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音乐──为“文革”结束二十年而作

“文革”十年，是我国音乐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十年，留给我们的是难以愈合的创伤和难以遗忘的历史教训，但同时也是广大音乐工作者对林彪、＂四人帮＂进行抵制、斗争的，充满浩然正气的十年。在“文革”结束二十周年的今天，很有必要对中国音乐史上这一段极其奇特的、反常的和复杂的＂文革＂音乐现象作出科学的历史的分析和总结，以利于中国音乐事业的健康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

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从那以后，人们逐渐形成一个普遍的印象，以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反对这个常识的，或者这个常识被遗忘、被搞反了。①这样的印象自有其针对性和合理性，但语意比较模糊，也不利于理解历史的复杂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上诗坛"与"地下诗坛",以及两个诗坛内各类诗歌之间存在着互相交织、纵贯的关联性;二是"干校诗歌"、"知青诗歌"和"天安门诗歌"同类题材诗歌文本互相辩驳对比的互文性;三是各类诗歌的创作场域、抒情姿态、生产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效果的多样化形态。

“文化大革命”时期牛汉诗作中的自然书写解读

"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革命意识形态覆盖下的文坛鲜有对大自然鲜活生命的书写,绿色诗意的缺失是这一阶段诗歌的基本特征和缺陷。七月派诗人牛汉却在生命遭受严重摧残与打击的逆境中,敏锐地发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身边的动物、植物书写中开始了生命的反思,表现出至为珍贵的生命意识,并在与自然心灵沟通中获得宁静的心灵抚慰与强有力的精神支持。

“文化大革命”时期深圳地区的边防管理

深圳市原为宝安县,南以深圳河与香港相连,两地人民同宗同族。新中国成立后,深港边境成为联系香港与祖国大陆的纽带,同时也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较量与对峙的前沿阵地。＂文化大革命＂时期,＂肃清港澳资本主义的诱惑,与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作斗争＂,一直被视为深圳地区①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一时期深圳地区边防管理的研究,揭示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的必然性。一新中国成立前,边防管理松懈,等于有边无防,粤港澳三地居民可以自由出入。

“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为何赞扬中国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都生活在物质极度短缺、精神极度压抑的环境里。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历史学家何炳棣、物理学家杨振宁、数学家陈省身等人回国访问后，却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作出了高度的认同和评价。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解放军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但是,由于广大指战员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使人民解放军仍然听从党的指挥,英勇地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许多重大任务。实事求是地回顾这一复杂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主要成就,深刻地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正确认识与评价这段历史,探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的水产品生产和供应

"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渔业生产在1967年、1968年受"停产闹革命"影响而经历了短暂的产量下降阶段后,于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高产期。正是由于70年代前期的过度捕捞,使渔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导致70年代末期渔业资源链的断裂,水产品产量锐减。但应该看到,渔业资源链断裂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多年积累的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发展与自然资源的休养生息之间的矛盾。在此期间的水产品供应与其生产情况息息相关,经历了"尴尬的敞开"和"有计划的票证"两个阶段,但其价格基本处于冻结状态。

“文化大革命”时期领袖语录专用字体的演变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如今，只要有基本的电子设备，人人都能把自己在键盘上敲下的文字变成字形端庄的黑体字。但曾几何时，在各种出版物上，这种字体却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语录所独享。有时还会为避讳带有贬义的“黑”字而将这种字体称为“粗体字”。虽未见到官方文件规定，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直至“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用黑体字排印领袖语录是各种出版物一致遵循的“规矩”。那么这种“规矩”是在什么时间确立的？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废除的呢？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美术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大批以毛泽东肖像为创作对象的美术作品。其品种之多,发行数量之大,蔚为“奇观”。“文革”中对于美术作品与著名画家的大批判,显示了“文化大革命”的荒谬性。本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美术》一文,以纪实手法和略显幽默的笔调,描绘了这一特殊时期的美术界,图解了中国美术史上的这场“浩劫”。读者可以通过当时的大批判,深切感受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美术界遭受的灾难。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寨

在一些偏僻的山村,有时还可以看到"农业学大寨"之类的标语.经过岁月的冲刷,这些标语大多已经残缺不全了.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可是个声震华夏、名扬四海的山村,"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曾席卷大地,磅礴九州.

“文化大革命”邮票价格持续飙升

1966年,我开始收藏邮票.1974年参加工作后,我不吸烟,也少饮酒,用零花钱买了些邮票.集邮的时间前后大约有13年,牺牲了许多时间和其他爱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今的“文化大革命”邮票存世量极少,且价格已是水涨船高.有时上网看“文化大革命”时期邮票价格,自己都难以置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嬗变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实践基础和时代条件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嬗变，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点。一、从重视批判到重视传承自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以来，对传统文化始终坚持批判继承的方针，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不例外。从理论上说，批判时候不要忘记继承，继承时不要忘记批判，但是，实践上，批判与继承并不一样重视。

“人民共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共和国的政治实践

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是：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抑或是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无论是建国时期，还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抑或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国家的名称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社会意识”并非简单等同于或就是“社会存在”;社会事实并非简单地等同于社会认识，更不是社会“共识”。

“文革”时期社区治理的结构与功能

“文化大革命”时期，无论是军管会还是革委会，实际上仍然掌握着社区治理的资源配置权力，社区治理模式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其他时期基本相同，并不断随着政策和体制调整变革自身的结构与功能。“文革”开始后的失序状态是基层社会响应国家政策的结果，而非自身管理的失控。军管时期，受军队体制影响，

后知青时代的知青历史书写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戛然而止，而对这一段牵涉到1700多万人乃至更多人的历史书写也几乎同时开始。

“文革”后期鲁迅研究的一个缩影——以《山东师院学报》“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专刊”为例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把“鲁迅的方向”确定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之后，鲁迅便作为一个政治符号，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主流价值体系中，获得了认同和推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此时期，真正意义上的鲁迅研究并没有占据主流位置，甚至在某些时段，鲁迅还被“四人帮”当作推行专制政治的工具，沦落为大批判的承载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