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意识下乡村振兴的维度——一种理解农民生活基础的文化转型人类学

在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存在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与简单性,所谓乡村问题是旧问题和新问题的相互叠加,由此带来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变,同时引发自觉意识下的文化转变。乡村的文化转型不会独自发生,有某种物质上、制度上的先行转变,才可能有真正凝缩性的、或固化了的文化意义的生成,以及新的价值观念的创造。乡村以两个面向而存在:其一是以土地作为根基的乡村,其二是作为文化而存在的乡村,两者交互作用,彼此依赖。对我们而言,必须要注意到乡土文化这一维度所发生变化的那些部分,同时也要注意到那些没有改变的、持久性地作为文化硬核而存在的部分。城乡之间的分界正在被打破,基于城乡融合关系走向的城乡之间会更加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在城乡之间的乡村存在日益成为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场景。乡村不是一种孤立性的存在,而是处在城乡之间、乡村和城市之间在文化与社会功能上都有着一种彼此勾连的一体性。因此,我们便要注意到在文化约束下乡村形貌的根基性差异。在中国乡村的根底里有一种受到土地所束缚的乡土性存在,而西方世界则一直试图从土地之中脱离出来,转而成为受到十字架所束缚的那种共同体的存在。我们因此也需要注意到在转型的语境之下,中国乡村的独特性存在如何转而成为了现代知识得以创造的试验场。对乡村问题的研究,不论是“外来者言”,还是“自说自话”者,都可能会走上极端,即会偏离于“处在文化之中的乡村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个中心点。只有取法乎其中,或许才可能得到这个问题的适恰理解,即尝试着用乡村去理解乡村,回归于乡村生活本体。

中国民族语言借用汉语动词的类型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接触和交往的历史。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交往过程中,人类通过言语或非言语手段彼此沟通与交流。在不同人群交往过程中,甲语言与乙语言接触,相互影响,甲语言借用乙语言的词汇或者结构不可避免,因此,语言中的借词是研究人类交往历史的活化石。尽管借词伴随着人类语言的发展与变化,然而,人类关注借词问题只不过100多年的历史。自十九世纪后半叶惠特尼开创借词的研究以来,学者们对人类语言或者具体语言借词的研究从未间断过。词汇借用是人类语言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动词借用比名词借用要难,在借用动词过程中不同语言借用方式有所差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密切接触,几乎每种少数民族语言都或多或少借用汉语动词。重点讨论和分析少数民族语言借用汉语动词的手段和类型。少数民族语言借用汉语动词主要采用直接借用、添加动词化词缀、添加轻动词、结构调适四种类型。少数民族语言借用汉语动词的手段受语言的谱系关系、形态特点、句法结构以及区域性的影响。文章对语言接触研究和区域类型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631-1634年出兵西藏之喀尔喀阿海岱青身世及其事迹

文章利用《清内阁蒙古堂档》等史料考证了《五世达赖喇嘛自传》所载喀尔喀阿海岱青之身世及其在青藏地区的主要事迹。阿海岱青是喀尔喀黄金家族始祖格列山之次子诺颜泰曾孙,其父崆奎为喀尔喀右翼济农。阿海岱青家族在喀尔喀右翼中最早皈依格鲁派,是格鲁派忠实信徒。1631年,阿海岱青应格鲁派之邀,率千人赴藏,与噶玛噶举派及其支持者藏巴汗为敌,多次与藏巴汗属民霍尔人作战。他还介入格鲁派内部利益之争,帮助五世达赖喇嘛收回了对大昭寺的管理权。屡遭打击的噶玛噶举派和藏巴汗只得效仿格鲁派做法,邀自己的施主喀尔喀左翼绰克图举洪台吉入藏。1634年,绰克图在青海杀死阿海岱青。

