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

从招生规模看,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占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高等职业教育主动适应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采用熵值法测算我国各省份2014—2021年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数,通过Moran’s I检验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等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维度的空间作用机制、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空间分布上都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高等职业教育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在东部地区呈现显著正向直接效应,西部地区呈现显著负向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高等职业教育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在西部地区还具有显著正向间接效应。建议从宏观层面构建层次分明、有序衔接的职业教育发展格局,从中观层面加强职业教育区域协同发展,从微观层面落实产教融汇、丰富专业群建设内涵。

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为支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基石形成的高效能、高质量生产力,具有更显创新性、更具数字化、更富跨越性、更重高质量等时代特征。新质生产力与教育发展有着双向驱动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引发教育理念、目标、内容、方式、体系和治理的系统性变革;另一方面,教育通过促进劳动力再生产提升新质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促进知识再生产升级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要素和积极变量。随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亟待促进教育理念的更新、培养模式的升级、供需匹配的优化以及国际链接的畅通。基于问题提出四个方面建议:一要坚持系统观念,树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统筹推进的“大教育观”;二要坚持协同创新,以产学研深度融合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三要坚持动态调整,促进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供给侧与产业结构需求侧协同发展;四要坚持对外开放,加快建成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科教融汇何以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出“三融”策略与职业教育类型优化,其中科教融汇的提出标志着教育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策略从高等教育向职业教育延伸。作为一个全新的教育理念,科教融汇在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方向中占据核心地位,通过理念、体系、实践、应用、文化5个层面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实现从教育理念到实践的全方位变革。在理念层面,科教融汇驱动职普融通结构性变革与价值重塑,体现为教育理念跨界整合、认知模式多维度突破、知识观念革新跃升以及教育目标重构。在体系层面,构建“教学—科研—产业”三螺旋模型的产教融合生态系统,实现教学科研协同、科研产业互动、专业产业融合,促进三螺旋协同进化,形成自适应创新生态系统。在实践层面,科教融汇聚焦人才培养难题。作为人才培养的一种新模式,科教融汇的核心是能有效应对人才培养的复杂挑战,聚焦教育科研链式融合与优化、智能分类体系构建、全链条协同创新平台搭建以及终身学习体系的前瞻布局,构建一种集知识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升级于一体的生态系统,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动态适应、个性化和前瞻性的解决方案。在应用层面,科教融汇引领科技创新及国际化应用。在文化层面,科教融汇重塑职业教育形象。作为动态实践哲学的典范,科教融汇引领教育与科技在操作层面紧密融合与互促发展,从5个方面系统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新方向:促进“三融”融合,统筹“三教”协同创新;立足引擎驱动,推动职普融通;赋能“四链”衔接,深化产教融合;彰显时代特征,开辟发展新赛道;着力制度变革,形塑发展新格局。

思政课叙事的数智赋能与优化路径

在社会加速数智化转型的背景下,思政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抓手,需要对这一趋势进行积极回应,从而实现由课程内容的简单“叙述”走向结合技术的多样“数叙”。通过数智技术的运用,思政课的课堂环节推进以及课程目标实现能够得到多维赋能。就前者而言,课堂教学将更加丰富生动、师生互动将实现精准双向、课后评估更加全面客观;就后者而言,党史史实能够被跨时空地生动传授,制度自信能够沉浸式地交互养成,道路价值能够跨领域地被多元、有效感知,时代发展也能在融媒体的形式下被实时、多样叙述。面对数智赋能的趋势,思政课叙事中也应当坚守特定的原则,具体而言包括对技术伦理准则、教学活动目标、学生主体地位、课程育人功能以及科学考核体系的坚守。因此,就思政课叙事的变革优化路径而言,需要以中国特色思想支撑技术伦理准则,以整合多重媒介实现教学活动目标,以数智叙事方法强化学生主体地位,以生活化的手段确保课程育人功能,以智能评价机制充实科学考核体系。

