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缔约国履约相关状况及其驱动因素初步分析

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国际能源署的相关数据，评估了《京都议定书》缔约国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进展情况。研究发现，受金融危机等经济活动的影响，2008 年～2011 年期间各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呈现动态变化的趋势。从国别排放看，伞形国家的碳排放量自1990 年始，总体上呈增加的趋势，实现减排目标基本无望；欧盟国家整体完成了8%的减排目标，但各个国家完成情况不尽相同；经济转型国家减排幅度最大。通过能源利用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两个指标分析减排力度较大国家的排放轨迹，发现欧盟国家主要通过能源结构的调整（表现为煤炭比重下降和天然气比重上升）和外贸转移排放实现排放强度的降低，而经济转型国家的排放变化主要缘于其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总体来看，缔约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和利用方式基本稳定，能源利用强度与碳排放强度降低趋缓，在现有能源消费结构下减排潜力有限。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与第一承诺期的差异辨析

2012年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多哈会议确立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反映了南北两大阵营以及欧盟、"伞形集团"和发展中国家三股力量之间长达八年谈判的博弈结果。多哈会议所确立的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与第一承诺期存在重大不同,第二承诺期在提高减排力度、灵活机制及其适用资格、排放许可分配方式等方面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有利于确保减排的质量。然而第二承诺期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减排目标的内涵和核算方式上不统一,这为附件一和非附件一缔约方在"德班平台"下提出2020年后的减缓目标和减排进展衡量机制的安排造成了困难;同时,第二承诺期在法律效力上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其发展成为以国内法律保障为基础的国际自愿减排体系,进而为后续谈判和机制安排带来了重大的不确定性。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及其谈判进程

本文简要介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内容、谈判进程、各主要谈判集团及其主要立场,展望了气候变化谈判前景,简单介绍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京都议定书》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

我国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它的生效将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依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影响主要存在于能源电力、林业发展、化学工业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而且在每一个方面的影响又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同在。

《京都议定书》与温室气体国际减排交易制度

《京都议定书》在对发达国家缔约方温室气体的排放做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的同时,还确定了帮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减轻其承担减排义务费用的3个“灵活机制”:“排放交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这些机制构建了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的基础,其中的清洁发展机制对中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能源利用率,推行清洁生产有积极的意义,我国应把握这一机会。

从履约角度谈《京都议定书》的争议解决机制

为了探究国际能源消耗纠纷的解决机制,比较了《京都议定书》争议解决机制的几种和平解决方法,考察了《京都议定书》的履约情况,认为《京都议定书》表面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协议,实质上是各国对能源消耗控制的协议,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和平解决方法对解决在能源消耗中各国之间的纠纷,促进世界稳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碳交易的法律问题初探——《京都议定书》减排机制及我国的应对

极端天气的频发，使人们对全球变暖问题倍加关注，《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机制逐渐发挥更大的作用，旨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碳交易也逐渐活跃起来，如日初生。①世行预计2008年至2012年之间，碳交易市场交易规模可达到每年600亿美元。欧洲市场已成为碳交易的中心地带，碳交易的规则多变，涉及的问题繁多，我国对此所涉的法律问题探讨极少，亟需熟悉对碳交易市场中的法律规则，发现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积极参加到全球碳交易市场中去。

不同减排领域对附件B缔约方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减排目标的贡献

本文搜集了2014年4月最新提交的附件B 35个主要缔约方报告的2008—2012年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LULUCF),能源,工业过程,溶剂使用,农业及废弃物6个领域的温室气体(GHG)排放与吸收的数据,估算了第一承诺期各领域的相对减排贡献及各缔约方在各领域做出的减排努力。结果表明,各领域减排量占所有领域总减排量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能源62.6%、工业过程13.9%、农业13.4%、LULUCF 7.4%、废弃物2.6%和溶剂使用0.1%;各缔约方在各领域的减排量相当于其基准年总排放量的平均值由大到小分别为:能源8.7%、农业3.0%、LULUCF 2.5%、工业过程1.3%、废弃物0.5%和溶剂使用0.1%。总体而言,能源领域是GHG减排的主导领域,农业和LULUCF起到辅助减排的作用;多数缔约方选择的LULUCF活动产生的核算结果表现为弱GHG吸收汇,其利用LULUCF活动履约的减排贡献相对较小,仅相当于能源领域减排量的12%,但对于新西兰和冰岛的贡献较大,其LULUCF活动产生的汇清除抵消了两国在其他5个领域GHG排放量的50%以上。