藏医“尤阙疗法”的临床现状探析

藏医“尤阙疗法”因其历史悠久、操作方便且疗效明确的特点于2021年收录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鉴于此疗法目前在藏医药领域中的应用虽日益广泛,但对其开展的研究较少的现状,文章运用病历分析、问卷调查和统计学的方法,筛选临床应用时间最长、患者最多和临床应用病例最多的3家医院2274例病历,进行性别、年龄、区域、职业、民族、病程、疾病类型和临床疗效的回顾性分析,得出结论:1.该疗法应用的人群中女性多于男性,这与女性的生理结构和疾病患病率、农牧区传统观念之间有密切关系;2.年龄40岁至60岁患者多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衰老,农牧区以白脉病为主的慢性疾病颇多,这与其病程长、发病慢等因素密切相关;3.病程而言患者往往容易忽视短时间内自身出现的不适,对于病程较长,突发因素导致的疾病,尤阙疗法疗效尤甚;4.尤阙疗法的广泛度,不局限于藏族,回族等其他民族也在广泛普遍地应用此疗法,此疗法深受各民族的欢迎;5.临床上尤阙疗法大多用于白脉引起的宁隆病、腰痛病等疾病,验证了尤阙疗法的临床疗效和适用价值。综上所述,通过各种研究方法,详细论述年龄、职业、民族等因素的研究结论,与临床上应用尤阙疗法的各位同仁和尤阙疗法的研究者分享共勉,为后续参与此研究的学者提供参考。

藏药能持八金中红铜灰煅制新工艺研究

藏药红铜灰的制备是藏药炮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佐太练制中的重要环节。近几年,随着藏医药产业的发展,红铜灰用量不断增大,珍宝类药物配方原料能持八金中红铜灰炮制工艺的优化显得尤为重要。确定红铜去毒锈、煅烧的炮制工艺参数。采用可控高温炉和电灶炉分别对能持八金中红铜的去毒锈次数、时间,煅烧辅料、配量、时间和温度进行炮制试验,并通过与藏医文献记载和传统炮制法进行比较。发现去毒祛锈是同时完成的一个工序,再结合现代炮制技术和炮制结果的分析,取消了煅烧辅料中的硼砂,从而简化了炮制工序和次数,提高了炮制效率,减少了无用成分。得出在煅烧过程中只加硫磺辅料煅烧,其煅烧的最佳条件为:文火温度200℃,煅烧时间2h,武火温度为800℃,煅烧时间3h,炮制后的红铜呈不规则的黑色块状,具有表面粗糙多孔隙,可用手指掰碎,咀嚼时不碜牙等特征。通过炮制工艺研究,获得了炮制红铜灰最佳炮制工艺参数,为探讨佐太炼制,珍宝类配方原料八金、八矿的炮制规范研究提供了新工艺,减少了生产成本。

古今藏语专书语法研究现状及问题分析

藏语专书语言研究是研究藏语发展史的基础,而专书语法研究是建立新的藏语语法理论的重要途径和专题语法研究的重要依据。然而,到目前为止,探讨专书语法研究的重要性及对其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的相关成果却微乎其微。就藏语专书语法研究成果作一比较全面、系统的整理分析与总结,通过文献类型和时间脉络来梳理分类,并对其进行一定的数据分析,以期清晰反映藏文文献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脉络。目前对专书或具体文献语言的语法研究,从研究对象看,所涉及的文献有《拔协》《西藏王统记》《米拉热巴传》《贤愚经》《霍玲大战》等十余部外,对17世纪以后的专书语法研究方面鲜有专门系统的著述闻世。从研究内容看,一方面,所涉及范围在不断拓宽;另一方面,仍存在着比例失调的问题。研究虚词的文章较多,占专书语法研究文章总数的半数以上,这类文章所讨论的大都是古藏文文献中属格、作格及部分与格,且只涉及格助词形式上的一些特征变化,至于虚词的来源和语法化的过程、语法功能的分类上的细化等研究方面还颇需继续努力。虽然这些年研究实词的文章呈上升趋势,但在实词的语用功能和语法化研究等全局相比,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较为浅显。句法研究方面整体上也是呈上升趋势,但与词类相比明显失去了平衡。其中语篇或语段分析研究尤显欠缺,大多局限于简单句和复杂句等。当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且具有永久性的研究价值,要想比较彻底理清藏语语法的历史演变,断代专书语法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

