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新妙绝:日本江户诗坛的宋诗接受——以七绝选本为中心的考察

江户后期诗坛,为了对抗蘐园古文辞派的因明学唐的伪唐诗,宋诗派领袖人物山本北山提出宋诗清新主张,并选定宋三大家诗歌作为清新诗风的代表。北山子山本绿阴、弟子大窪诗佛编选《宋三大家绝句》(1803),北山作序推广,风行日本,是为诗坛宋诗接受的标志性事件。由是带动了宋诗派另一领袖人物市河宽斋编选续编《三家妙绝》(1807),宽斋成名弟子大窪诗佛、菊池五山、柏木如亭作序跋推广。大窪诗佛、菊池五山更绍继其师,编选续续编《广三大家绝句》(1811),宽斋作序推广。连续编刊的三大家七绝,承载着清新性灵的宋诗学旨趣,矫正模拟剽窃的伪唐诗,推动了江户诗坛的宋诗兴盛。柏木如亭亦绍继乃师,编选《宋诗清绝》(1813)、《续宋诗清绝》(1846),将“清绝”作为了选本之名,选诗旨趣承袭北山、宽斋之清新,将选诗目光扩展到了三家之外的宋代七绝,但多选江湖诗人,选诗诗家增多,格局反趋卑狭。

吟咏情性的宗旨与变风变雅的传统

《毛诗·大序》在其整体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吟咏情性”之说,用来解释变风变雅。《诗经》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变风、变雅之上。虽然历代王朝雅颂继承《诗经》的雅颂传统,诗人们也提倡正风正雅,但是中国古代文人诗史的主流为变风变雅。汉魏晋文人诗是在王道变衰、风衰俗怨的现实背景中发生的,所以虽然汉魏诗以言志为本,但其创作的性质实为变风变雅。东晋至南朝,吟咏情性之说流行,但发展至齐梁的绮靡之风,实是失去了吟咏情性的宗旨。唐代诗学回归《毛诗·大序》的纲领,以别裁风雅正变为基本的诗学思想,唐诗创作的主体在于变风。情性说在宋代与义理相融,上升为一种诗歌本体之论,宋诗的主体,具有变雅的性质。整个中国诗史,王朝政治与诗学正变,有一种循环出现的规律性表现,即王朝初期以雅颂、雅正为主,但此期一代诗风并未形成;其一代诗风的形成,多是在王朝中后期变风、变雅的时期。

拟感、知觉场与“笛卡尔妖”--威廉·吉布森“矩阵三部曲”中的赛博空间解析

在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所假设妖怪的骗局中,包含了一个特殊的超自然的知觉场,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知觉的显现与实物的缺场、知觉场的封闭性与被操控性等。威廉·吉布森在“矩阵三部曲”中通过拟感技术在赛博空间中“复现”了这一知觉场。它不仅将存在于理论中的假设性骗局引入现实维度,而且体现得更为丰富直观。赛博空间以“笛卡尔妖”同样的套路对人们的感官认知与理性认知构成系统性欺骗:知觉显现的“真实”造成人们感官认知的“轻信”;知觉显现指涉的不确定造成理性认知的陷阱,赛博空间的重新编码不断营造“数字复魅”的世界。资本推动之下,拟感技术与赛博空间全面渗透进日常生活,使得这一骗局进一步社会化并控制人们的认知行为,对人类正常认知造成破坏。于是,笛卡尔的怀疑精神再次显示出其在解决认知问题及批判资本主义幻觉政治方面的启迪意义。

主持人语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认知能力、精神文明品质和现代文明素养,对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争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从“五四”以来一直受到西方话语的束缚。

深切缅怀卢烈红教授 永赓章黄学派学术精神--主持人语

先师卢烈红是武汉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195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2023年1月13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于武汉,享年六十有四。卢烈红是著名语言学家,曾任湖北省语言学会会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毕生致力于汉语语法史、训诂学、方言的研究与教学,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武汉大学文学院是章黄学术传承的重镇,卢烈红是章黄学术的重要传承人。

《史记》考证五则

《史记》流传时间久远,篇幅丰富,至今还留存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疑难字词问题,例如:“禁不得祠”中,“禁不得”乃一语义复现结构,“禁”可与各类否定词,组成语义复现形式;“乃循从代来功臣”,“循”确诂为“安慰、抚慰”,不必从《汉书》异文改为“修”;“铸钱器”,“钱”当是“铁”的讹字,义为“铸造铁制器具”;“且夫楚唯无强”,“唯无”是文献中常见结构,表示一种假设情况;“数见不鲜”中,“鲜”指新杀的肉食,非指人际关系的新鲜感。以上五处需要回到当时语言环境中,通过足量的书证归纳,运用考察分布等方法,给予更加准确的解释。

