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稿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由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主办的专业学术集刊,2001年创刊,2007年以来连续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价值观的四个向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观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它们在四个向度或层面展开:一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理想,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核心价值观,它们塑造着中国国家形象,贯穿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之中;二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导向,包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观,它们具体展开为人民对美好生活与共同富裕的追求等;三是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包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观,它们具体展开为共产党员个人和每个青年应持的价值观,以及对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追求等;四是人类层面的价值目标,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展开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对普世价值的超越等。这四个向度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观体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时代意义。

论马克思法哲学的基础

长期以来流传甚广但迄今为止尚未解决的一道难题是对马克思法哲学基础的原则性错解。这一错解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对马克思重要经典思想的错解,而且在实践中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这一误解认为马克思把法和法律看成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这一误解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法制不过是权力和意志的附庸、工具和手段。然而马克思认为,无论是主张法律是权力的表现还是认为法律是意志的表现都是错误的;本质上,法律既与权力无关也与意志无关,而只与生产力和生产的经济条件有关。经济条件与生产力构成一种可以用自然科学精确性指明的平衡关系,而法和法律与生产力和经济条件在此平衡的基础上构成一种不平衡关系。政制的特点表现为强力和及时,法制则具有长效和稳定的特点。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有更长远的规划,因此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需要建立健全法制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对此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算法推荐视域下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困境及其超越

算法技术通过“智能推荐”潜移默化地重塑着青年的思想认知和行为方式,也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算法不仅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传播和效果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持,而且为深入挖掘青年爱国主义话语资源、增进话语主体有效互动提供了动力。但是,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分彰显,算法也潜藏着消解教育内容、割裂教育空间、疏离教育主体以及弱化教育效果的风险。弥补算法价值理性的缺失、发挥算法的技术优势,是摆脱当前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困境、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任务。为此,须从促进内容智能化传播、推动话语表达转换、设定算法的价值前提和加快教育方法革新等方面,探寻对算法推荐视域下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困境的实践超越。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日益激烈,愈发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史研究的重要性。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在历史和现实双重维度上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如此,提炼和展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精神实质,对于认识当今意识形态形势、加强和改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理解“中国之治”的三个向度

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之治”的韧性与张力也日益凸显。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中国之治”发展道路。从历史脉络看,“中国之治”在党的接续奋斗中先后经历了“初步探索”、“曲折前进”、“开拓发展”和“全面推进”四个阶段。从逻辑理路看,“中国之治”的实践进程呈现“守正与创新的统一”、“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和“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等鲜明特征。站在历史与逻辑的双重架构下,锚准“中国之治”的实然历史样态与应然发展逻辑的内在耦合性,能够总结出“百年之治”的经验启示,这是对新时代推进“中国之治”的现实关照。从历史的厚度、逻辑的深度与现实的高度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之治”的伟大实践,不仅是应对世界的百年变局与人类社会时代拷问的现实举措,而且是助力“中国之治”行稳致远、引领与推动“全球之治”的应有之义。

唯物辩证法的普遍智慧与简约话语

唯物辩证法科学揭示了大千世界存在发展的共同法则,贡献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智慧与简约话语。唯物辩证法体现为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和思行辩证法,其时代精神精华成为现代人们求实进取的智慧话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唯物辩证法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与新飞跃,是凸显时代强音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融通文明、引领创造的唯物辩证法既是人类文明的希望话语,也是中国与世界迎接未来挑战的普遍智慧。

西方社会治理思想评析——以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思想为视角

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可以从观念之维、主体之维和方案之维三个方面入手。以社会治理共同体为视角,考察和评析西方历史上的社会治理思想,可以发现,从观念之维看,古代西方倾力张扬法治观念,法治观念构成了西方古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结构“上端”。从主体之维看,古代西方没有严格意义的社会,只有政治性的城邦。近代西方有了社会、有了个体,社会和个体一起与国家构成了治理共同体的结构“中端”,但也使得社会治理中作为整体的国家与作为个体的公民不同治理单元之间关系的紧张。从方案之维看,现代西方走的是以技术治理为主的道路。技术治理构成了西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结构“下端”。

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的中国逻辑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先后经历了从走西方的路到走俄国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的历史演进,实现了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飞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对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整体超越,开辟了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人类解决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深刻彰显了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和中国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平等观探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对平等的追求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不断觉醒,经过“原始共同体内的实质平等一普遍的形式平等一普遍的实质平等”的历史沿革,最终发展为社会主义平等观,即无产阶级追求的、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普遍的实质平等。社会主义平等观,既指导着无产阶级吸收资本主义法权平等的合理因素,在物质生产逐步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劳动人民的普遍实质平等,又批判资本主义平等的片面性、折中性、抽象性,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新时代教育观的哲学思考:理论基础、内涵和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问题,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发展教育的重要意义,形成了蕴含丰富哲学意蕴的新时代教育观。新时代教育观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为哲学逻辑起点,以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为哲学理念根源,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哲学方法论基础。这一教育观蕴含丰富的内涵,包括以弘扬社会风尚为导向的尊师重教观,以强师能、提素养为宗旨的教师队伍建设观,以立德树人为目标的育人观,以教育均衡为追求的公平观,以尚贤爱才为主导的人才观。它具有四个方面的“辩证统一”特征,即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自由发展的辩证统一、世界水平与中国特色的辩证统一、教育发展与人类进步的辩证统一、扬弃传统与对接现代的辩证统一。