藏医对高原反应的认识及其诊治方法

在高原地区生活和工作的人群中,高原反应是一种常见的问题,是对该类人群的健康和生产生活造成直接影响的一种自然现象。目前,藏医学界对该病的相关研究尚不深入。鉴于此,以藏汉经典医学典籍为依据,采用文献考证学和比较学的方法对高原反应的性质、定义、病因、分类和证候等进行分析,认为高原反应是外部五元之“隆”能量亏损而致人体内部五元之五根本“隆”中的维命“隆”紊乱,并侵入人体六门诱发血赤而出现头痛、气急、心悸、面部浮肿、干呕、胸闷、气短及心肺、胃肠道病变的一种疾病。水土不服、“腊毒”、高山瘴毒均为其异名。其分类按发病时间可分为新、旧两类;按入侵部位可分为入心、入肺、入脑、入胃四类;按病势可分为强、弱两类;共计八类。通过对各类典籍中相关内容的思辨和分析,按藏医四对治疗法总结出当高原反应病势弱时可采用嗅大蒜、煎服红景天和陈年蔓菁,减少活动量,放松心情等行为起居疗法;病势较强时可采用十六位杜鹃散、阿魏散、四味高山辣根菜汤、七味葡萄散加配方、十五味沉香丸、二十味沉香丸、普安散加配方、日轮散等藏药口服疗法;病势强时可用糌粑烟熏疗法、“隆”穴霍尔美疗法、肱脉放血疗法等外治疗法,以及简便有效的预防措施。

藏医药人工水浴的作用机制研究

藏医药浴法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是全世界民众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对我国药浴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近几年关于研究藏医药浴对疾病疗效机制的却寥寥无几。在临床实践中,药浴对某些重症疾病的疗效尤为显著,因藏医药浴法充分利用纯天然藏药材,具有药材易得、制作简单、价格优惠等特点,故日益受到患者的青睐及科研人员的重视。文章以现存藏医古籍为研究对象,按年份搜集和整理有关水浴疗法的作用机制等内容,研究发现藏医学中的药浴包括源于众生的天然水浴和人工水浴两大种类。文章中的藏医药浴法是指人工水浴。五味甘露药浴法是临床药浴法中最常用的一种外治治疗方法,其作用机制为五味甘露散和“卡嚓”在水温的作用下使人温经和解痹、排除体内毒素、疏通脉络、活血化瘀和祛风除湿,以达到治疗、预防疾病和人体机能康复等的功效。另外,藏医药浴的疗效机制主要与浴水的温度密切联系,认为浴水的温度必须超过所治患者的体温,需根据其病情、体质等因素调节水温。水浴结束后需根据患者疾因、病源、病情等特点使用生姜、动物油脂、豆粉、淀粉或粉剂等进行缓慢涂擦,可取得神奇的疗效。

不同体质的形成因素解析

解析不同体质的形成因素对于藏医治未病学是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对于藏医临床实践更是尤为重要。众所周知,藏医和中医都认同在形成一个完整的体质过程中有众多因素起着作用,而思考和分析体质的概念、形成要素、分类、特点,以及“体质”这一词的出处存在的分歧等,不仅能对此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能完善不同体质的形成因素。本文主要通过查阅文献资料的方式比较和总结了不同体质的形成因素,对比中医体质学等理论研究得出了体质的形成主要受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两方面的影响,先天因素包括父母的五行和胎儿自身所具备的五行,还有胚胎形成所需的父精母血,以及胎儿前世所修的福禄等,后天因素包括人的饮食习惯和气候、地域等生存环境和文化、教育等社会环境。所以通过藏医体质学理论为主,中医体质学理论为辅的方式来研究体质的形成因素,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到体质的不同的分类方法,而且能对体质的辨识产生独到的见解、对不同体质的形成因素起到补充内容的作用,从而起到藏医体质学在临床上广泛传播和运用的作用。

