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主导下的“文革”叙事——论新时期之初“文革”叙事的限度及作家心态

＂文革＂在新时期之初甚至在整个八十年代语境中,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史、思想史、史学、社会史等不同学科与领域共同染指的自由言说与学术研究的交汇点,但作为一个高度政治性的历史事件,＂文革＂在被不同学科、不同文体文类表达与讲述前已被规训与规定好，“伤痕”、“反思”小说对于政治之祸的金刚怒目式的控诉以及哀怨凄美的美学风格并非主流话语的失控.

被遮蔽的“文革”叙事——从《玫瑰门》评论小史谈起

《玫瑰门》是铁凝 2 0世纪 80年代后期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重要作品 ,但从《玫瑰门》的评论小史可以看到 ,80年代后半期以来 ,评论界对“文革”主题的忽略与遮蔽是普遍的。其中对抽象人性的偏爱 ,导致评论界对铁凝等一些小说家揭开“文革”政治对人性阴暗面的催生和放大 ,与人性固有之丑陋的合谋真相这一努力 ,大多视而不见。这一情形与 8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当代文学观密不可分 ,也与“瞻前”而非“顾后”

“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

“文革”叙事的女性主义书写——论徐坤的《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在《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中,徐坤以超越父权制中心化价值体系压抑的书写策略,来实现作为主人公的徐小红艰难的自我指认和建构作为叙述者的徐小红“本真”的女性声音。小说中恣情凸显的女性主义姿态不仅仅具有女性独有的性别意识、生命体验和叙事欲望,更富有一种“性政治”的理论自觉与女性自审意识、自省意识所带来的反思的力量,这就使得徐坤在对“文革”进行书写时独具特色。

以革命的名义——谈墨白的“文革”叙事

墨白是深受新历史主义观念影响的作家，所以，在他的笔下，凡是涉及到历史的部分，里面总是充满了矛盾、缠绕和空缺。换言之，在墨自看来，确定的历史是不可信的，关于历史的叙事，也不过是一种文本而已，而不具有任何的权威性。但是，这种历史观在墨白的写作中也并不是一以贯之的，比如他对“文革”的书写。出生于1956年的墨自在“文革”发生的时候正好10岁，

谢晋“文革”叙事的大众认同机制及当下启示

从文化机制的深层肌理考察,谢晋以＂‘文革’三部曲＂为代表的电影经典正是立足于民间话语的利用、生产与播撒,通过＂对抗与抚慰＂机制的缝合性实践,既安全释放了大众对政治的冲撞性情绪,同时从民间道德层面输出抚慰性情绪,从而在面向时代的文化解构与建构中,引导受众深层认同。谢晋电影对大众文化机制的成功实践,可为当下的大众电影生产提供策略上的启示。

铁凝“文革”叙事的“恶魔性”分析——以价值现象学为视角

现象学产生的背景是欧洲普遍的精神危机，胡塞尔首先把它作为人文科学重要的方法论，他主张悬置一切价值判断，直接面对事物本身。价值现象学就是通过对人的主体精神的觉醒和张扬来对抗危机和拯救危机。胡塞尔的价值现象学的基本方法是：

论谢晋电影的“文革”叙事

第三代导演及其影片的"文革"叙事,以1979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1977、1978年是控诉和批判"四人帮;"1979年以后,逐渐转向对"文革"以及"反右派"运动的反思。尤其是谢晋的《芙蓉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等影片,历史评判与道德评判、人本主义与人伦理想相结合,以其对于历史、对于人性的深沉反思和批判,把第三代导演的"文革"叙事引向深入。

《古炉》:叙事创新与“文革”叙事突破

贾平凹《古炉》的"文革"叙事有多重突破:特异的儿童叙事视角实现了作家的隐退;客观化叙述还原了"文革"乡村生活的本真状态;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错位开启了另一种乡村历史的书写;俯瞰式视角可以挖掘出政治原因之外"文革"爆发的多种因素。《古炉》的黑色幽默叙事把人类的灾难和人类自身的缺点与缺陷撕破给人看,以反讽话话和喜剧性戏仿表现了对"文革"悲剧的否定和批判。

