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推进脉络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在新文化阵营内部。重新梳理与思考这场文化论争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推进脉络:五四运动后,西学涌入中国学界,造成各种主义“群魔乱舞”的局面,军阀代表王揖唐乘机用“主义论”鱼目混珠,成为此次文化论争的引子;而胡适为捍卫真理,以“问题论”反驳,正式掀起论争序幕。由于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现偏差,引起了李大钊的反驳与争论,并发文为马克思主义正名,有效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影响了其中国化的进程。

“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场思想论争,也是实用主义改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交锋,在当时知识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两种思想火花的激烈碰撞,使得五四先贤在对“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进行批驳与辩白的同时,亦受到深刻的影响与启发。这场论战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倾向于关注现实问题并积极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径,论争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得到真正的扩大,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进程。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对争论性质的再探讨

长期以来 ,国内学界对所谓“问题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 ,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本文通过对争论当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五四”前后思想的细致论述认为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前后的李大钊与胡适二人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个人关系方面都没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李大钊的质疑辩难与胡适的积极回应实际并非针锋相对 ,而是实现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建构 ;至少到 1 92 3年初为止 。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从理论宣传角度审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

20世纪初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早已尘埃落定,但它所警告的教条主义空谈理论的危险并没有随之消失。"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宣传"主义"和"学理"的方法,对我们今天的理论宣传仍有很大启发。

再谈“问题与主义”之争

92年前的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引发了一场的广泛讨论。但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大家的看法相去甚远,评价褒贬不一。本文通过第三只眼来分析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根本原因,阐释具体的论战,以及事件的性质和意义,从而试图还原历史的原貌。

“问题与主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五四"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问题与主义"进行了一场规模不大但影响深远的争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审视"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把握论争的真相。这次论争不仅切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而且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并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重大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第一次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主义、什么样的方式来拯救自己进行分析,使得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社会团体出现了分裂,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并将其予以政治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统一,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国家与革命》首译文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终结

世纪回眸,"问题与主义"之争一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不容忽视的界碑。然而,囿于历史与主体的阶段性,"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但同时亦为新时期的研究埋下了"伏线"。在此意义上,新探索将基于互文性的研究方法,以《国家与革命》首译文的问世为线索,继而动态探讨"问题与主义"之争终结(der Ausgang)的政治哲学维度,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全貌"。

“问题与主义”之争研究的历史溯源、主要论域及发展进路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场典型的社会思潮之争,是中共党史学和历史学共同关注的话题。以文献分析法追溯该问题的研究史,可分为“五四”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及此后至今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主要囿于历史政治的原因偏向于对该问题性质研究的定性上,后一阶段逐渐走向学理性的研究,研究内容不断具体和深化。研究内容包括对该问题的性质界定与评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相关人物研究、价值和意义以及多重学科视域下的研究视角等几大论域。梳理既存研究成果,对该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以及“论争”的学术价值及意义的挖掘和多学科间的应用研究应为当下学界研究的主要进路。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倾向与胡适关系辨正——以《问题研究会章程》为中心的考察

"问题与主义"之争期间,毛泽东与胡适往来较多,他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胡适的影响,但从思想倾向来看,该章程与胡适的思想立场存在着明显差异,它更多的体现了青年毛泽东思想轨迹的内在理路,是他的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性现象,也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夜的思想状态的集中展示,但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也借鉴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客观上助益于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方式的开启。

20世纪初的三大论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解读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三大论争会使我们对论争的意义有一全新认识。"问题与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义乃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社会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无政府主义之争则明确了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任务。三大论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启程的逻辑链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逐步展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铺垫。

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

"问题与主义"之争触及到的一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就是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这一问题。其中既有读书人在学理方面的探讨,也有革命党人实践中的困扰和因应。争论各方都承认中西社会的歧异,并从世界角度思考中国问题的解决,而胡适关于输入外来"主义"应该考虑适合中国国情的观念在中共党人探索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问题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呼应。

对话与大众化: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认识的一个新视角

发生于20世纪初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既有政治色彩,也有学理之辩,且应以学理讨论为主,政治论战次之。这场争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但和传统观点将之归功于政治意识决裂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观点不同,本文恰恰认为,这场争辩的学理性,及其在争辩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开放、自由和包容的氛围乃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重要原因。这一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则表明在开放的争论中,马克思主义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更容易大众化。

对话与大众化：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认识的一个新视角

发生于20世纪初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既有政治色彩，也有学理之耕，且应以学理讨论为主，政治论战次之。这场争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但和传统观点将之归功于政治意识决裂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观点不同，本文恰恰认为，这场争辩的学理性，及其在争辩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开放、自由和包容的氛围乃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重要原因。这一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则表明在开放的争论中，马克思主义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更容易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