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哲学”译名确立过程看东亚人文特色

哲学在明末的译名是"爱知学"、"理学"或"穷理学"。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西周在知晓这一译名的情况下,摈弃"理学"等原有译名不用而新创"哲学"译名,是有其文化上深意的。用"哲学"译名,既与东方语境中人所共知的朱子"理学"划清界限,又使这门学问具有东方文化气息。"哲学"在辞典、报刊等普遍使用的情况下,最终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但其接受过程并非没有理性的思考,并非毫无障碍。梁启超、严复都曾对这一译名踟蹰再三。"哲学"译名的确立过程,是东方学者赋予哲学东方意义的过程,西周、梁启超、严复对"哲学"译名深思、选择的过程,也很有东方特色。西周后创的"哲学"译名,能够取代中国已有的"爱知学"、"理学"而为东方学人共用,是日本在接引西方文化方面超过中国的标志之一。

旧区物管困局——旧区物管“哲学”

旧住宅区大多房屋老旧、配套不全、规划滞后；业主构成多元化：有公产业主、购房改房的私产业主、购买早期商品房的私产业主；旧的管理体制根深蒂固，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旧住宅区的物业管理特点基本可以概括为：收入少管理难度大，大多数旧住宅区规模小、分散、管理成本高、房屋楼龄较长、维护保养难度大。而且很多老旧住宅小区只有整治出新，才能实施物业管理。

“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未来向度——兼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关于“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论争关涉到中国哲学学术和学科的建设方向。在问题导向与历史性的基础上揭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未来向度,将“哲学就是哲学史”由客观命题转换为一种主体观念,以历史自觉引领当代哲学创新,就可以把哲学与哲学史统一为朝向未来、不断展开的现实活动。而在以往哲学史中“缺席”的中国哲学,也可能在未来的哲学史中重新获得自己的位置。从这种理解出发,哲学活动的未来性不仅能够突显出建构话语体系的必要性,还能够赋予作为中国特色话语的历史信仰以生机和活力,更能标示出构建具有真正世界意义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内在规范。

诗歌与哲学的古老纷争--柏拉图“哲学”(philosophia)的思想史研究

苏格拉底在《理想国》的结尾指出,诗歌与哲学之间存在一场"古老的纷争"。借助语境还原的研究方法,我们试图把"古老纷争"置放到柏拉图创建哲学的思想史事件之中。柏拉图创建的哲学通过与其他两种"智慧",即诗歌和智术的对立和竞争来界定自身。对立和竞争的焦点主要围绕教育:哲学被展现为最佳的灵魂——城邦教育并足以取代诗歌和智术。柏拉图学园和对话录写作这两个看似外在的形式从实践层面反映了柏拉图哲学观念的特质。

“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

有没有什么一般"哲学"、普遍"哲学"?黑格尔自认为其哲学是普遍的、圆满自足的,是"绝对精神"的展现.今天我们有的专家不承认"中国哲学"或"中国有哲学",其中有的人的理据是"哲学只有一个",他们把近代以来的欧洲哲学(或者将其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作为普遍的哲学,以此作为"哲学"的唯一范式,因而不承认非西方的族群有哲学.

从哲学人化自然观到科学人化自然观——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转变

在"从前的哲学信仰"时期,坚持"哲学"人化自然观的马克思其自然观虽然已经出现了部分质变,但还没有完全质变。他主要还是从抽象的"哲学"原则出发阐述了其人化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分裂以及人化自然的异化及其克服。到了"真正的实证科学"时期,马克思把"倒立着的"东西彻底再"倒过来",开始真正从物质实践出发一方面保存了"哲学"人化自然观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克服了其消极部分从而使自己跃迁到了科学人化自然观。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它并非无条件地作为"一整块钢"整个都完全属于马克思主义,仅仅只是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即"真正的实证科学"时期才完全跃迁到马克思主义,而作为人们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人化自然观,是特指在这一特定发展阶段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

一个基于错误的语言哲学前设的假问题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

哲学:一个生成中的词语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

论“做中国哲学”的时代意义

一种哲学作品读起来未必是"最哲学"的,也未必是"最中国"的,却是"最中国哲学"的,这种意义必定具有时代性。而这种哲学作品以"做哲学"为其创作的主张,不但能鲜明地与之前的哲学活动相区分,乃至使其更像是被哲学所做,则这种时代意义进一步显示出来。

“中国哲学”的利与弊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

论西方哲学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因素及其成因——兼论如何处理中西哲学文化之关系

随着"东学西渐"研究在我国的逐渐展开,人们对西方哲学文化中的中国因素有了一定的了解。虽然"哲学"一词来源于西方,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功不可没,中西哲学文化的互补性及所遵循的共同发展规律说明无论是西方哲学文化还是中国哲学文化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取代、更新、补缺等是全球化时代正确处理中西哲学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

“科学”、“人文”、“生活”——哲学的三重维度

在现代西方哲学某些哲学流派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打出"哲学终结"的口号下,哲学应如何为自己名正?哲学是否真的面临着"终结"?从哲学观和哲学的思维方式入手,具体从"科学"、"人文"、"生活"哲学思考的三个维度分析,"哲学终结"是不可能的。

关于哲学常识“前言”的追问

追问一：哲学常识“前言”中讲“哲学”一词的来源是古希腊文的philosophia（“爱智慧”）。那么，“爱智慧”这个高雅、美丽的名词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文章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回顾和反思２０世纪的人类精神运动，揭示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发展历程和理论特征，指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哲学运动存在激进的、批判的和建设性的三个维度，它们共同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消解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对立的倾向，在思维方式上引发了一场“后／反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理论特征；最后着重从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的滥觞和从“文化热”到“国学热”的转向两个方面，重点展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强调在发展中的中国进行深度文化启蒙。

近年来国内哲学研究状况检讨——一个有限的观察和评论

目前国内哲学研究在总体上仍呈现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足鼎立之势。它们各自争论的最主要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辩护、西方哲学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诠释等问题。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间或有某些原创性成分,个别的甚至堪同国际水准相媲美,但总的说不宜估计过高。研究现状中最引人注目者乃是一系列悖谬现象:哲学的自觉与哲学的自我迷失、哲学的创造冲动与哲学的底气不足、哲学的通达与哲学的自闭、哲学的繁荣与哲学的贫乏等等。如何“哲学地”“思”乃是全部问题的症结和关键。面向未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使“说”哲学(外在的、对象化的、旁观式的)变成“做”哲学(内在的、体认式的、上手状态的)。它的恰当解决,乃是中国哲学研究逐步走向成熟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