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合宪性、涉宪性”为方法——从“连坐规定案”审查意见的方法逻辑切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第5条规定了涉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的双审原理结构:一是通过涉宪性审查穷尽法律问题,通常情形下,合法性审查已实现有效审查,作为重要备位机制的合宪性审查不再启动;例外情形下,穷尽法律问题仍未能实现有效审查,则进而展开合宪性审查。二是通过合宪性审查援引宪法依据,当明确条款并依序援引,禁止向抽象的法规范逃逸。其中,在基本权利审查场域,具体的基本权利规范优先援引,进而依需要辅助援引或单独援引“概括性人权条款”。据此方法规范,“连坐规定案”审查意见在对“连”与“坐”涉宪性审查后,关于“连”的合宪性审查继续展开,所诉诸的“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包括优先援引的第38条人的尊严条款、第33条第2款平等权条款以及补强援引的第33条第3款“概括性人权条款”。

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存废困境及其化解

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法律层面和最高司法权层面尚未获得正当性。与规范层面上的禁止性规定不同,出于司法适用需要,此类文件在实践中仍然禁而不止。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禁而不止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作为方法的司法解释和作为权力的司法解释。基于司法权的内在需要,地方“两院”制定此类文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实践中,地方“两院”出于司法适用、回应政策需求以及适应地方具体情况等目的而制定解释性质文件,部分规则有解释之名却隐含了立法之实。为缓解地方“两院”法律解释需要和规则效力外溢之间的张力,应当从制定主体、功能界限以及裁判定位三个方面对其进行限制。地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规范化后,宜将其纳入地方人大和司法系统中进行相应的双重审查规制。

人权条约机构的一次失态与失当之举——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中国第三次履约报告的审议

2023年2月15—16日,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中国第三次履约报告正式进行了审议,该委员会关于中国的结论性意见大幅增加了新的关注问题,其中涉疆和涉藏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问题以及“一带一路”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结论性意见对“一带一路”、涉疆和涉藏事项等问题作出了很多有悖事实的指责。该委员会也无视中国的履约成就,一改其惯常实践,对中国履约“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作出了极为失衡的评价,明显体现出了对中国的偏见。在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们应正确对待国际人权机制存在的缺陷,既应肯定其对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完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必要对其有悖事实的指责坚决予以澄清和回击。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欧人权思想互鉴

中国和欧洲的传统文化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潜在人权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东学西渐”,对欧洲产生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助力了欧洲人权学说的创立。反过来,欧洲人权学说“西学东渐”,也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权资源实现自我突破,萌发了中国的人权理念。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过程中,中国代表与欧洲代表相互交流、共同探索,为全球人权共识的达成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欧人权交流更为广泛并趋于平衡。中欧在平等和开放的基础上加强人权交流,不仅有助于中欧双方人权视野的拓展和人权共识的达成,也会为全球人权交流树立样板,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共同和谐发展。

规制仇恨言论的国际法规则与实践

许多国家都存在仇恨言论这一丑恶现象。尽管对于仇恨言论的概念并不存在普遍接受的定义,但国际社会一直高度重视对仇恨言论的规制,提供了若干规则,形成了相应实践。规制仇恨言论的国际法依据可分为四类,即限制表达自由的规则、禁止滥用权利的规则、禁止仇恨言论的规则和规定仇恨言论为国际罪行的规则。普遍性和区域性人权机构以及国际刑事司法机构适用这些规则,在规制仇恨言论方面形成了丰富的案例,且规则适用的重点均落脚于如何平衡对表达自由的保障和对仇恨言论的规制。规制仇恨言论的国内法律规则和实践与国际法律规则和实践相互影响,研究国际相关法律规则和实践对于理解各国相关法律规则和实践、形成规制仇恨言论的国际共识和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工商业与人权视角下数字企业人权政策的实证研究

数字企业作为数字技术的开发者和海量数据的收集者、使用者,其运作容易带来隐私泄露、信息控制和算法歧视等人权风险。为推动数字企业落实尊重人权的责任,有必要对全球数字经济100强企业的人权政策展开分析。根据《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是否承诺尊重国际人权标准、是否具备解决标准冲突规则、是否包含完整的人权尽职调查流程、是否设置完善的人权补救机制、是否明确适用范围和是否得到最高管理层的参与是检验人权政策是否完善的基本要件。通过考察发现,100强数字企业的人权政策在内容和形式上仍有待完善,主要体现为解决人权标准冲突规则的缺乏和适用范围的模糊。此外,数字企业人权政策在内容上呈现出关注产品未来的人权风险以及突出对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保护及相关限制的特点。国家工商业与人权立法、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非政府组织运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企业人权政策的制定,而拥有良好的人权政策还将有助于企业建立完善的报告及政策体系、提升企业效益并开展有效的人权补救行动。