LULUCF在《京都议定书》履约中的作用

根据主要附件I缔约方2011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递交的1990—2009年国家温室气体(GHG)排放清单数据,包括报告的《京都议定书》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活动数据,对其LULUCF GHG源/汇趋势、《京都议定书》缔约方LULUCF相关活动在履约中的作用进行系统的对比分析,对缔约方会议确定的森林管理活动汇清除的限额进行评估。分析表明,1990—2009年,附件I缔约方LULUCF总体表现为净GHG汇清除,且总体上呈波浪式增加趋势,20年增加了65.9%,但年际波动较大。1990年LULUCF汇清除相当于GHG排放总量的7.41%,2009年上升到13.68%。《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最初两年(2008—2009年),各缔约方每年可从合格的LULUCF活动中获得2.38亿t CO2当量的汇清除,相当于这些缔约方基准年源排放的1.91%,可抵消其减限排额的45%。汇清除主要来自森林管理活动,而其他活动的汇清除所占份额很小。LULUCF活动使《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为一些缔约方过多地使用森林管理活动的汇清除来完成其减限排指标提供了机会,特别是俄罗斯、日本和意大利等国。这为目前正在谈判的第二承诺期LULUCF规则,特别是如何利用森林管理汇清除的规则敲响警钟。

试析美国在《环境外交报告》中所倡导的合作的实质——以《京都议定书》为例

后冷战时期,环境问题影响到美国人民与国家的利益,因而克林顿政府决意将环境置于外交政策的主流。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环境外交报告》即为标志。美国在报告中提出全球、地区和双边的合作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方法。然而美国在《京都议定书》上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反映出美国在环保领域中所倡导的国际合作存在着不公正、无诚意和有偏见的实质,体现出国际环保舞台上的矛盾与斗争。

《京都议定书》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一方面,应抓住CDM机制带来的良好机遇,提高企业的技术含量,促使我国企业“两低一高“(低投入,低排放,高产出)转型;一方面机遇可能转化为挑战。正确地应对挑战,制定有效的策略,则挑战可以转化为机遇。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评析

2001年3月29日美国新任总统布什宣布,美国将不执行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后的重要里程碑文献《京都议定书》.布什认为,'这是一个有损美国经济并给美国劳动者带来伤害的计划'.其声明的严肃性,可以从两个相关细节得到说明.第一,这一声明是紧随着刚于3月结束的8大国环境部长气候变化会议之后发表的,而这次会议曾被报导为8国部长们'努力就《京都议定书》尚未解决的政治问题达成协议';第二,这一声明是布什以紧急记者招待会方式亲自发布的.最近,有报导说美国的上述立场可能会有所软化.

决策模式与日本环境外交--以日本批准《京都议定书》为例

在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日本国内针对是否批准议定书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只有美国批准议定书,日本才能批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日本应该在全球环境事务中展示出领导者的姿态,即使美国退出,日本也要批准议定书。本文从政策决策的视角来解释日本批准《京都议定书》的立场。文章认为,日本除了受其环境外交的政治目标驱使之外,非政府组织的推动、欧盟的压力以及国内产业界的让步都是促使日本选择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原因。尽管日本批准了议定书,但由于认定议定书对日本不公平,因此日本试图在"后京都时代"脱离《京都议定书》框架。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碳减排利益博弈机制分析

根据《京都议定书》参与国和缔约国的不同政治经济状况将《京都议定书》的成员国分为欧盟、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等四类。利用博弈论对《京都议定书》之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进行分析。指出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碳减排利益分配不均是导致减排联盟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进而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讨论应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扩展为＂界定以排放权为基础的公平的碳减排合作框架＂和＂界定以最终消费为基础的公平的碳减排分担框架＂。

《京都议定书》与中国电力行业的应对措施建议

简要介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的进展、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新情况、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及在履行公约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分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内容、生效障碍及“清洁发展机制”的意义、存在的问题和在我国的动态;论述《京都议定书》对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影响;提出电力行业(企业)应审时度势将履行《公约》义务与提高综合效益密切结合、未雨绸缪做好实施清洁发展机制的前期工作及积极参与国际上温室气体控制活动等方面的综合建议。

对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法理分析——国际环境法的视角

运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风险预防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等国际环境法上的基本原则 ,针对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所持的三个抗辩理由 。

《京都议定书》与国际环境正义

1997年12月，经过旷日持久的艰苦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终于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第一次为发达国家规定了明确且具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议定书终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世界各国环保人士认为，议定书的生效是国际环境保护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在2020年前，京都机制对稳定二氧化碳浓度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具体措施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具体措施及方法。

论《京都议定书》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潜在影响

《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在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合作方面取得的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法文件。《京都议定书》对国际政治将产生如下影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推动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并进一步提升欧盟的国际政治地位;发展中国家阵营内部呈现出进一步分化的趋势。《京都议定书》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各国总体的经济福利产生影响;《京都议定书》产生的“碳泄漏”问题可能使得缔约国在竞争力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影响;《京都议定书》将推动能源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推动低碳技术和高能效技术的创新与扩散。

利益的博弈——由《京都议定书》生效引发的思考

在《京都议定书》生效的庆贺之余仍需要理性的思考。透过《京都议定书》我们看到了国际气候法的实质在于国家之间意志的协调,而这种协调最终又是由各国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明白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各国增进了解和互信,而且有助于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明确责任和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