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高深知识生产、技术元素整合与产业技术突破

作为普通生产力的进化,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构建了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中国路径。高深知识生产、技术元素整合和产业技术突破是新质生产力生成的3个关键环节。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为依托,表征为新的市场需求的创造与满足,以及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其关键在于高深知识生产质量的提升、技术元素的充分整合以及产业技术实现从0到1的突破。新质生产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面临高深知识生产的难度增加与成本升高、产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叠加影响、追赶效应与趋同理论支配下的国家发展瓶颈等困境。以新质生产力应对剧变中的世界秩序,需要考虑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复合型结构与自我进化能力,技术元素的自我生成、自我发展和自我增强,以及创新生态的自适应性与多中心结构等因素。面对正在进行的新型工业化革命,需要建立一个面向未来的、能够将高深知识生产与产业技术突破深度融合且不断自我进化的创新生态系统,进而突破传统的消费、信贷以及货币政策驱动的生产与分配模式,在国家层面构筑一个超大型、稳定有效且具备价值提升能力的资产组合。高等教育应当成为政府和社会“永不退出的价值投资”,在世界经济整体下行的经济周期内,国家和社会更应当加大对高等教育的综合投入:根据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带的内生需求以及新型知识生产模式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集群和学科集群;基于技术要素流动与整合构建新型高等教育创新与激励机制;形成科技革命的回馈循环机制,将高等教育打造成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环节。

差异教育:撬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阿基米德点”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浪潮下,拔尖创新人才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发挥着愈加关键的作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自然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的主要任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仅事关国家重大战略方针的贯彻,还是新时代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实现人才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抓手。差异教育作为一种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并发展差异的教育模式,分别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理念、方法与评价上的支撑,是撬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阿基米德点”。具体而言,以“差异育人”为中心的差异教育理念承认并尊重个体具备的不同优势、天赋与潜质,让教育者明白每个学生都可以在自己的创新领域成为“拔尖”人才;以“因材施教”为核心的差异教育方法,打破传统教学“设定标准”和“定向加工”的方法原则,契合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让每个学生都能长善救失,获得最佳发展;以“人尽其才”为主的差异教育评价标准,通过“多把尺子”为更多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发展机会,促使拔尖创新人才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为此,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过程中,教育者有必要有机融入差异教育的理念主张,通过树立“尊重差异”的培养理念、创设“发展差异”的培养模式以及探索“多元包容”的评价体系,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差异教育支持。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治理:多重效应与治理效能转化

当人工智能与大学治理相遇后,数字化不仅成为提升大学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还成为推进大学治理创新和制度变迁的重要途径。根据大学制度的层级结构、治理结构的复杂性程度以及治理事项的数字化程度,建构制度嵌入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大学治理的解释模型,并借此模型着重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影响的多重效应及其治理效能转化机制/过程。研究发现,在制度嵌入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共同影响下,现代大学治理随着大学制度外显性的不断加强而愈显复杂,在此渐进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也就愈加微弱,由此产生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影响的多重效应及其治理效能的不同转化和提升机制:大学治理结构的复杂性程度越低,大学制度的层级结构越低,治理领域可数字化的程度就越高,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积极效应越显著,大学具体制度得以更迭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愈容易借助“技术—制度”协同机制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大学治理结构的复杂化程度越高,大学制度的层级结构越高,治理领域可数字化的程度越低,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抑制效应越明显,其所依靠的(部分)基本制度和基础制度被替代/更迭的速度越慢,而被同化的可能性越大,也就越容易走上模仿西方大学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为此,一方面,要注重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积极效应,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大学常规性治理、(部分)决策性治理的积极作用,通过大学具体制度和基本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标准化建设和精细化发展;另一方面,要警惕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带来的潜在危险,充分考虑现代大学的组织特性,避免过度技术化而导致大学治理中技术应用的无限拓展和无序泛化。

基础学科对教育强国的战略支撑及其实现路径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中之重。学科是系统性的知识体系,也是大学的基层组织基础,是大学实施人才培养与科研活动的基本单元。基础学科作为以基础科学知识为研究内容的学科类别,是开展基础研究并产生原始创新成果的重要土壤,通过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和科研创新等途径对建设教育强国发挥战略支撑作用。实现基础学科对教育强国的战略支撑,需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加强高校有组织基础研究能力建设;鼓励学科交叉融合,强化基础学科跨域协同创新能力建设;提升学科管理效能,持续深化对基础学科建设规律的认识;加大资源投入,确保基础学科发展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潘懋元先生的教育家精神

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因素,“教育家精神”被视为引领教育事业不断前行的核心力量。通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与案例研究方法,全面梳理潘懋元先生在长达87年的教育生涯中所形成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成果。研究发现,潘先生的教育家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开拓创新、奋斗不息的精神;勇立潮头、与时俱进的精神;投身教育、无私奉献的精神;以生为本、大爱无疆的精神;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精神。这些精神特质共同构成其深邃而独特的教育家风范,不仅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树立了典范,更为新时代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导。潘先生的教育家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坚持立德树人,提高教师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坚持育人为本,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创新实践;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系统传承和弘扬潘懋元先生的教育家精神,将有助于新时代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推动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