国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功能区分标准及其法理反思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今现实中,大量的平民在事实上都可能会以不同角色卷入到具体的武装冲突之中。随着现代武装冲突在思维范式、时空语境、科技条件等方面呈现出一系列新型的特点,“平民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这一现象已经更加广泛地出现。与此同时,作为国际人道法基础的区分原则也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法理挑战。传统的静态化的身份区分标准在解释力方面已经陷入困境。相比而言,建构一种以“持续作战职责”作为基准的功能区分理论就显得尤为必要。以“功能区分标准”为基础廓清和厘定“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法理概念有利于划分平民与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人员的界限。为了更好地落实区分原则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中的应用,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定义的解释性指南》的基础之上,现代国际人道法仍需强化功能区分标准的法理价值、澄清“持续作战职责”的法理要素、划定直接与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功能边界,从而使得国际人道法的解释体系在人道主义原则与军事必要性之间寻求一个可操作化的精巧平衡。

公民基本权益的概念证成——以“强制亲子鉴定”备案审查案例为中心

202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披露的“强制亲子鉴定”案的审查结论中认为,亲子关系涉及公民人格尊严、身份、隐私和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属于公民基本权益,受宪法法律保护。该审查结论首次提出“公民基本权益”的概念,这既是对宪法上所规定的权利和利益的重大发展,也提出了如何认识基本权益的问题。通过分析发现,人格尊严、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属于我国宪法明确列举的基本权利,身份、隐私、亲子关系虽然未被我国宪法所列举,但仍然受宪法上人格尊严、家庭关系的保护。因此,公民基本权益是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利益的总称,宪法上明确列举的权利属于基本权利,而宪法上虽未列举但受宪法基本权利保护的属于基本利益。

涉隐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挑战与回应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所增加的一项重要规定,是对“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改革成果的吸收,体现了行政处罚全过程公开的要求。行政处罚决定作为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行为的负面评价,其公开将对行政相对人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产生不利影响。但在信息化时代,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行政机关进行监管、强化惩戒效果和教育社会公众的重要手段,亦是实现公共预警、进行风险提示的有效举措。立足既有规范依据,对涉隐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判定应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例外的判定还应结合过罚相当原则和比例原则,细化公共利益保护、当事人同意、惩戒效果强化之理由,同时禁止侮辱性公开,以明确隐私保护的界限。

权利的能力理论证成及其补强

应有权利的证成依赖于对特定规范性依据或理由的支持。现有研究中,权利的证成性资源主要集中于道义论或结果论。无论是道义论还是结果论,在证成权利方面均存在不足,能力理论可以部分地填补这种不足。能力理论主张,从利他主义的普通人角度出发,国家为保障个体尊严,应当在最低限度以上去培育和发展个体的核心能力,使其在过上体面生活的意义上成为一个人。能力理论在汲取道义论与结果论理论优势的基础上,补强了权利的证成性资源,进而为权利研究特别是新兴(型)权利的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平台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合规审计分析

个人信息合规审计制度是信息时代运用审计法治推进人权保障事业的重要制度设计,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是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的重要举措。目前实践中尚未形成体系化的互联网平台治理规范,落实平台履行个人信息合规审计义务的针对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规定均存在明显瑕疵,且平台自身开展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的内生动力不足,外部监管也施力有限。为发挥审计法律规制效力,切实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合规审计需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平台开展个人信息合规审计须凸显未成年人保护的特殊性,强化平台内部治理,建立健全平台个人信息保护合规激励机制,以合作监管模式赋能政企协同监管,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论联合国职员的诉诸司法权

诉诸司法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在国际组织与其职员的就业争端中,基于保障国际组织职员的个人权利与维护国际组织的司法管辖豁免这两个方面的需要,联合国已经开始重视诉诸司法权的保障,通过构建和完善其内部司法机制加以落实,并在国际人权保障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国际组织公共行政权力与日俱增、个人权益受其影响渐深的背景下,对国际法上的个人实现诉诸司法权的联合国实践,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当然,目前联合国内部司法上诉机制在诉讼主体、救济措施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阻碍了联合国职员诉诸司法权的进一步实现。对此,联合国应继续完善相应制度,其内部司法机构也需要尽可能利用司法裁量权来突破其规约中不合理的限制,以更充分、全面地保障联合国职员的诉诸司法权。

移情式关怀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融入研究——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刑事诉讼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客观维度的程序制度建构,而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认知方面的主观维度缺乏关注。但是,客观的程序制度无法自动产出公正的结果,司法工作人员的决策行为贯穿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其主观认知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对决策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需要对刑事诉讼主观维度予以足够重视。刑事诉讼主观维度以司法工作人员的道德情感为核心,影响其立场和决策。主观维度的研究可以从移情式关怀理论中得到启发,使人们具有以对他人苦难产生情绪反应的能力为出发点,并提出禁止引发他人苦难,乃至尽力消除他人痛苦的道德要求。在刑事诉讼中融入移情式关怀理论,可以产生舒缓惩罚犯罪原则与保障人权原则之间的张力,推进无罪推定原则的完善,为审判中心主义提供支持等积极效果。虽然,移情式关怀理论无法避免人类主观方面的局限,但是,通过司法工作人员的立场确立和诱导训练可以弥补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中的不足。