宫观官制度与南宋前中期信州文人群体

宫观官制度对宋代士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他们的退居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促进了地域文学的繁荣。南渡初期,吕本中与曾几先后领任宫观官寓居上饶,在他们的吸引下,信州一带的文人士大夫时常聚饮酬唱,形成了颇为闻名的地域文人群体。南宋中期,赵蕃监南岳庙闲居玉山30余年,接续吕、曾倡导的文化精神和文学传统,与当地耆旧诗人往来频繁,成为信州文人群体的核心人物之一。与此同时,辛弃疾因罢官而主管冲佑观赋闲带湖和瓢泉长达20年,其信州诗词透露出闲逸自适与愤懑不平交织的心态,塑造了人生最后阶段的双重自我形象:赋闲归耕的“稼轩居士”和壮志未酬的爱国文士。

从网络评价语料库看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的重塑效果——以《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人物形象英译为例

金庸的长篇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塑造了一系列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具有“英雄史诗”风格。以“豆瓣读书”和“好读网”上中英文读者对《射雕英雄传》的网络评价语料为基础,自建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评价语料库,通过比较中英读者对《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人物形象特征评价的异同,会发现英文读者对郭靖的某些性格特征的评价趋于扁平化,反映了郭靖人物形象在英译本中的重塑效果。英文读者对人物形象中蕴含中国特色的异质文化要素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因此,在英译过程中译者应采取语境信息充实的翻译策略,适当为英文读者补充所缺失的语境信息,让读者以此为线索,推理出异质文化所传递的隐含意义,从而使读者对郭靖人物形象的解读更为丰满,以进一步提升翻译质量。

明清小说俗写札记二则

研究汉语史需要运用古籍材料,而文献中存在俗字的问题,有的俗字与另一个词的写法刚好同形。明清小说有的“爷爷”的字面来自“爹爹”的俗写;“抖”字一个字形,在不同文本中可能记录的是多个词,必须灵活处理。“纠”“抖”字在具体文献中有不同的字词对应关系,从中可看出古籍文献字用的复杂情况。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刘赜评传》:在中国语言学星空中寻找那颗璀璨的星

刘赜是我国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汉语音韵学、文字学、训学及方言学等领域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卢烈红、谢艳红合著的《刘赜评传》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刘赜生平履历和学术贡献的著作。本文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刘赜评传》一书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也指出了《刘赜评传》的若干不足,分析了该书在中国语言学史和发展当今中国语言学中的价值。文章还连带探讨了评传这一文体的来龙去脉以及撰写理想的评传的基本要求,并对当下社会评传撰写中的不正之风提出批评意见,旨在完善评传这一文体的撰写。

俄罗斯对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翻译和研究

相较于中国古典戏曲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在俄罗斯的翻译更少,但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既有数量可观的单篇论文,也有专论元杂剧特点、明杂剧历史的专著,甚至出现了专论戏曲演出的著作,所论内容涉及中国古典戏曲的起源与发展、创作与批评、角色与演出等方面。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史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研究持续时间最长;对戏曲创作和批评理论的研究较晚,大概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到国内《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出版的影响开始的;关于角色和演出的论述不多,但也有少数汉学家长期深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中国写作理论元范畴“辞”论纲

“辞”是“司”的后起分化字。西周青铜铭文中“辞”与法律诉讼有关,本义为“讼辞”。东周“辞”引申出普通言辞的意义,孔子提出“修辞”概念,诸子共同建构了修辞伦理、修辞技艺和文体三位一体的修辞学说。修辞学术以语言为中心探索了怎样思考、如何表达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工具性。“辞”成为一个跨界语言学、逻辑学、修辞学、文体学的重要范畴,被提升到理论层面予以反思和研究。这是中国写作理论元范畴“关键的一跳”。秦汉以来“言文分离”,随着诗文书写日益发展,表意单位为篇章且基于书面文辞的“辞章”概念产生。先秦修辞学演化为汉魏六朝辞章学,后者追求作品的辞藻、辞趣,偏向语言风格旨趣,窄化了写作学范围。如何赓续传统,继往开来,推进全球视域下21世纪中国写作学术的繁荣与发展,由“辞”进入,当能另辟蹊径。

依时序跨文体:苏轼作品阅读方式的一种尝试

苏轼喜欢对同一主题进行跨文体创作,即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件事用不同文体多角度表达他的看法和感受。因不同文体承袭不同传统,有其自身套路,难免影响作者处理话题的态度和格调,这在以往常被忽略,对此有必要尝试依时序跨文体重读苏轼作品。苏轼散文体的尺牍、题跋和杂记的数量庞大,是其作品中被忽视的宝藏。通过对苏轼诗与非正式散文文体差异的多重考察,探讨不同文体对作家表现同一事件方式的影响。对于苏轼在不同文体中处理相同主题或事件,不能简单解释为作家热衷在每个新作中都变换手法和方式。文学形式本身,或者至少是苏轼使用它们的方式,对结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当苏轼从一种形式转向另一种形式时,参照系随之改变,他对主题的处理也随之改变。