五螺旋框架下高校参与区域科技创新组态效应研究

高校是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对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具有支撑性和引领性。利用五螺旋创新理论框架,探究政府支持、产业基础、学术能力、公众需求、创新环境等关键要素影响高校参与区域科技创新的前因条件和交互效应。对比我国31个省份组态效应,结合NCA和fsQCA方法,发现高校参与区域科技创新具有“多重并发”特征。高校参与区域科技创新没有绝对最优路径,只有相对最优路径,不同驱动路径之间存在差异性和等效性。政府支持、产业基础、学术能力、公众需求、创新环境之间不同组态形成了3条高区域科技创新路径和4条非高区域科技创新路径。3条高区域科技创新路径分别是政产学公众联合导向型、政产公众环境联合导向型、产学公众环境联合导向型;4条非高区域科技创新路径分别是产业缺失型、政环境缺失型、政产环境缺失型、学术环境缺失型。其中,政府组织协调职能、持续稳定的公众参与机制和区域内部规模化创新环境有效促进了高校内部创新活动与区域整体要素资源的结构性契合,增加了不同驱动路径之间的等效转化机会。为此,不同区域应依据产业资源禀赋特点和高校发展特色,科学调整高校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的协同嵌入形式,从单一优化转向组态耦合,实现多重条件的组态优化。以新型举国体制为主线持续推动科教融汇、产教协同,激活公众创新基因和区域创新势能,不断提升高校参与区域科技创新的能力。

论高质量高等教育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高质量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是推动高质量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新时代,加快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对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高校自主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高质量高等教育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其构建原理,即必须始终以立德树人为评价根本、以师德师风为评价核心、以创新创业教育成效为评价重点、以科研创新为评价抓手。其次是遵循这些原理确立工作原则并构建指标框架,即依照价值性原则、系统性原则、规范性原则与主动性原则,构建起以高等教育一般发展能力、高等教育满足社会需求能力、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引领能力为一级指标,内含整体规模等8个二级指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34个三级指标的评估指标体系。通过评估指标体系建设,为全面系统地构建我国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提供科学依据,指引高等教育未来的前进方向。

走向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光明未来——评《应用型院校专业集群实践探索》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形成了涵盖应用型本科、职业本科、高职专科等教育类型和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注重实践操作和职业能力培养的丰富多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常熟理工学院顾永安教授等著的《应用型院校专业集群实践探索》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和实际操作指南。一、直面区域行业产业的人才需求该书为我们揭示了应用型院校如何围绕地方产业链与创新链形成特色专业集群,从而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高质量发展:困境与策略——基于重庆市高校的调研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高质量发展,既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也是服务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培养引领与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创新人才的关键。研究设计自制问卷,采取非概率随机抽样和典型代表选取相结合的方法对师生开展调研,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从调查结果看,师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质量基本持肯定态度,但也认为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重庆市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尚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共性问题。具体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存在专业发展不平衡、课程设置参差不齐、教材使用不够规范、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等问题,不能适应当前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制定“重庆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升专业整体能力;组织编写重庆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基础教材,强化专业基础规范;优化重庆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提振人才培养质量;切实抓好重庆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高质量发展学习研讨,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发展格局,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高质量发展。

高校网络文化成果评价政策执行困境与改进策略

在“互联网+”和“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双重背景下,我国不少大学制定了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意在鼓励大学教师创作优秀的网络文化作品,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政策本体、目标群体、执行主体和政策环境4个维度分析了案例Z大学“网文”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境。就政策本体而言,“网文”政策本身存在合法性、科学性和操作性不足的问题,影响“网文”的政策执行力度;就目标群体而言,教师所感知到的“网文”创作实际收益有限,对“网文”的不信任、缺乏“网文”创作的时间与精力以及“网文”创作能力缺失,影响“网文”的政策执行效果;就执行主体而言,相关行政部门动力不足、协调机制不畅,影响“网文”的政策执行效率;就政策环境而言,外部舆论环境的不友好和“网文”创作蕴含的社会风险,对“网文”政策执行产生了阻滞效应。高校“网文”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境,核心在于“网文”的认同问题和认定问题没有厘清。认同问题源自学界的思想观念尚未及时转变,仍持一种传统的学术观;认定问题源于学术影响力(传统的科研出版物)与社会影响力(网络文化成果)之间难以进行等效评价。要化解“网文”政策执行的困境,仅仅着眼于政策本体、目标群体、执行主体和政策环境是不够的,还需要深层次地解决“网文”的认同问题和认定问题。为此,应改变学术文化,重塑学界对“网文”的认知;分类评价,设立公共传播型教师岗(针对长期致力于“网文”创作的大学教师);完善激励机制,加大“网文”创作的物质与精神奖励(针对偶尔创作“网文”的大学教师)。

