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和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保护管理体制相适应的检察模式研究——以海西公益诉讼检察为例

一、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基本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指示精神,青海省以打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新高地为统领,全面推开生态安全屏障新高地、绿色发展新高地、国家公园示范省新高地等“七个新高地”建设,有效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构建检机关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工作机制思考

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是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职能与办案中心地位的变革性举措,为新时代检察监督模式的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开辟新路径。在捕诉一体、内设机构调整等改革叠加的背景下,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契合改革需求,是检察机关聚焦监督主业、提升监督品质、实现办案与监督共同促进的必然要求,蕴含了深厚的理论根基和迫切的现实需求。

大通检察院重复信访现状调查及对策分析

检察机关控告申诉工作实践中,将信访人对信访事项办理结果不满意或者对办理过程不满意、不认可、不信任,而在一定时期两次以上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行为,认定为重复信访。《信访工作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单位的上级机关、单位又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上级机关、单位不予受理”。

简析未成年人涉“帮信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随着移动通信发展,校园中的“持卡”“带机”学生越来越多,且随着互联网对低龄群体的渗透,未成年网民比例不断提高,不少不法分子利用未成年人法律意识淡薄、心智不成熟、对帮信犯罪缺少警惕和防范意识的特性,加上未成年人对自身帮信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违法犯罪性认识不足,促使犯罪分子利诱未成年人为其犯罪提供帮助。

刑事裁判涉财产性判项执行与减刑假释关系浅析——以青海省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情况为例

为维护司法权威,确保刑事判决有效执行,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将刑事裁判涉财产性判项与罪犯减刑、假释相关联,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减刑、假释案件办理质效。本文从青海省办理涉财产性判项罪犯减刑、假释案件情况角度着手,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分析,探讨解决路径,促进执行效果更好实现。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运衍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泾探究

2021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明确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中的职权分工与共同目标,推动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

医疗事故罪构罪要件分析——康某涉嫌医疗事故罪为例

一、案件基本情况2021年1月10日,朱某以“持续性腹痛,恶心、呕吐1月,加重4小时。”为主诉人住A医院,人院后时任A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康某担任朱某主治医师,经门诊体格检查,考虑腹痛原因待查,康某为朱某开出血常规、尿常规、腹部彩超检查,完成上述三项检查后,结果显示朱某血液中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偏高,盆腔内有积液,但积液来源不明,感染比较严重。

加强与完善自行补充侦查制度研究——以H市人民检察院为例

自行补充侦查是指检察机关为查清案件事实重要节点、厘清疑点、破解难点,在侦查取证欠缺的情况下主动补位、积极履职,获取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了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阶段,针对需要进一步补充证据的案件,拥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将案件退回到公安部门进行补充侦查;二是自行开展侦查工作。

为基层检察官职业发展拓宽渠道——关于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落实情况的工作报告

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符合检察官人才成长基本规律,有利于检察机关内部人才竞争的良性循环,对促进检察官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目的是逐步实现上级检察院检察官主要从下级检察院检察官中产生,打通人才向上流通的渠道,让基层优秀检察官看到希望,打破基层职业发展“天花板”,不断拓宽检察官职业晋升渠道。

基层检察院完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路径探析

2023年5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暂予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多个方面对暂予监外执行工作提出了要求,包括进一步明确诊断检查标准、强化监督管理、落实工作职责、病情诊断标准化等。笔者以此为契机,对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检察院1990年来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进行了全面摸排,对暂予监外执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意见建议。

达日县人民检察院创新矛盾化解工作机制工作报告

近几年来,达日县人民检察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枫桥经验”,大力推进溯源治理,通过抓早抓小抓源头,努力在检察环节将矛盾有效化解。以便民、亲民、惠民作为切入点,深入落实主动救助、优先救助、及时救助、衔接融合、协同发力等工作理念,不断探索线索发现、政策宣传、申请渠道等方式,积极创新司法救助模式,把一笔笔“暖心钱”源源不断发放到当事人手中,为群众解决困难,为平安达日建设提供了优质检察产品。

提升检察建议工作质量的思考

检察建议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监督手段,检察建议作为检察职能的一种,在检察工作中的各个环节被广泛应用,是检察机关立足办案,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服务大局的重要方式,其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侵害未成年人强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制报告制度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往往存在隐蔽性高、熟人作案等特征,导致此类案件发现难、取证难。2020年5月,最高检联合国家监委、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强制报告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确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2021年6月1日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相关单位及工作人员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从法律层面确认了强制报告制度。

助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项目 落地运行的检察实践与思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检察机关如何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更好服务乡村振兴,以法治力量助推助推乡村振兴产业类发展项目落地运行?海西州天峻县检察院按照县委决策部署,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以介入监督县级乡村振兴产业类发展项目落地运行情况为切入点进行实践探索,深化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助推乡村振兴“中梗阻”问题有效解决,切实加强乡村振兴产业类发展项目资产管理规范有序、加快项目落地运行。

青海省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探索研究

青海高原作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物类型多样,文化内涵丰富,资源得天独厚,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存在文物保护执法相对偏软、保护开发利用“长短腿”的问题。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本质就是保护民族文明,护佑文化传承,而文物和文化遗产是社会公共资源,完全切合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的立法意图,因此公益诉讼检察可以在依法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方面及时补位,更好保护青海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守护好青海民族的记忆和根脉。

论非法请托类民事纠纷的处理规则

由近期办理的一起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引发的思考。该案件基本情况为:某男子作为中间人就帮助某培训公司学员介绍事业编制工作达成口头协议,并且收取了该公司支付的办理费用,将所收取费用部分转给具体办理人。但由于具体办理人并无办理能力,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正式编制工作无法办理,所以某公司要求中间人退还相关费用,中间人没有能力退清,某公司起诉中间人返还所有费用,某法院也判决中间人向该公司返还费用。

刍议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正当防卫制度是我国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刑法》首次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专条规定。1997年《刑法》完善了正当防卫的概念、明确了防卫过当的界限,放宽了防卫限度条件并增设特殊防卫制度。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出台《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至此,该制度经历了逐步完善健全的历程。正当防卫制度引领重塑了正当防卫理念,体现了法律的现实关切,进一步彰显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海南州检察机美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落实情况、制约因素及对策措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要“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近年来,面对党中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命题及党和人民赋予检察机关的更重政治责任和履职责任,最高检科学构建了一套有效管用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海南州院党组充分认识案件质量评价指标是事关检察为民初心和高质高效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

虚构恶害事实后以帮助犯身份取财案件定性思路分析

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同属我国《刑法》第五章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的罪名,构成要件的基本结构相似,主要区别在于两罪的被害人交付财物的意志自由不同:诈骗罪为被害人自愿交付,敲诈勒索罪为被害人被迫交付。单一的诈骗或者胁迫行为比较好定性,但欺诈与胁迫并存情形下的取财行为定性,在司法实践中与理论研究上却有较大争议。本文仅以虚构恶害事实后以帮助犯身份取财的案件为研究对象,阐明行为人为被害人法益创设可控危险状态情形下的案件定性思路。

新时代检察文化建设的若干思考——以海东市检察机关为例

文化是指在历史上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制度规范和组织机构。而检察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法律文化,是当今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文化的分支。检察文化作为一种管理形式,通常以检察机关为载体和依托来展示和传达自身的文化现象。检察文化不仅促进了检察理论的发展,引领着检察人员的价值判断,而且对检察机关的结构聚合、检察人员的能力提升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加强检察文化建设在价值引领、行为规范、形象塑造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