能”,诉诸数字赋能的生产新模式,从迭代数字生态产业红利、升级智慧生活应用的智能红利、拓展适老化智能服务创新红利等方面放大数字红利的可及性效应;二是以“平权”稳“分配”,以形塑人本主义的数字生产理念、建构数字公益治理共同体以及优化数字公共服务共享来纾解数字红利普惠难题。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供给源动力,提升社会数字化生产效能,推动共同富裕发展行稳致远。

强制与自愿二元定位下《证券法》ESG信息披露制度的体系完善

如何提升ESG信息披露的数量与质量,是当下ESG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首要目标。现有研究主要基于ESG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弥补自愿性监管不足之逻辑,认为应加强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却忽略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价值,以及在为何加强、如加强强制性方面论证不足。首先,理论研究发现,自愿性信息披露具有强制性信息披露不可替代的优势,其灵活性更契合ESG信息披露的个性化特征,形成更有效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自愿性与强制性信息披露是不可割裂的,在制度功能、披露内容与制度构建上具有关联性、互补性。完善的ESG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强制性与自愿性的二元结合。其次,ESG的功能定位直接影响监管模式的选择。监管部门如将ESG定位为促进公司长期价值的工具,即属于公司自治范畴,采用自愿立场;如将ESG定位为社会治理的手段,往往会提升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据此,我国现阶段基于“双碳”治理的目标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保留其余信息披露的自愿性具有理论与实践正当性。再次,虽然二元监管模式定位合理,但是在具体制度建设中仍存在环境强制性信息披露监管不足、自愿性ESG信息披露激励不足的内生冲突。当前环境强制性信息披露仍然采用单一重要性原则,可能造成ESG信息披露供给不足以及难以应对“漂绿”现象;在法定环境信息披露事项上,也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自愿性信息披露则存在激励不足的现象。上市公司可能因为ESG信息披露承担监管风险,但却无细则与免责事由指引如何避免。最后,在制度优化上,监管强化存在引进双重重要性原则以及增列强制性信息披露事由两条路径。但考虑到双重重要性原则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与证券法投资者保护利益的根本性冲突,现阶段统一法定环境信息披露标准较为合适。另一方面,证券法可以增列与环境有关的公司治理结构披露事项,以与环境法信息公开相区别。激励强化存在引进预测性信息安全港以及细化指引两条路径。但考虑到国内并无预测性信息安全港的相关规则,立法成本过高,因此现阶段细化自愿性ESG信息披露较为适宜。

新竞争优势导向下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双向直接投资对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价值链攀升至关重要。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双向直接投资持续活跃,不仅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能够在技术引进、效率提升等方面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有效赋能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西部陆海新通道强调从经济、高效、便捷、绿色、安全五个方面进行高质量建设,在重新布局和整合国内外物流通道、新型基础设施赋能和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形成了新竞争优势。因此,围绕新竞争优势导向下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价值提升、短板分析以及实现路径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0—2021年中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10省份的双向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研究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及其溢出效应。首先,通过分析国际贸易新竞争优势,识别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直接投资提质增量的关键因素。然后,从通道物流效率、贸易便利化水平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个方面分析双向投资高质量发展对西部陆海新通道新竞争优势的提升作用。其次,从“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对双向直接投资的时空演进特征和区域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找出西部陆海新通道10省份双向直接投资短板。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投资高质量发展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研究表明,就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10省份而言,双向直接投资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存在短板。与中国东部和中部省市相比,其数量短板主要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总量较少且增幅较小、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慢且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质量短板主要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负面效应突出、产业结构升级助力不明显、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三方面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偏低、政府支持和引导不足两方面。根据研究结论,建议依托贸易便利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核心物流枢纽区位优势、培育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核心竞争力、以规模效应带动要素资源高效聚集与流动实现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直接投资提质增量。