休息权的社会主义法治内涵及其保障

休息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亦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法治实践成就,该项权利已载入《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文书,并在我国宪法、法律中得到确认。但是在当代法治中国实践中,由于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劳动者休息权的充分保障依然遭遇现实困境。要在更高水平上充分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回应美好生活制度建构要求,并完善法律治理机制特别是权利保障体系。应通过对休息和休养权益的充分保障,积极回应广大劳动者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

工商业与人权视野下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激励机制研究

“企业中心主义”的环境责任理论难以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提供充分的内外驱动力,工商业与人权视角则会为要求和激励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提供一种补充性理解,以及更强的理论和实践支撑。审视当前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激励机制可以发现,其虽已经形成了若干实践形式,但仍然面临适用标准不完善、社会层面环保响应不到位及责任履行体系欠缺的问题。基于此,应当以人权理念、制度经验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实践为有益指引和参考,完善企业履责激励的适用标准,加强环境人权的社会化教育,健全企业环境人权的尽责体系。

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和阐释

国际人权理念和规范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表达形式。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中积极倡导和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阐述对人权事务的观点和主张,二是提出或支持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权提案,三是参与制定、投票支持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权宣言和公约。在国际人权领域倡导和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中国主要扮演了四种角色,即积极倡导者、坚定维护者、内涵阐释者和共识凝聚者。中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和阐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中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越来越多地被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通过,中国提出和支持的许多主张被纳入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宣言和决议之中。

美国监狱私有化的动因与批判

20世纪80年代起,监狱私有化在美国再现,并流行于欧美,其直接动因是试图通过监狱私有化以降低大规模监禁带来的监禁成本压力,但深层次动因则是新保守主义带来的刑罚观念转变。研究显示,监狱私有化没有实现其降低监禁成本的承诺,反而形成政治、资本与司法行政系统、勾连的监狱工业综合体,并将罪犯变成牟利的工具进而严重侵犯人权。监狱私有化是美国新刑罚学的体现,其表面强调罪犯应当对罪行负责,实则为美国刑事司法转向收费体制提供了理论论证,加剧了大规模监禁现象并造成刑罚向下的现实。

权利救济视角下备案审查与司法诉讼的制度衔接——以《备案审查决定》新增条款为基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第6条和第14条的规定,为备案审查制度衔接司法诉讼制度的进一步细化提供了规范空间。从保障当事人权利出发,可以具体搭建以下制度衔接:当事人提起备案审查引发的备案审查决定对已决原因案件、未决原因案件的两类溯及制度,备案审查决定作出后对在审案件及审判终结案件的两类普遍溯及制度。在程序上需要借助诉讼中止、恢复诉讼、再审等机制与备案审查形成联动,且当事人根据备案审查决定提出再审应受到再审期限的限制,具体按照“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为由,自知道备案审查决定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但刑事诉讼除外。目前备案审查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书面审查意见,其效力的发挥需以制定机关实际废止、修改规范性文件作为前提和具体起算点,且比照备案审查决定予以适用。

2023年中国人权司法保障十大案例评析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司法工作提出的殷切希望,是人民对司法公正的热切期盼。人民法院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切实加强人权司法保障。2023年初,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确定了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民生司法保障。二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夯实社会发展的基础。三是通过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国家战略,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妥善应对新任务新要求。四是落实好人民法院在线诉讼、在线调解、在线运行“三大规则”和区块链司法应用意见、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完善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司法模式,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

刑释人员复权制度集成的实践逻辑

在犯罪治理体系中,与运用识别技术强化管控特殊人群相比,刑释人员融入普通人生活始终是一个被搁置或被淡忘的话题。面对社会的冷漠和排斥倾向,仅仅摘掉受刑人标签即运行前科消灭机制,仍不足以帮助这类弱势加“另类”群体再社会化。“因犯罪失权—失权法律原因消失—复权—平权”的过程控制,不仅能更新普通人的权利观,提升特定人的权利意识和能力,还能在义务泛化的情形下压实基层政府的职责;逐步压缩特定人被限权的空间,一方面直面普通人与特定人之间存在的权利冲突,另一方面也真正将社会共治构想建立在社会共存基础上。因此,复权制度集成的实践逻辑应当是:在司法因应层面,扩大犯罪记录封存范围,将积极复权措施提前到自由刑执行阶段,运用政策杠杆适度压缩限制从业空间,畅通司法救济渠道限制义务主体的乱作为;在政府作为层面,基于刑释人员再社会化紧密衔接刑事法与行政法,将针对这类人群的专项服务嵌入社会福利、卫生医疗、文化教育、就业指导、劳动保护等普惠体系,消减直接和间接歧视;在社会接纳层面,借助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消除或淡化普通人与出狱人的心理隔膜,还给后者普通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