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犯罪问题》征稿征订

《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创刊于1982年,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管(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1509;国内统一刊号:CN31-1193/D),是我国公开发行的,以刊发有关青少年犯罪、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学术性期刊。杂志多次获评或被遴选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扩展版)、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社会科学卷)、《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来源期刊、人大《复印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上海市高校优秀社科期刊等。

《青少年犯罪问题》征稿征订

《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创刊于1982年,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管(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1509;国内统一刊号:CN31—1193/D),是我国公开发行的,以刊发有关青少年犯罪、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学术性期刊。杂志曾获得中国法学类核心刊物称号,已经连续两届被遴选为CSSCI期刊。

《青少年犯罪问题》征稿征订

《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创刊于1982年,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管(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1509;国内统一刊号:CN31—1193/D),是我国公开发行的,以刊发有关青少年犯罪、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学术性期刊。杂志曾获得中国法学类核心刊物称号,已经连续两届被遴选为CSSCI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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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创刊于1982年,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管(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1509;国内统一刊号:CN31—1193/D),是我国公开发行的,以刊发有关青少年犯罪、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学术性期刊。

《青少年犯罪问题》征稿征订

《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创刊于1982年,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管(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1509;国内统一刊号:CN31—1193/D),是我国公开发行的,以刊发有关青少年犯罪、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学术性期刊。杂志曾获得中国法学类核心刊物称号,已经连续两届被遴选为CSSCI期刊。

童年不良经历与犯罪关联性研究

童年不良经历是个体未来犯罪的潜在风险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其与犯罪行为具有正向关联性。但针对童年不良经历与重新犯罪间关系的研究较少,且不良经历的内部因素对重新犯罪的影响模式尚未明确。在生态系统理论、生命历程理论和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在押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的个别访谈和量表评估,深入认识和了解研究对象童年不良经历与其犯罪的潜在关联性,用“数”说话,循“数”治理,以实证方法发现家庭父母关系、教养方式、学校表现、越轨行为、同伴交往等影响因素都是重新犯罪的重要预测因子。通过聚焦个人成长经历劣势累积,提出家庭学校与犯罪的“共线性”关系、越轨行为与犯罪的“凝聚加持”关系,验证了发展犯罪预防理论中关于“生命早期的经历对于形成个体经验有关键性影响”的论述。最后,提出从家庭、学校和专门矫治教育入手的循证预防策略,从而实现犯罪预防的源头预防、法治预防、有效预防。

初中生实施网络欺凌的风险评估研究

在学生欺凌的治理中,通过风险评估及早发现实施学生欺凌的高风险群体非常重要。本研究从一般攻击模型出发,对1030名初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影响初中生实施网络欺凌的高风险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风险评估模型。研究发现,年级、年龄、精神病态、道德辩护、同学关系、感知网络匿名性和网络受欺凌是影响初中生实施网络欺凌的高风险因素。所建立模型的标定能力、区分能力和预测准确性指标较为理想,可以用来对初中生实施网络欺凌进行风险评估。

域外罪犯会见的发展趋向及本土化思考

近年来,域外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罪犯会见在罪犯矫正及预防再犯等方面的重要功能,积极开展罪犯会见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实证研究,实务部门也积极探索开发会见相关项目与实践,立法部门不断健全完善罪犯会见法律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域外已有的研究、实践探索及立法完善对健全我国本土化会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应重视并加强对会见性质厘清、会见功能界定及会见原则诠释等的基础理论研究,在开展重新犯罪调查过程中持续深入开展加强罪犯会见以预防再犯及代际犯罪的实证调查,推动在基层监狱积极开发着力提升罪犯会见效能的会见项目,同时通过修改完善《监狱法》《罪犯会见通信规定》等不断健全罪犯会见的规范性体系。

职务犯罪治理视域下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研究

在职务犯罪治理视域下,监察监督和检察监督有着各自的规范意蕴,二者之间存在着共性与差异性。从宏观层面来看,监察监督和检察监督均能对公权力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在监督目标上具有一定的同向性。但从微观层面来看,二者的监督对象、监督阶段、监督范围和监督方式均有所不同。当前,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在配合关系上,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沟通协调机制仍不够完善。在制约关系上,集中体现为检察监督对监察监督的制约不足。应当重塑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通过进一步完善二者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检察监督对监察监督的制约,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职务犯罪的有效治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纵深发展。