认知语言学视阈下的藏语定中结构——“参照体”和“目标物”构式

“参照体”和“目标物”是认知系统中的一对概念,通过“参照体”的帮助达到“目标物”,是人们的基本认知策略。“参照体”和“目标物”构式同时作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基本认知结构,自然成了很多语法结构形式的认知基础,藏语定中结构也体现了这一认知方式和特点。文章认为藏语定中结构的认知基础是“参照体”和“目标物”,其中定语是“参照体”,中心语是“目标物”“参照体”的职责是将“目标物”引入认知场景,所以需要具有比“目标体”更高的可信度和相似度;人们感知视野中的“目标物”和“参照体”通常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从“目标物”到“参照体”,藏语中用“NP1+NP2+于格助词+存在动词”表达,另一种是从“参照体”到“目标物”,藏语中用常规语序的存在句或定中结构表达;从说话者的角度而言,定语的生成晚于中心语。而听众作为接受信息者,定语的生成则早于中心语;有关联的两个实体,信息度较高的适于作“参照体”,反之亦然,藏语也遵守这一规则;“参照体-目标”构式不仅适用于藏语词语的结构,还适用于语篇的组织。多个“参照体-目标物”关系环环相扣,可以形成“参照体-目标物”关系链。

牦牛名称考究

在早期苯教的世界观中,牛因代表神、祖先和创世主而被视为神圣的象征符号。与此相对的是,在佛教的教义中不仅不承认存在创世主这一观念,而且依据六道轮回的思想,牛反被归为恶道——畜生道之中。佛教传入藏区后,经过了与苯教长期斗争的历程,最终在历代赞普的大力支持下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其后,在佛教统领下的藏区,牛这一意象原本所具有的神圣性在消弭的同时,其所具有的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苯教时期精神领域不可或缺的存在变为藏人生活中万能的物质资料来源,这种转变从牛在藏语中的称呼从“gyg”变为“nor”(财富之意)这一现象中便可窥见一斑。本文从象征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大量的佛、苯一手文献,将不同文化视域下牦牛的文化象征意义进行比较。随着牦牛的文化象征意义的变化,牦牛的名称用词也不断发生变化,即从先前神圣的象征符号向财富之意的转变,从而变成最重要的财富的代名词。文章同时考证了牦牛名称中的后缀“nk”,其在藏文文献中除了表黑色之意,还具有“纯”和“真实”之意。大部分传统文献中将“nk”之意解读为黑色,即“nor nk”为黑色珍宝,其因为牦牛的祖先野牦牛大多为黑色。然而,试图归溯于历史中寻找原貌,历史现实中青藏高原上不仅有白牦牛,更有金色野牦牛,且白牦牛地位更具神圣性。如此,可推出“nk”的意义不是黑色之意,而是“纯”和“真实”之意。综上,可以看到,本文分析论证了牛从“神”变成“财富”这一文化象征变迁的过程,并从中推出了牦牛的名称之源,即“gyg”变为“nor”(财富之意),“nk”是纯真之意,“nor nk”是纯珍宝或真财富之意的结论。

吐蕃时期扎玛噶曲寺修建历史及艺术考

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印度佛教还未在吐蕃弘扬。都松莽波杰执政期间,吐蕃政局异常复杂,朝廷内新旧大臣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同时利用宗教势力以达目的。在吐蕃边境则硝烟弥漫,战火纷飞。都松莽波杰在远征南诏时突然逝世,引发两派王位继承者及幕后拥护人关于继位权的激烈斗争,直至酿成叛乱。于是,墀玛略废除拉拨布王位继承权,拥立赤德祖赞为王,处决幕后操纵大臣,试图与唐建立友好关系,迎请金城公主为赞普王妃。金城公主经赞普默许邀请于阗僧人到吐蕃传法修建扎玛噶曲寺。噶曲寺建筑结构及布局均沿袭吐蕃早期房屋建筑形式,即殿中立有高大木柱,用以支撑天花板,柱头饰有罕见动物母题雕刻纹样。殿内造像供有受中亚和于阗艺术风格影响的众菩萨、释伽牟尼主尊佛及护法神等佛像。此外,殿内还供奉有吐蕃早期艺术佛像,即统治敦煌时吸收借鉴中亚和敦煌艺术而形成的本土早期艺术形式。梳理研读汉藏史籍文献,在阐述赤德祖赞时期吐蕃政治文化概况的基础上,研究噶曲寺修建年代、建造者及修建意义。同时,考究噶曲寺两阶段艺术渊源、风格特征及学术价值。