葛兰西国家治理理论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葛兰西国家治理理论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他首先从定义上对知识分子进行界定,然后划分知识分子的职能,不仅充分地讨论了知识界形成的历史,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把有机知识分子视为行使文化领导权的主体。正是因为有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葛兰西的国家治理理论才呈现独特的风貌,影响和塑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特征。

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视域中的王船山研究——以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为中心的考察

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是因李达而结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李达的影响下,他们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中探寻中国自己的“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启蒙说,并由此开启对王船山其人其学的研究。他们的王船山思想研究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视域:吕振羽将王船山思想定位为代表新兴市民阶级的新思想,侯外庐将王船山思想诠释为形式知识上的解放,萧萐父则着力梳理王船山思想“推故致新”的内在逻辑。通过这些探讨,他们将王船山思想中可以接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层层深入地揭示出来,显示出其在王船山思想研究上的理论优势。

“普照的光”与矛盾不平衡性原理的内在一致性探析——基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矛盾论》文本的考察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的“普照的光”与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的矛盾不平衡性原理在内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这体现在二者对主要矛盾原则的运用中。马克思提出了居“普照的光”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其他一切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主要矛盾原则,但已经将资本及私有制作为决定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主要矛盾进行批判。毛泽东在矛盾不平衡性原理中将对立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认识到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存在决定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普照的光”与矛盾不平衡性原理的内在一致性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内部结构的认识;二是对主次矛盾动态转化过程的分析;三是对批判性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

霍耐特对主流正义理论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所长霍耐特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主流正义理论进行了批驳:主流正义理论以分配范式作为正义理论的主题,局限于消极自由的实现,无法解释人们对益品的共同兴趣;主流正义理论将程序主义作为正义理论的建构方法,无法充分阐明实现个体自由所需的社会前提条件,导致社会分析与规范分析的脱节;主流正义理论将国家作为实现正义的唯一机构,没有意识到国家无法解决所有领域的正义问题。霍耐特对主流正义理论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对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诸众的狂欢与落寞——论哈特、奈格里的激进政治主体理论

进入21世纪后,哈特、奈格里通过对斯宾诺莎、马克思和福柯的创造性改写,挖掘出当今生命政治生产下蕴含的新革命主体——诸众,进而构建出一幅全新革命主体的诞生、反抗和创构的图景。为了抵抗资本主义对共同性的破坏和占有,哈特、奈格里将诸众解放的可能性与主体性生成和共同性的再占有联系起来,提出了联合身份政治群体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平行论策略。然而,诸众奇异性和共同性的内在张力使他们在革命道路上选择了抛弃无产阶级政党和统一领导的“出走”之路,终究只能在偶然性的狂欢行动中昙花一现、走向落寞,并没有逃出新社会运动面临的主体性危机以及身份政治带来的诸多缺陷,无法真正动摇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鲍德里亚社会测定兼容性模型中的个体及其意义

根据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的论述,社会测定兼容性模型可被建构为一个以功能化个体为基础点,以普遍社会关系为关系线,以丰盛氛围为背景面的具象化二维图式。这一图示以点状存在的个体为基本单位,个体作为模型中抽象的几何点,在空间分布上无限广,在数量上可以无限多。消费社会中的个体兼有去主体社交性、不排他差异性和非道义宽容性三个特点。以社会测定兼容性模型为框架对消费社会中个体的位置、特点进行专门分析,有利于在理论层面上看清鲍德里亚同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者消除异化路径的不同,并在实践中促进消费伦理与消费主导型经济的动态拟合。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实践存在论哲学意蕴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与他所实现的存在论哲学革命紧密相关。区别于既往的市民本体论式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内含浓厚的实践存在论哲学意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市民社会”本身不具有规范性意味,它在根本上表征着现实个人生存于其中的资产阶级社会体系;其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既是一种极具现实批判性的“理论”,也是资产阶级社会体系最终得以实现内在批判的实践需要。从对人的存在的崭新理解出发,马克思消解了市民本体论式政治哲学中“理论”相对于实践的霸权地位,他的“市民社会理论”不仅植根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的实践境况,而且还参与塑形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向。

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前提、发展历程、本质特征和世界意义的关键视角。18世纪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既推动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又造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只有实现现代化,才能彻底改变上述被压迫被殖民的历史境遇。更重要的是,在近代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过程中,尽管各种救国方案纷纷登场,但真正引导其走向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乃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而站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高度,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是西方现代化倒逼的产物,并与它具有很多共同特征;另一方面又以共产主义的独特路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超越了“资本的野蛮面”。这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中心论”模式,赋予共产主义以强大的生机活力,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共产主义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有着极为重大的价值。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人类本质论的三重逻辑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站在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将“人的本质”论述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ensemble)”。然而,源自法文的德文“ensemble”被释译为中文“总和”,是否真实反映马克思的本意?这成为国内学界长期忽略或颇有争议的问题。系统澄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真实意蕴到底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合奏”,需要重回马克思经典文本语境,以辩证的理论视野,把握其人类本质论的三重逻辑,即以实践性统摄人的本质、以现实性规定人的本质、以生命性把握人的本质。只有通过实践性、现实性、生命性的“合奏”,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提供了可能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