青少年犯罪治理视角下专门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在全社会加强青少年犯罪治理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利用好专门教育这一重要治理手段,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同犯罪治理相协调,有利于提升青少年犯罪治理效果。专门教育是提高青少年犯罪治理效果的有效手段,因应青少年犯罪治理的需求而出现,并随其发展而动态调适。加强青少年犯罪治理助推专门教育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在专门教育的理念及其价值取向的更新。青少年犯罪治理视角下专门教育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主要体现在教育生态环境不佳、专门教育师资力量薄弱、专门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丰富性不足、教育方式方法的个性化缺失和社会偏见思想短期内难以动摇等方面。针对于此,建议从优化专门教育生态环境、加强专门教育师资力量培养、丰富专门教育内容、改革专门教育方式方法以及树立专门学校正面形象等方面实现专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独立构建理路

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不仅是全面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举措,故创建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势在必行。通过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可以实现人权保障价值、程序正义价值、程序简化价值以及程序公开价值的统一,使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本体上看,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包括启动时间与方式、协商内容与方式、结果确认等运行要素,以此夯实独立性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还需强化配套机制建设,包括构建相对独立的自愿性审查程序、确保认罪认罚证据开示及同步录音录像,保障控辩双方的撤回权、协商结果的上诉与抗诉、强化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程序的实质化等。

美国“犯罪”观念对英国普通法的传承与超越

犯罪观念不仅是刑法学科的问题,也是国家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主,重视经验和实用,因此两国至今未能颁布一部成文且统一的刑法典而对“犯罪”作出一致表述。美国作为英国的前殖民附属地,自然继承了普通法上的“犯罪”观念,这在犯罪的分类、构成要件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均有所体现。而美国自独立战争胜利后制定的联邦宪法,助力其在刑法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现象之一的犯罪,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国各历史阶段下犯罪与宗教、道德、政权、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美国独立后区别于英国普通法下犯罪观念的成果。

平台视角下未成年人发展权与网络受保护权的平衡进路

信息时代,在兼顾未成年人网络受保护权的同时,保障未成年人的发展权是普及数字红利、推动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举措。《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发展权与网络受保护权平衡保护的理念,但未成年人“产品化”、未成年人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单一化和低质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的高风险化、未成年人社会形象的污名化与人格矮化等问题依然突出,平衡保护目标的实现存在诸多阻碍。为实现未成年人网络使用和保护的平衡,关键要牵住平台的“牛鼻子”。平台应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坚持“内严外宽”的平衡进路,为未成年人营造出宽而不松的网络环境,并遵循普遍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限制超量冗余和分级分龄保护的保护思路,构建起未成年人发展权与网络受保护权平衡保护的整体机制。

轻罪化时代下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溯源思考和本土进路

“轻罪化时代”亟需建构限制轻罪入罪的机制。“但书”规定是现成的实体法方式,但其在轻罪治理实践中陷入瓶颈。可罚的违法性在我国有天然的法规范土壤,为畅通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奠定理论基础。可罚的违法性是指,行为既符合构成要件,又不存在阻却事由,若没有达到可罚的违法性,不成立犯罪。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创设之初是用于轻微罪的出罪,其中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最契合我国轻罪治理。发展至今,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我国已经异化,不但将刑罚反向融入犯罪成立的判断,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刑法对前置法的从属性。应当将可罚的违法性单独置于第四阶层,宏观把握轻罪行为的入罪与否,并将可罚的违法性理论贯穿于“但书”规定的司法适用,充分激活“但书”条款在轻罪治理中的潜力。

失败的刑事司法?--性侵犯罪警察侦查比较研究

负责性侵犯罪案件立案、侦查工作的警察,在性侵犯罪实际案发数、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关系以及被害人报假案等问题上容易出现认知错误,导致其在案件处置过程中倾向于怀疑报案的被害人、不积极侦查或者采取错误的侦查措施。最终结果是性侵犯罪案件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不当耗损情况严重,被害人遭遇二次伤害,刑事司法正义价值的实现大打折扣。警察部门应当构建以被害人为中心的立案、侦查模式,细化工作规则,有效开展犯罪侦查,切实保护性侵犯罪被害人获得刑事司法救济的权利。

