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与“贵族”的分化──“第三代”诗人的心理文化特征

“平民”与“贵族”的分化“第三代”诗人的心理文化特征■陈旭光谭五昌“第三代”诗人作为一种群体的特殊性是相对于“朦胧诗”群体而言的。从社会地位来看，“第三代”诗人总体上属于平民阶层，他们中绝大多数出身于普通的市民家庭，不象“朦胧诗”群体中的许多成员出身...

重审“第三代”诗

“第三代”诗虽然被写入各种文学史,在文学史中得到了大致相同的概念界定,但是在诗人与诗人之间,诗人与学界之间,对这个诗人群的界定却存在着较大差异,由此而产生了“第三代”诗的命名之争。以反叛“朦胧诗”为目的形成的“第三代”诗,使得它一开始就具有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朦胧诗”带来的焦虑感所必要的包容性,同时,由于风格特征的不同,又使得“第三代”诗呈现出流派性质的排他性。作为策略的“反文化”是受到“朦胧诗”的影响与焦虑下的产物,自我历史化是他们对抗焦虑、进入文学既定秩序的重要手段。

论“第三代”诗人的持续性写作

20世纪80年代末期,"第三代"诗歌运动结束之后,基于个人和社会等各种原因,有的诗人选择了放弃诗歌,还有的诗人则选择留守在现场,继续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经过了90年代这十年的积累和沉淀,不少诗人在新世纪又返归诗坛,重新创作。他们在新世纪的持续性写作,既可能是对80年代诗歌传统的一种精神延续,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格局的形成和诗歌生态的变化。

论“第三代”诗歌诗学的语言意蕴

"第三代"诗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重要诗歌创作潮流,它当时的一些探索对后来诗歌格局的演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该文从西方现代"纯诗"概念出发,一方面肯定"第三代"诗歌在"诗情"上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指出"第三代"诗人所谓的"语言自觉意识"来自于西方美学的语言学转向,而不是诗歌形式的自觉。它与当前诗歌创作缺乏对诗歌艺术形式的探索有直接的关系。

“姿态”的偏至:文化观照下的“第三代”诗歌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朦胧诗风头正劲的时候，第三代诗歌（或日新生代、实验诗、后朦胧诗）就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成为文革后诗坛最活跃、最富于轰动效应、最激动人心的事件。第三代诗人整体上对诗歌语言有一种特殊的偏好，或者以“诗到语言为止”；或者回到原初的前文化时期，还原或去蔽语言；或者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强调诗歌语言的语感节奏等等，他们倾向于认为诗歌的语言自足自律，它不关涉文化、历史、社会、意义、价值、伦理、意识形态等等外在的“庞然大物”。这种观念对朦胧诗，尤其是在十七年与文革诗歌话语是一种重大的颠覆与纠偏，即把诗歌意识形态化、空洞化、套语化的死语言重新拽回到新鲜活泼、充满表现力的活语言的轨道中来，真正体现了“语言的觉醒”。

重叙当代诗歌语言的“惯性”机制——以“地下”诗歌、“今天”诗歌和“第三代”诗歌为例

百年汉语新诗的发展已然形成了其与古典诗歌相异的自身传统,但不容忽视的是汉语新诗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语言问题。学界对1940年代后期开始的"当代"主流诗歌在语言上存在的明显弊病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却普遍忽视了在新诗史叙述和相关研究中被经典化且声誉日隆的"地下"诗歌、"今天"诗歌甚至"第三代"诗歌在语言层面上仍然存在着僵化的主流诗学的"惯性"机制和惯性思维。换言之,这些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先锋"诗歌话语是具有"双重"、多重性格和多层次性的,即它们在带有创设性色彩的同时仍然带有主流的十七年诗歌和"文革"诗歌语言机制的影响与框定。

“非诗”之美——于坚的《尚义街六号》评析兼论“第三代”诗歌

于坚,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人的杰出代表,《尚义街六号》是他的成名作,被视为"第三代"诗歌"口语诗"时代开启的标志。于坚坚持以口语入诗,拒绝隐喻,关注日常生活,其诗歌理念代表了"第三代"诗歌的主流取向,论文着重分析了《尚义街六号》的审美特质,兼及对"第三代"诗歌的审美评价。

文学体制裂缝与“第三代”诗歌呈现

"第三代"诗歌在1986年的群体展现之前,与文学体制的裂缝有着复杂的关系。有关朦胧诗的多次讨论,以及《诗刊》等刊物发表的文章,都显示出不同文学话语之间的对立和杂糅。这给"第三代"诗歌的发展既带来束缚又带来时机,还影响到其文学形象的建构。思考裂缝与呈现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认识文学历史的繁复面貌。

“第三代”诗研究的成熟之作——评刘波《“第三代”诗歌研究》

刘波的学术专著《"第三代"诗歌研究》选取新时期诗歌中的"第三代诗"作为研究对象,其学术创新性主要体现三个方面,一是从诗学和非诗学两个层面重新审视"第三代"诗歌运动,对研究对象作出学理新颖的阐释;二是综合运用多种理论资源特别是传播学理论,对"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各种传播诗歌的形式进行了梳理和整合;三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深化了"第三代"诗歌研究的层次。

“第三代”诗歌与民刊传播机制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兴起,继承了朦胧诗时代《今天》杂志传统的民间诗歌刊物大量涌现。民刊是一种没有正规出版或发行刊号的诗歌刊物,带有内部交流性质和“地下”色彩。因发稿程序相对简洁,民刊对“第三代”诗人在文本传播和经典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刊发年轻诗人带有实验色彩和先锋精神的作品上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民刊虽然有其特殊的时代价值,但由于办刊经费不稳定、圈子化倾向等现实问题,也面临很多局限,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且容易夭折;而因其同仁性质,也易于陷入同质化和封闭化困境。