藏语人称代词kho mo的词义探究

以《三十颂》(sum cu pa)、《音势论》(rtags’jug)、《正字法》(dag yig)为主的传统藏语语法理论当中,对人称代词等若干藏语语法上的细节问题并未作出清晰的诠释,致使在当下藏语写作实践中出现了不规范现象。因而,面对此类问题,需要善于参考和借鉴先辈们的语法使用习惯和文风语境,从而力求寻找语法疑难的答案。文章指出,在传统和现当代藏语文实践过程中对其人称代词kho mo出现了不同用法,比如,诸多传统藏文文献中kho mo一词以第一人称代词的形式出现,但在现当代不少藏文文艺作品、学术著作、媒体文稿(报刊、新闻、人物简介等)以及译文等文本当中kho mo一词以第三人称代词的形式使用。文章借助语法学、文献学等理论思维,通过对敦煌古藏文文献、《青史》以及丽江版《甘珠尔》和《智游列国漫记》等大量传统藏文文献语法的考察和分析,得出20世纪中叶以前的藏文语法习惯中kho mo一词被当作女性第一人称使用,很难看到其用作女性第三人称的情形,且传统藏文典籍中,专指女性的第三人称单数一般用mo或mo rang来代替文中的“女性”或“她”。因此,文章进一步指出,现当代很多藏文文本中kho mo一词视为第三人称代词而频繁使用的现象是语法上的错误,且不符合传统藏语语法的习惯表达,在日常的写作实践中,应规范使用kho mo等人称代词。

吐蕃碑文虚词运用特征研究

虚词是藏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不同时代的虚词运用及其变化,对了解藏文发展历史及其规律尤为重要。吐蕃碑文从文献来源及年代都为最“原始”的吐蕃文献之一,其内容至今没有任何篡改。依据吐蕃碑文研究当时藏文的虚词运用特征,能够管窥吐蕃时期藏文虚词的语法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从而能够探究藏文发展历史及其演变规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成果基础上,以目前遗存的吐蕃三代赞普时期13篇碑文,研究了吐蕃时期藏文虚词的运用及其特征并加以分析。把这13篇碑文中出现的虚词分为“格虚词”和“非格虚词”两大类,运用统计法和比较法对这些虚词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和梳理,并运用其特征与吞米桑布扎所著的《三十颂》及其后面形成的各类藏文语法书中讲述的虚词运用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从而找出演变规律。发现《三十颂》中没有出现的个别虚词在以上碑文中有使用,而如今使用的有些虚词在吐蕃碑文中没有出现,如年代越早,虚词“■gyi kyis”代替虚词“■(kyi和kyis)”的频率越高,各类后吐蕃时期藏文语法书中出现且如今使用的虚词“■(yi和yis)”在吐蕃时期的碑文及敦煌文献、钟铭文中均未出现;《三十颂》中未出现的虚词“■(te和de)”不仅在吐蕃碑文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而且用法跟后期藏文语法书中出现的基本吻合。综上,笔者认为《三十颂》中未出现,但已在碑文中出现的虚词是吞米桑布扎时期未出现的虚词;而碑文和《三十颂》中均出现但如今不使用的虚词是因为后期不再使用而导致的。因此虚词运用的特征可以作为研究古藏文文献年代的衡量标准之一。

印度古典梵剧《沙恭达罗》藏译本比较

古印度著名诗人、剧作家迦梨陀娑(Kālidāsa)的梵剧《沙恭达罗》目前有三个藏文译本。以根敦群培、端智嘉、敖见三位译者的不同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惯用翻译策略、修辞手法、语境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了三个译本的翻译风格及特点。根敦群培的译文如行云流水,句式简洁而意味深长。其采用的意译手法,不仅保持了原文的精髓,更赋予了戏剧全新的生命。这是戏剧翻译的极高标准,值得每一位翻译者借鉴和学习。端智嘉的译文如同清澈的溪流,深入浅出,句式比原文更显丰满。他主要采用意译和增译的手法,使得原剧中的对话台词更加生动形象。在翻译过程中,他巧妙地融入了藏语《诗镜》中的修辞手法和比喻技巧,使得译文华美璀璨,犹如他本人的格律诗,豪放而不失细腻。然而,若过多依赖这些手法,可能会导致原文风格的流失,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地方。敖见的译文堪称典雅,其句式简练而力度十足。他成功地描绘出了一种“丽而不华,朴而不质,音调和谐,富于暗示”的意境。他的翻译手法精准有度,既有直译的忠实,也有意译的灵动。在处理格律诗时,他能够巧妙地调整词句的位置,既保持了原文的韵味,又让译文更加生动有力。在选词方面,敖见更是独具匠心,每一个词汇都恰到好处,完美地传达了原文的含义。因此,每个文学翻译作品的多个译本都各具特色,展现了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源自于译者不同的翻译动机、文化背景、语言能力和个人偏好,这些差异使得每个译本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多样性。