第四代导演及其影片的“文革”叙事

第四代导演的"文革"叙事电影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以《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为代表,是对"文革"和"四人帮"的控诉与批判。第二类有《巴山夜雨》、《小街》、《我们的田野》、《青春祭》等,是对"文革"时期青年一代青春、理想的追怀。影片的形象刻画从社会政治层面趋向人性层面,艺术审美呈现出由激烈、悲愤而诗意、抒情的发展风格。但对于形成"文革"的社会历史根源缺少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性别视域下的“文革”叙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作家笔下的“文革小说”1研究

从一贯的男性话语遮蔽下呈现女性的生存经验并由此延伸对历史的不同把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的鲜明姿态。这一时期的女性更注重挖掘革命历史话语背后女性在历史及现实中的真实处境、欲望及心理。在她们笔下,不仅"文革"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而且也是女性寻找自身合理位置,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完成女性作为女性的历史存在的主动与自觉。

“文革”叙事:身体镜像与语言指渉

“身体”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在关涉“文革”叙事的新时期小说中,借助于语言媒介而获得了足够的呈示空间。本文通过对身体与语言的相互“糅合”的分析,努力探寻隐藏在身体与语言背后的政治伦理和民族文化思维。

新世纪“文革”叙事研究综述

新世纪以来的'文革'叙事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向上的进步:一是回眸八十、九十年代的'文革'叙事,对其间的文学现象以及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后来者'的学理性再评价;二是对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新作进行及时批评,尤其是对余华、王安忆、阎连科等人的创作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就总体研究状况而言,新世纪'文革'叙事研究尚可以在散文、中短篇小说以及海外'文革'叙事的研究方面做出更多拓展。

新移民英语“文革”叙事与东方主义

介绍了最近几十年在美国读者市场风靡一时的新移民英语"文革"叙事作品,指出了导致这些作品呈现东方主义色彩的3个主要原因,即出版市场的强大制约、对自传体裁的过分偏爱以及对中国套话的过度使用。同时,在剖析了运用东方主义理论话语对此类作品进行的批评后认为,一方面,东方主义理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创作现象进行合理解释;另一方面,过度的阐释和偏见也容易导致对作品进行过分简单解读的倾向。

新生代作家笔下的成长性“文革”叙事

新生代作家和新时期之初"文革"叙事的作家由于其"代际差异",有着"文革"亲历和历史记忆之别。在书写"文革"时他们与前代作家相比,更能跳出宏大的叙事模式和单一的政治视角,更多从儿童视角,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个人思想和精神的成长史,执著地探询着人性主题。

女性视阈中的“文革”叙事

严歌苓和王安忆的"文革"写作中,渗透着青春记忆。两部作品讲述的都是在"文革"大背景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发生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两位作家在历史观念和文学叙写方面,有很多气韵相通之处。她们都选择了与宏大叙事方式不同的叙述和书写方式,都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观照历史和历史格局中的女性,并藉由独特的女性视阈,完成她们对特殊的历史和扭曲的人性进行深刻的揭示和反思。

余华《兄弟》的“文革”叙事

作为＂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文革＂经验一向是余华重要的创作素材,但《兄弟》却是他第一部对这段历史发起＂正面强攻＂的作品。在暴力和荒诞的高度集中下,作者辅以儿童视角呈现成人的形象、成人的故事,观照社会的苦难,在单纯中表达深刻的主题。另外,文本中呈现的角色定位和商品化形式等表现了其＂文革＂叙事上的局限性。

刍议当代小说的见证叙事——以“文革”题材小说为对象的研究

见证文学是指为历史作见证的文学,当代作家在"文革"后的30多年里,通过小说对"文革"进行了自觉而持续的书写,这类丰富多姿的"文革"叙事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文革"历史对于中国社会和个体造成的创伤和破坏,见证了"极端年代"的社会景观和人性景观,这类小说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确实起到了见证历史的作用,开创了见证叙事的历史传统。论文分析了"文革"叙事的见证功能、如何见证历史以及这类文学叙事见证历史的意义等问题。

作为历史修辞的“文革”叙事——《古炉》论

＂文革＂是当代中国的一段痛史。近三十年来,有关这段痛史的小说可谓多矣,但真正的优秀之作并不多见,至于堪称厚重的力作就更少了。我以为,当代中国作家的＂文革＂叙事之所以鲜见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