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国”认同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天下一家”语境下,四裔归属意识的不断增强,是秦汉时期的“中国”认同获得空前发展的根本机制。郡县制管理体制机制下东西南北各地、各族居民先后被“编户化”而统称为“秦人”和“汉人”,意味着在秦汉王朝疆域版图之内各族居民在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下,相互认同而实现的空前民族统一,体现出当时东西南北各族对以秦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下的全方位认同。这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民族内涵及其关系格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机,这种直接以统一帝国疆域划定的规模空前的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对于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清朝的“中国”概念

清朝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涉及清朝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对于我们理解近现代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极为关键的概念。皇朝时期,“中国”并不是一个中性词,其表达着相对于“四夷”的优越性,是“华夷秩序”的一部分,且由此其也就被使用于“四夷”“天下”等语境中,这些也被清人所继承。就地理范围而言,清朝初年的“中国”相当于“九州”或者“十八省”,但从康熙时期开始,清廷就有意识地扩展“中国”的范围,将其等同于清朝直接统驭的范围,或者清朝的“疆域”。虽然相当于“九州”的“中国”依然被继续使用,甚至在民国初年依然有着影响力,但地理范围扩展后的“中国”则为近现代中国的领土奠定了基础。

10—13世纪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中国”认同

10—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继南北朝以来又一个中原汉族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并立、对峙时期,辽、宋、西夏、金各个政权均自我认同为"中国""正统",它们虽然没有得到他者的完全认同,但却出现了部分他者逐渐认同的发展趋势,这说明中国古代的"中国"极具魅力和吸引力,不仅成为汉族及其政权引以为自豪的自称,也成为少数民族试图跻身"天下中心"和"文化中心"行列所向往的对象。正是因为"中国"认同,各个民族和政权逐步凝聚,才形成了今天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

隋代王通的“中国”观及其时代特色

王通"中国"观的主要内容继承了五帝三王以来地理、政区、汉族、汉族/中原文化、王朝(政权)等传统涵义,其"中国"观言论中,指称王朝(政权)所占比重最大。王通所称呼的"中国",不仅有两汉、魏晋等汉族王朝,还包括魏晋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权)。王通称呼前秦和北魏政权为"中国"是对传统"中国"观的新发展:它是魏晋以来中国王朝频繁更替、民族关系空前活跃的产物,是王通顺应华/夷关系新变化,以平等、客观的态度对待北方少数民族及其王朝(政权)的表现,是对儒家严华/夷之防观念的巨大冲击,在"中国"观问题讨论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王通的"中国"观的时代局限性表现在他对汉族的衣冠礼仪"中国"的明显倾向性和思想深处仍然存在的华/夷之别的观念。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夏商周王制时代的“中国”认同

夏商周三代王朝的相继出现,均是在原有邦国基础上,获得天下诸邦政治与文化认同的产物。诸多同姓和异姓邦国对夏朝的政治、文化认同,是夏朝成为王朝大国的根本内在机制;有商一代的“中国”认同,始终与内外服制度的推行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西周时期宗法分封制度的推行,从而使西周王朝超越夏商而达到王制国家的全盛,而此间的“中国”认同,也获得了同步发展。

农牧关系: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农史考察——兼论历史早期的“中国”边界

历史时期形成的旱作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旱作种植业为主、以养畜业为辅的,种养结合且结构功能较为完整的农业类型;而所谓游牧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游牧业为主,结构功能并不完整的农业类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伴随作为游牧农业因素的家养牛羊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先后出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开始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形成并逐步发展;至晚商时期开始,家马的出现与用于骑乘,使得上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或分化、或转型,在晚商西周春秋时期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之间基于农业类型的差异而形成的界限逐步明晰化,形成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农牧关系。农牧关系的形成导致晚商西周王朝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变动,中原王朝与蛮夷戎狄的界限开始萌发并逐渐明晰,彼此之间的冲突融合促成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同时,西周王朝关于"中国"的地理边界得以明确,"中国"概念的形成标志着早期国家突破了"华夏"血缘族群认同的唯一纽带,地缘政治认同开始形成,广域王权国家在西周王朝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金人的“中国”历史认同--以《大金德运图说》为中心的讨论

金人编成的《大金德运图说》一书,充分反映了金人对“中国”历史的认同观念。书中收录的德运承袭图,认同从神话传说人物伏羲至宋辽金时期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并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分裂时期的中国正统分成两个分支,在两个分支旁边标注有南燕、后燕、北燕、姚秦、赫连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不仅将“五德终始”学说的单线性发展模式改为复线性发展模式,认同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可以称正统,并且认为正统和非正统都是“中国”,充分反映了金人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认同意识。由于“五德终始”学说的单线性中国历史发展模式受到了复线性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挑战,所以,金人在关于金朝的德运讨论中,出现了“继唐”“继宋”“继辽”等观点的分歧,这不仅从侧面反映出金人对唐代历史、宋代历史和辽代历史均有认同意识,也促使“五德终始”学说这一单线性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理论逐步走向终结。

“中国”系列文化节目创作手法探析

在《故事里的中国》和《典籍里的中国》为代表的“中国”系列文化节目中,主创团队从传统文化中挖掘优质内容资源,通过传递家国情怀和建构文化仪式感在内容方面进行了升华,还以多模态话语的戏剧呈现方式进行了叙事创新,强化了受众群体的文化认同感。

“边疆”与“中国”的交融--理解和诠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路径

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系中,“边疆”与“中国”是两个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词语,今人从不同的角度又赋予了更多不同的含义,但只有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有具体的指称对象。历代王朝虽然自称“中国”,但也应该动态地认识“边疆”和“中国”含义的变化,同时即便在全球的视野下审视“边疆”与“中国”的交融也需要有一个基点,这是“历史上中国”大讨论出现的价值所在。这一基点应该是将“中国边疆”的“中国”界定为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开端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清代中国,其疆域属性由传统王朝国家开始转变为主权国家。