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学习习近平《论教育》笔谈

最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出版了习近平同志的《论教育》,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至2024年关于教育的重要文稿47篇。这部专题文集围绕教育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杨德广教育家精神的基本特征、内涵意蕴与实践底色

教育家精神作为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通过鲜活的个性表现出来。从教师群体中挑选出杰出代表,通过阐释个体教育家的精神,可以生动地表现教育家精神的共性。杨德广教授是教师群体中涌现出的教育家,是教育家的杰出代表。以杨德广教授的典型行为实践为支撑,基于学术逻辑推演出杨德广教育家精神的基本特征、内涵意蕴与实践底色,讲好优秀教育家故事,对杨德广教育家精神进行叙事描述与分析,能够更好地展示教育家精神的“杨氏风格”。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杨德广教育家精神的关键特征,勤奋好学是杨德广教育家精神的显著特征,以人为本是杨德广教育家精神的本质特征。杨德广教育家精神呈现价值理念、思想观念、道德信念的内在统一,内蕴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的统一、创新思维与宽广视野的统一、自律意识与浓厚爱心的统一。杨德广教育家精神具有实践性底色,实践是杨德广教育家精神的来源,实践探索为杨德广教育家精神的形成提供不竭的动力。以杨德广为典型案例,阐释个体教育家精神的基本特征、内涵意蕴与实践性底色,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超越认知:社会情感学习的认识论基础

教育发展须在综合以往教育优势,摒除其已有缺陷的基础上前行。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要基于新的历史起点,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长远变革发展。这种发展的基础就是要超越中国教育长期存在的过于注重教书而育人不够,超越过于关注学生的认知发展而忽视其社会性发展的偏向。鉴于当前社会现实基础已由关注外在的自然转向社会的世界,而对人本质的理解已由理性的确认转向社会性关系的构建,这就要求教育定位须由只注重认知转向关注情感的培养,关注学生个人自主发展和社会性适应得以提升的社会情感能力。为此,基于时代赋予人发展的更多的内在规定性,应超越当前教育存在的片面强调知识传授的功利化取向,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乃至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基于人的全面发展而努力彰显教育的完整性,应注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激发人与自我、他人和社会关系向好的正向力量,构建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促进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

基于问题导向的研究生课程研究——评《研究生课程:现实问题与改革策略》

课程学习是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备环节,在研究生成长成才中具有全面、综合和基础性作用。重视课程学习,加强课程建设,提高课程质量,是当前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组成专门研究团队,集聚汪霞、刘贵华、宗晓华、吕林海、孟照海、孙俊华、操太圣、张海军、杨素红、汪雅霜和师悦等一批学者的集体智慧,形成《研究生课程:现实问题与改革策略》一书,对国家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特别是对培养单位的研究生课程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

以大数据技术激发高等教育信息化改革的内生动力——评《教育数字化:区块链技术与实践》

高等教育信息化改革不仅是实现教育公平和提升教育效率的重要手段,还是高校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实现教育公平和提升教育效率的战略选择。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引入大数据技术,应用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成果优化教学理念、过程和方法,不仅有利于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还为进一步拓展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空间提供了内生动力。

教育研究中的时间视角:简历分析与传记研究讨论

基于现象学中的视角原理以及对时间本质的初步分析,将时间分为公共时间(钟表时间)和个人时间,并提出公共时间和个人时间之中都有横向和纵向视角,现象会在各个视角显现。横向和纵向4种视角的互补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现象”和“真”。简历分析基于个人时间纵向视角,其局限在于个人时间所嵌入的公共时间需要接近线性。古典时间观是线性时间观,现代时间观是非线性时间观,瞬间是时间非线性的拐点。由于瞬间的存在和非线性的个人时间,对重大的、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创新或范式跃迁所涉拔尖创新人才,单独进行简历分析需要谨慎。从方法论层面对简历分析和传记研究在时间中的本质进行把握,简历分析和传记研究的互补推进方能促进教育学想象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