传承与创新:近四十年来《诗镜》研究述论

檀丁的《诗镜》是印度古典梵语诗学重要代表作之一,自13世纪中叶萨班•贡噶坚参首次翻译成藏文后,对藏族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藏族文学的“创作指南”和文人学者必修课的《诗镜》,历代学者在学习中不断对译文进行修改、注释和再创作,产出了400余部阐释著作和例诗,这对于《诗境》在涉藏地区的传播、接受、本土化、经典化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新时代语境下,学术圈重新掀起了对《诗镜》学习和研究的浪潮。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境》研究成果,在《诗境》的理解、解释、应用等领域相继取得了较可观的学术成果。但对《诗境》为专题的学术研究缺少系统的总结和反思。鉴于此,文章采用文献学和文本细读的方法,通过搜集、整理和研究,从三个方面总结了1980年以来的《诗镜》研究成果:一是运用传统的学习和研究方法来做注释和举诗例来丰富藏文文论著作;二是运用现代解释学、美学、文化人类学、文艺学等新兴理论视角来阐释《诗境》在涉藏地区的本土化进程和文学意义,从而推动传统理论的现代转型;三是对《诗境》原著和经典注疏从藏文翻译成汉文和蒙文后进行学习和研究等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试图勾勒出藏族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史。

《祖师问道录》与《弟子问道录》的文学思想性及其伦理道德影响研究

被誉为“佛学后弘期外来教育家及文学家”阿底峡所著《师弟问道录》(《祖师问道录》和《弟子问道录》的简称)是我国文献遗产中最具研究价值的文本之一。本文旨在详细探讨《师弟问道录》的文学思想性及其伦理道德影响。通过对比分析、文献研究、案例探讨等方法,认为这部作品用丰富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生动地展示了师弟问道的精神与情感交流,强调了教育对于人格塑造和道德伦理观念形成的重要性,深刻地揭示了文学、教育、传承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紧密联系。作品中对于师弟关系的细腻描写以及对道义、仁慈等伦理道德观念的探讨,不仅具有文学和伦理道德领域的独特价值和深远影响,而且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这部作品。因此《师弟问道录》不仅是一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其文学思想性和伦理道德影响都具有深远的研究价值。通过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其文学思想的形成背景、发展历程以及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同时,通过探究其伦理道德观念的内涵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有助于提升人们的道德素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通过对《师弟问道录》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其文学思想性主要体现在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作品中通过丰富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样,对于人性的探讨深入且独到。同时,作品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不公和人性扭曲的担忧。此外,作品还通过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展现了作者对于人类未来的关注和思考。《师弟问道录》所蕴含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于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作品中强调的道德修养、尊重生命、仁爱宽容等价值观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研究这部作品,可以引导人们反思自身的道德观念,提升道德素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师弟问道录》中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师弟问道录》强调了自我认知、人际交往、人生价值、人生态度和人格塑造等重要因素,其对于我们塑造正确的认知和行为习惯都有着积极影响的价值。

藏文文献数据库建设分类及现状

藏文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和发展方式也随着我国古籍文献载体的渐次创新而不断大力更新。其中,数据库建设及数字化这一新兴载体对于保护与传承藏文文献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国家古籍文献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大力推进,藏文文献数据库及其数字化建设也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打造新兴数据服务平台,不仅形成文献、图片、录音、影像等多种类型,而且内容更加丰富,涉及传统文化典籍、敦煌文献、史传记载、社会文书、天文历算等。文章全面梳理了国内外藏文文献数据库的建设现状,并通过文献学和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总结了相关藏文文献搜索软件和数据平台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并针对这些软件和平台,发现其目前存在的一些技术性和经验性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首先,藏文文献因其技术的未能改进而搜索范围有限,建议引入藏文识别技术。其次,文献资料信息来源不明确,文献分类情况与国际通用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建议规范信息和培养专业人才。最后,网络软件合作不畅通,导致相关网络软件与数据平台、文献馆藏机构之间涉及藏文文献的资源与技术合作存在工作重复、数据重叠等问题,建议加强机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第巴”一词由来及演变考