中国古代的“天下”“中国”观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的内涵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中义和狭义的"天下"分别与广义和中义的"中国"内涵相对应。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的"中国",虽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中原地区及其政权和四裔地区及其政权)所构成,包括九州、四海之内的所有华夷及其政权;古人用"天下"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虽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但既包括华夏汉族王朝国家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又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用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这种"天下"即等于"中国"的观念,到明清时期虽然发展到了高峰,但由于西方"天下"等于"五大洲"的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天下"等于"世界"、"中国"只是"天下"之中一个国家的观念开始对中国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天下"和"中国"重合的观念开始走向瓦解,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天下"和"中国"观念最终完成了分离。

超越“夷夏”:北宋“中国”观初探

在契丹等异族政权的压力下,北宋"中国"意识空前凸显。但与此同时,北宋的"中国"观及正统论呈现出超越"夷夏"族群意识的儒家文化伦理色彩。宋儒将"中国"文化价值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宇宙本体原则,以此作为"中国"身份判定的核心标准,希望以文化、道义上的优势德服四裔,但同时也赋予了它突破种族藩篱的超越性,这为此后金、元等非汉族政权被汉族接纳为"中国"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交融与一体:多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与“中国”——《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引出的话题

“边疆”与“中国”是内涵丰富的两个词语,而如何认识二者的关系是认识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关键。《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有关“云南”和“中国”的学术预设存在问题,相关探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讨论,“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是其代表,但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有从中华大地独有的疆域观、族群观和政权观去审视才能清晰看出作为历代王朝存在区域的“中国”和其外被视为“边疆”的区域如何通过“交融”而最终走向“一体”的轨迹。

再议“中国”隅隈边界

近代以降,"中国"一直是学术界重新讨论、反思、辨析的"老而新"的概念,特别是如何定位"中国"的边界。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有主权、领土、边界的现代国家强烈地撞击着"天下中国"之无际有疆(界)王朝形制,是为一。中华传统素以"农正"(农政)为本、为源,"乡土中国"成了共识性概念。"游牧"历史性地被"污名"、被忽略、被失忆,也因此被区隔于"汉族中国"之外,是为二。地理的多重指喻,将"中国西部"历史性地裂化为"中国/西域"的二元对峙结构之中。"游牧"的本义只是顺应自然环境的生计方式,由此演化出的"游牧文明",她一直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组成部分,是为三。研究表明,以传统的"农耕""乡土"定位"中国"不妥,当以"农耕﹢游牧"定位之,也因此化解了一些历史的难题。

自居“中国”与重定华夷:五胡王朝的“中国”观

十六国时期,五胡入主"中国",而晋室则僻居扬越。为与东晋争正朔,五胡王朝依托中华传统的夷夏互变、地域以别华夷理念,自居"中国"以示五胡居"中国"而变为华夏;以族类意味浓厚的"扬越"指代东晋,以示晋室居扬越而变为蛮貊。五胡王朝自居"中国"、重定华夷的宣传,旨在以中华传统的"王者居中国""正朔不加夷狄"为依据,自居中华正朔而斥东晋为蛮貊僭伪。为应对这一挑战,东晋刘宋之时南人通过礼制改革,逐步树立了建康的天下中心地位,将"中国""徙到"东南。南方与北方的"中国"之争,使南人摒弃了狭隘的"吴人"身份认同,转而认同"中国"。南北双方共同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意识的形成,为中国重归一统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

“边缘”与“中国”之间:明人眼中的广西——读万历《广西通志·杨芳序》有感

1598年，当明王朝老态龙钟地迈入它的晚期之时，一位名唤杨芳的官员由北京出发，一路行来，进入广西省城桂林。作为新任广西巡抚，杨芳下车伊始，即察访斯土，熟稔民情。在杨芳履任的第二年（1599年），详志广西全省情况的（万历）《广西通志》编纂完毕，编纂者循例将此书呈递给巡抚杨芳，并恭乞新任巡抚作序。藉此序言，杨芳记下了在初践斯土之时对广西的看法：

慕容鲜卑“中国”认同观念探讨——以前燕“中国”认同形式多样化为中心

何谓"中国",学界虽然几经讨论,但还是有人认为历史上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不是"中国"。其实在中国古代,不仅华夏汉族及其政权自我认同为"中国",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也具有"中国"认同意识。这种"中国"认同意识,既包括各个民族及其政权的自我"中国"认同,也包括各个民族及其政权对中国古代各种内涵的"中国"的认同,还包括后来政权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要疆域范围,与自己或有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称其为"中国"的认同。可以说,中国古代各个民族及其政权均视中国历史为自己的历史,视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文化,具有强烈的"中国"认同意识。这种"中国"认同意识,使各民族逐渐从多元走向一体,共同凝聚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不仅为"中国"国号的奠定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这组专题讨论包含的五篇论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分别对慕容鲜卑、金人、元人及清人的"中国"认同观念进行了探讨。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并有更多的学人参与进来,将研究引向深入。

视阈、内涵与学术张力——读李大龙著《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

"中国疆域"理论向来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李大龙先生《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为其增加了厚重。是书于理论层面通过对"五方之民"、"天下"、"中国"、"大一统"、"藩属"、"宗藩"、"羁縻"、"国家"等一系列概念的重新阐释,以不同视角准确地建构了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疆域由王朝国家嬗变为主权国家的合理性、合法性,准确把握了传统"中国疆域"向近现代"中国疆域"转换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