从“第二个结合”看“第二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与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取得的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西文明视角考察“革命”到“自我革命”概念史生成源流,“革命”一词本义就体现了“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与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实现新的社会建设运动的西方资产阶级传统“革命”观念不同,“自我革命”承接了马克思主义重构经济结构的内涵,更强调革命主体从自我内因角度出发接受革命性锻造。“党的自我革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革故鼎新”“自省克己”“民为邦本”“正身率下”思想与内涵高度契合,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厚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对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作出战略部署。这“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既有宏观层面的目标任务、顶层设计,也有落细落实、重点突出的方式方法;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我们从“第二个结合”看“第二个答案”,领悟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理论内涵与实践进路,要从“第二个结合”视角,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所蕴含的重大创新观点、科学方法和重要战略部署,更加自觉主动地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升级的影响

县域作为我国经济功能完整、运行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在经济发展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下,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仍旧处于较低的水平,存在产业发展严重依赖于传统工业与农业、数字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等多重掣肘。县域产业升级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合理的技术应用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县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此背景下,探讨数字乡村建设是否会影响县域产业升级,通过何种渠道来影响,这种影响效应又是否会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异质性,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关于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由于变量度量指标、样本观测期、理论基础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将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县级层面相关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得到2018—2020年涵盖中国1094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总效应,并进一步开展了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效应讨论。实证结果表明: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在进行内生性问题、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剔除特殊样本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提升居民创业活跃度和收入水平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中国东北、中部地区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更为明显。综合以上结果,文章提出了继续推动县域地区数字建设水平和数字应用水平、加强县域居民数字素养的培养、激发数字乡村建设的就业促进效应、发挥数字技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等政策建议。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运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科学且直观地衡量县域数字建设水平,以县域这一更加细微的尺度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丰富现有研究,为政府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指导。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涵特征、重大意义和推进策略

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全球产业竞争,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我国亟需尽快优化调整重大生产力布局,在广大中西部内陆腹地拓展战略纵深,夯实国家安全基石。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战略构想,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保障我国国家安全创造了条件。“国家战略腹地”是相对于前沿地区而言,能为前沿地区提供强大支撑的战略后方,主要是指围绕我国东部沿海起着稳定后方并服务国家战略安全的中西部内陆城市群或相应地区。“国家战略腹地”概念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是党中央从国家发展大局去考量和谋划的,相比其他重大区域战略,国家战略腹地具备地理区位的枢纽性、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创新发展的引擎性、城市文化的凝聚性等基本特征。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史看,“三线建设”“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了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维护“大后方”的使命任务,国家战略后方作为新时代“大后方”概念,在新时代语境下自然也被寄予历史重任。进言之,加快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当前应对百年大变局的应有之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乘势之举和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破题之策,唯有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才能把握战略主动。为把战略决策和预期目标变为现实结果,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必须系统推进。通过完善战略规划顶层设计、统筹战略物资储备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支撑、打造战略产业备份基地和建设战略运力空间网络,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不断推进新时代大后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建设。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持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程度不断深入,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是否具有优良的减贫效应,减贫效应是否会因国家属性不同而产生异质性的影响,这种减贫效应又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机制来传导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63国的面板数据,依照所属区域大致将沿线63个国家划分为六大板块,构建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并采取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探索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东道国贫困率的成效显著,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拉力”,显著地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减少。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减贫效应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区域偏向性,也不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为绝对界限;以“是否布局有孔子学院”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文化距离的远近,在“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效果更为优良,而对于“文化距离远”的国家影响并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挥减贫作用的过程中,就业创造与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的功能,通过这两种机制,东道国经济的自生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通过创造就业岗位与完善基础建设“双渠道”,提升东道国的自生能力,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发展步入良性循环。通过关注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地挖掘贫困地区潜在市场的比较优势,来实现自主减贫。与“输血式”减贫相比,这种“造血式”的减贫方式以提升自生能力为导向,更为有效而持续。为避免模型中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原结论仍然成立;为保证文章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采取分别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以就业岗位创造为本、以人才培训为源、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促进减贫合作。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研究——基于涉农企业的实证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为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的可能和路径。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0年市级数据与中国涉农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该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影响效果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等机制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更大,对加工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于养殖种植业企业更大。传统金融发展越好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总体而言,在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逐利性”大于其“普惠性”。文章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解决涉农企业融资难题、助推农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第一,要继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涉农企业提供数量众多、业态丰富的新型金融服务;第二,涉农企业要积极进行信息披露,减小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拓宽自身融资渠道;第三,要加大对落后地区和经营养殖种植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和资源倾斜,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