纯诗化:“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

"第三代"诗歌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重要诗歌创作潮流。人们评述"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时,认为"第三代"诗歌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这是不对的。"第三代"诗歌有"纯诗化"这一独特的诗学追求。一方面,内容上他们追求"纯诗化"。他们"反文化""、反崇高",就是要把"文化"、"崇高"这些"非诗"的杂质去掉,而在诗歌中写出真正的个人生存体验。另一方面,他们追求语言的"哲学化"。他们"反修辞"和"拒绝隐喻",是为了让诗歌语言更准确地表达内容。

构筑诗的巴比伦塔──“第三代”诗中的“非非”现象

构筑诗的巴比伦塔──“第三代”诗中的“非非”现象李振声巴比伦人想建造一座城和通天的高塔而播扬名声于天下，上帝对此大为恼火，决定加以阻止，他首先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之语言互不相通，结果塔未能建成而人类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参见《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一至...

作为言语行动的诗歌运动——语言哲学视域中的“第三代”诗写作

在现代语言哲学视域里,"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一种典型的"以言行事"行为。这不仅从"莽汉""非非主义"等诗歌宣言中,也从其创作活动和诗歌文本中体现出来。"莽汉"诗是一种标准的"行为诗","非非"的语义实验是一个"有组织的颠倒字义"的行动。从结构主义角度看,《有关大雁塔》《车过黄河》等是对传统文本的"爆破",可谓另一种意义上的文本行动。"第三代"诗人普遍采用"元诗"策略,通过诗歌制作过程展示,拆解传统诗意结构,也是一种对诗的祛魅行为。"第三代"诗歌实验带有一定程度的反语言、反文化的乌托邦性质,但利用包括言语行为在内的各种手段进行诗的"零度返回",不仅刷新了语言的意指系统,而且冲击了传统诗歌的成规,因此对诗体的发展不无裨益。对此,我们应该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

美国犹太文学“第三代”现象研究--犹太叙事中的民族身份建构

自美国犹太文学产生以来,一直备受世人关注,其不仅是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犹太民族社会生活的精神产物。在经历了"第一代"和"第二代"美国犹太作家作品的平寂、发展与颠峰时期,"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更加注重犹太性的特征描写与宣扬犹太的伦理道德观念,进入了犹太性的回归阶段,思考犹太人身份建构的历程,无不体现了新生代美国犹太作家对于犹太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

在断裂处延伸——“第三代”诗歌对九十年代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启示

"第三代"诗歌是八十年代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环节,诗歌在89年的断裂使得八、九十年代诗歌创作上有很大差别,本文从"第三代"诗歌入手,以它和九十年代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内在联系为着眼点,试图在二者的联系中找到诗歌发展至今的一脉相连的内在精神的延续和创作的积累,达到正确审视当代诗歌的目的。

当代诗歌语言的“惯性”机制——以“地下”诗歌、“今天”诗歌和“第三代”诗歌为例

重新阅读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诗史叙述和新诗研究中声誉甚隆且早已被经典化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诗歌，以及文革结束之后以“今天”诗潮和“第三代”诗歌为代表的“先锋诗歌”，我们仍能够看到一种惯性的语言机制、诗歌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程度不同的延续。

论“第三代”诗歌的叙事化倾向

“第三代”诗歌的创作具有明显的叙事化倾向。“第三代”诗人摒弃了对政治、历史、文化等宏大题材的呈现,将诗歌写作转向了微小的日常生活琐事的叙述,他们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琐事里书写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相比于政治抒情诗来说,“第三代”诗歌的叙述视角显示出外向化的特点:从“大我”抒情向“小我”叙事转化,从内在的情感向外在的生活转换。此外,“第三代”诗人运用对话式的诗句结构进行戏剧化的诗歌写作,不做主观评价地记录个人的日常生活事件,在诗歌里做片段的场景描述,因而其叙事化的诗歌写作还表现出情感上的零度化。“第三代”诗歌的叙事化倾向一方面代表了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转型,另一方面与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潮流一起引领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转向,共同推进了中国文学从宏大叙事向日常生活书写的转变。

把握“第三代”

预计到2000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将突破4000万,200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近1亿。对于运营商来说随着用户的增多,竞争也必将更加激烈,能否向用户提供多种业务显得越发重要。第三代移动通信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实现条件。中国也为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成形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行政程序研究——以“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兴起为线索

在现代风险社会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呈现多元复合性特征,给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带来严峻挑战。正当行政程序在现代风险治理中具有重要功能。然而,传统行政程序因其高度的封闭性、对抗性、个别化等特征,难以回应现代风险规制的开放性、合作性、多元性和过程性,而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第三代"行政程序所具有的开放性、过程性和协商性特征,能够回应食品安全风险行政的现实需求。有鉴于此,我国食品安全行政程序的建构应当吸收"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基本理念,基于食品安全风险的属性特征,以多阶性、参与性和协商性作为食品安全行政程序变革的方向,围绕着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框架,建立起食品安全风险行政程序的核心建制。

规范性与经验性的张力及其消解--西方协商民主“第三代”的理论进路及其局限

"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与先前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存在着某种理论的承续性,在更为复杂的背景下对其加以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代"理论家直面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环境问题、种族冲突以及政治合法性问题,在进行民主化求解的过程中,一方面自觉肯认民主的协商转向并具体辨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另一方面则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有意识地落实于经验世界的制度或实践,力图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因此,如何消解协商民主的规范性与现实经验世界的制度实践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的总体进路。然而,由于他们对代议制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缺乏一种辩证的历史意识,其消解努力最终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