“第巴”(■)一词,作为一种广见于西藏传统政教史料中的术语,其所指的含义和对象也因语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目前,学术较为主流的观点是“第巴”(■)名号最初源于古印度,意为天神,后经克什米尔将其音译为“岱王”(■)沿用。此称谓从印度以天神之意传到藏地后,其含义发生变化,成为一种专指统领地方政教权利的僧俗官衔,如第巴仁邦巴、第巴藏巴、第巴柳梧东、第巴吉雪巴等。文章以敦煌藏文文献Pel.tib-1297、Pel.tib-1081、ITJ-0740、Pel.tib-1068和西藏萨迦时期乃至更早的地方公文文献中发现的““第巴”(■)”一词为依据,溯究其渊源及含义演变,对“第巴”(■)一词音译自印度及克什米尔语一说提出质疑,认为“第巴”(■)一词初现于唐代吐蕃赞普时期,是随着军政体制和职官建制而产生的一种官衔名号。后来842年唐代吐蕃政权崩溃后,随着旧的权贵世系和地方势力的逐渐复兴,使旧时的官衔名号也得以重新使用。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自西藏萨迦地方政权兴起以后,“第巴”(■)一词也作为一种赋予新的内涵的官衔称谓,出现于各种公文文献之中。但在后世文献中因相关语境的变化而又衍生出僧团、教派等诸多含义。

康方言西部次方言索县话语音分析

藏语康方言由于覆盖地域广阔,地缘结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次方言的促成,从这个意义上康方言可分为东、西、南、北中部5个次方言区。地处康方言西部次方言区的索县(荣布)话在地势上处于山川与平原过渡带,生活方式上属半农半牧,因此该土语的音系具有一定的中介性土语特点。本文根据邓戈教授所著《藏语康方言词汇集》为语料,对索县话的音系进行整理和分析,归纳出该土语的音系数据和基本特点。声母系统:保留了塞音、擦音、塞擦音类清浊对立的单辅音外,有4个清化单辅音,这些清化辅音来自康方言的通则类型,即带前置辅音s的ŋ、ȵ、n、m的基字外,也有带r前置的鼻音基字及双音节词第一音节辅音韵尾s而后缀ma的基字变为清化的特例。复辅音方面,有16个二合复辅音,包括塞音、擦音、塞擦音类的浊音不送气和清音送气带同部位鼻冠前置构成的二合外,还有以w、h、ɦ为后置型二合复辅音hʷ、tʂʰ、ɕʱ、tʰ等,这四个二合复辅音通常在其他土语中不多见。韵母方面:分单元音与复元音,单元音分口元音及鼻元音。14个单元音中相对常态的10个元音都有相应的鼻元音。单元音多数为五个基本元音的变体,其中仅u的变体多达ɷ、ʉ、ɔ、ɯ、ə、等6个。可见,元音分类细化是该土语的一大特点。口元音中A、o、ɛ、a、ɔ、i六个分长短各一套,这些长元音来自于双音节词的缩音,其条件是第一音节为开音节,第二音节为词缀ba、wa,从而形成第一音节吞并词缀而元音变长。此外有5个复元音及31个带辅音尾韵母。ai、ɛi、ɔu复元音主要来自于元音i或u带辅音韵尾ɡ,这是西路次方言的主要特点之一。声调系统:声调类型可归纳为平调、降调、曲折调、升调四类,其中曲折调为312的调值外,其余每个调类的调值可细化到三至五类。综上,鉴于单辅音、复辅音及带辅音尾韵母数量介乎牧区话与农区话之间,处于细化阶段的元音及声调类型尚未简化到农区话的程度,我们把索县话可以看作是音系发展处于农牧中介阶段的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