《雷雨》复数故事系统的生成及意义指向

话剧《雷雨》中有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层层叠叠的故事系统。其生成涉及从“五四”到20世纪30年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多个层面,如个性解放、阶级斗争、文化时尚、旧家庭的恶习残留和人性错乱等。这些故事源头复杂,既涉及中西文化传统,也涉及时代语境。作家曹禺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运用三角恋爱叙事、家庭戏、法庭审判叙事、戏剧巧合、人物身份背景模糊化、年龄漏洞和互文等方式,将本来散乱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当时社会各个层面的文化现象,在“家庭”格局下,收集、整理、剪辑、连缀、凝聚为一个以双重乱伦故事为树干,以其他故事为枝杈的层次丰富的故事树。这个复杂的故事树及其折叠艺术,所体现的伦理指向是复杂暧昧的,并远远逸出创作主体的把控。

“未完成”中的丰富可能性——关于老舍《正红旗下》的讨论

《正红旗下》是老舍在1961至1962年创作的自传体小说,虽然并未写完,但其在语言风格、叙事节奏、情感表达以及对民族议题(特别是旗人身份)的探讨等方面都呈现出了丰富的可能性。小说的“未完成性”因此可被视为文本内部的问题,而非完全由外力所致。《正红旗下》不仅是老舍对自己和家族的纪念,其中也隐含着大历史的总体性框架,是反思旗人的历史能量与身份认同等议题的珍贵文本。

思想修辞论

“思想修辞”,作为一个原创性概念,受到中西方“修辞学转向”的启发与影响,并在出现时段上与其有所重合,但又有自己的思考路径与内在逻辑。它试图在语言修辞之外探讨一种思想层面上更为广义的修辞现象。所谓“思想修辞”,就是运用修辞的方法、手段来进行思维和思考,或是在思想、思维过程中带有修辞的痕迹和影响,凡具有这些特征的思维活动,皆可称之为“思想修辞”。“思想修辞”研究,就是要探讨修辞如何在思想、思维层面产生、存在并发生作用。这一命题产生的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修辞”的结果。在此,核心概念与思维方式同时诞生,命题与方法互为因果。思想修辞是一种“隐性修辞”,渗透、贯穿于一个个创新思维的过程之中,有极大的研究空间。思想修辞还注重理论研究的技术维度,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和可操作性。研究思想修辞,提出核心概念固然重要,但更为要紧的是要像语言修辞有自己的“修辞格”一样,确立自己独立的研究范畴。将“思想修辞”置于学界“修辞学转向”这一大系统中进行观照,或有启发与新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兼性阐释视域下的大学通识教育——马一浮“六艺论”学科观平议

马一浮的“六艺论”学科观在近代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独树一帜。在兼性阐释的视域下重新审视马一浮“六艺论”学科观,其长处是“学”兼中西与“史”兼正变。前者指“六艺论”兼和了国学的“六艺代四部”与西学的“六艺统摄西来一切学术”,后者指“六艺论”既基于“四部之学”和“西学中源”两种受西学“冲击”而“反应”的近代学说,又是对它们的“反应之反应”,二者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世界文明关怀。不过,“六艺论”学科观片面强调“六艺”的权威地位,因此陷入了封执己见的误区,由“兼和”走向了“偏执”。马一浮“六艺论”学科观对于大学通识教育的当代价值,在于如何重建“经典中心”,如何重塑“兼性思维”。

语图转换中的“山乡巨变”——论贺友直对《山乡巨变》的连环画改编

贺友直根据周立波小说《山乡巨变》改编的同名连环画,在以图释文的艺术转换中,寓乡村风情于社会变革,运用“明显强烈的处理手法”,凸显人物在外貌、身份和性格等方面的主要特征,成功塑造了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盛佑亭、陈先晋、王菊生等一批新型乡村干群形象。贺友直善于在连环图像叙事中“做戏”和“制造情节”,将充满政治指涉的社会化内容纳入乡村家庭伦理生活叙事,生动再现了合作化运动给山乡人物带来的巨大影响。画家在以传统线描笔法构设山乡风情的同时,赋予山水风物以鲜明的时代蕴含,在原本紧张峻切的时代氛围中营构出轻松活泼的诗意空间。

理论创新与现代汉语语法学话语体系构建

现代汉语语法学话语体系是一个基于中国特色现代汉语语法学学术体系而形成的表述系统,包括议题、概念、范畴、术语、命题、判断等,可分为显性话语体系和潜性话语体系。理论创新在现代汉语语法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占有关键地位,能够开拓新议题、推动议题发展,为标识性概念的凝练提供关照,为话语资源的吸收提供视角。现代汉语语法学理论创新需具备时代性、民族性、主体性和原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