底龄未成年人重罪问题的规范分析与价值判断

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底龄未成年人涉嫌法定重罪的,应当激活《刑法》第17条第3款之规定,区分底龄未成年人重罪问题的个案处理与类型事实处理两个方面,并分别从规范分析和价值判断着手。对《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的两种犯罪应当采取行为说,对其规定的“情节恶劣”应当采取“整体的评价要素”说,对“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应当理解为程序性核准为主、兼顾实体性核准的法定程序环节。未来应当完善重罪底龄未成年人的量刑规则,应在条件成熟时删除对其减轻处罚的规定,减少基准刑下降幅度;强化监护义务刑事责任化的规制完善,条件成熟时可增加拒不履行监护有关罪名;同时建立健全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早期预警与分级干预机制,形成底龄未成年人重罪预防与治理协同体系。

论教育法典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是教育法典总则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应发挥预期功能,又应具有坚实的规范基础。作为“总则—序编”合一立法模式下的必然产物,基本原则应当发挥统摄整个法典展开和作为法典实施依据两大功能。前者涉及基本原则作为法典内在体系和价值融贯性的体现;后者意味着基本原则在法典实施过程中发挥解释和补充功能。具备坚实的规范基础,要求提炼教育法典基本原则的主要路径应当是:承接自现行宪法教育相关条款,以《教育法》总则章为基础加以抽象,以及由其他教育单行法“提取公因式”。教育法典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立德树人原则、受教育权保障原则、教育平等原则以及教育自主性原则。

论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规范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附条件地降低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刑法》第17条第3款的适用应持谨慎态度,类案中对情节恶劣的判断应当坚持主客观综合评价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仅是程序条件,是否负刑事责任仍应当由法院判决确定。核准追诉应当以不核准为原则,以核准为例外,具体应当重点考察除前几项条件以外的能够不核准的事由。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被核准追诉的被告人裁判时,应当同时适用《刑法》第49条和第17条第4款的规定,不能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在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刑法的公平正义并不全部体现于对犯罪人的惩罚与保护,也有部分体现于安抚被害人的情绪,需要构建更加全面的被害人安抚制度。未成年人司法应避免被情绪干扰,以确保实质正义的实现。

未成年人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评析与完善——以《刑诉法解释》第90条第5项和第94条第4项为中心

合适成年人在场不仅是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亦是办案人员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程序性要求。但是,立法规定并未全然在实践中得以表达。办案人员在讯问(询问)未成年人时,存在违反合适成年人在场规定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行为,并对其取得证据的效力产生直接影响。为了提升合适成年人在场的制度刚性,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90条第5项、第94条第4项对合适成年人未到场的法律后果予以了明确,但其以未成年人主体为区分依据与既往的实践操作相背离。此外,立法并未对违反顺位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法律后果予以明确。为了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程序性权利,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法律后果的设置应当回归权利保障的基本理念,通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办案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进行制裁。对于违反法定顺位取得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应适用瑕疵证据排除规则,给予办案人员作出合理解释的机会。

洗钱罪中两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界定与区分

洗钱罪上游犯罪和洗钱罪的犯罪所得性质不同,对其没收应当区分开来。但当前部分洗钱罪的判决书对两类犯罪所得进行“一股脑”没收,混淆了两者的界限。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是通过实施该犯罪所获得的资产和财产性利益,与该罪的实行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在产生的时间上不能早于实行行为的实施;洗钱罪的犯罪所得是指实施洗钱行为所获得的报酬或对价。为了推动完善洗钱罪中两类犯罪所得的没收,建议删除《刑法》第191条“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规定,厘清上游犯罪和洗钱罪两类犯罪所得的处置方向,在判决书中对两类犯罪所得的没收分别予以表述,进而将没收后的犯罪所得分别上缴国库或者返还上游犯罪被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