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大一统释义发微

大一统一词经常被人所称引和论述。但大一统的意义往往被人理解为大规模统一，《辞海》则径直解释为“统一全境”。这说明大一统做为一个概念，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已形成其约定俗成的意义，并久已被世人所认同。但做为一个古代的经典概念，大一统的确诂究竟如何？它包含着...

《左传》、《公羊传》逢丑父事迹异同发微

《左传》、《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传记中较具代表性的二部,二者记事多有不同。对于齐晋鞌之战中逢丑父事迹的记载,二传即存在许多差异之处。特别是丑父在《左传》中得到郤克的赦免,而在《公羊传》中却被晋军处死,这一相反的结局,蕴含了《左传》重视臣子保卫国君的岗位职责,而《公羊传》强调道义高于生命的取义之道的差异。《左传》、《公羊传》本是经书而不是史籍,应当注意通过文字细节挖掘思想价值,不盲目调和或判定不同记载,对《左传》记事详尽、《公羊传》义理优长的特点均予以肯定。

论“春秋书法”的修辞技巧——基于《公羊传》的分析

文章从修辞学角度对"春秋书法"进行解码,认为"春秋书法"是对上古社会政治伦理规范的一种修辞学阐释,体现了微婉显隐的修辞原则与丰富高超的修辞技巧:注重同义语言形式的选用;注重句子的调整,如移位、分合、省略;注重辞格的运用,如避讳、比喻、反语、借代、统称、增字、转类等。不仅具有表达准确、生动形象的一般修辞功能,更具有寄寓微旨、惩恶劝善的特殊修辞功能,体现了审美价值与社会功利价值的高度统一。

《公羊传》以事解经及叙事特征探析

《公羊传》是经学著作,最突出的特点是"以义解经",除了直接以说理议论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外,《公羊传》还通过叙事来解经。但是,《公羊传》叙事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还原历史事实,而是为解说《春秋》经义服务,并对文本进行创造性诠释,这也是导致《公羊传》所记事件细节与《左传》有所不同的原因之一。相比《左传》,《公羊传》叙事有其特征,对后世小说叙事也有较大影响。

论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从形上层面而言,是沿着《公羊传》从“王正月”到“大一统”的思维路径,提出了天下一统于新王,王一统于天,天一统于元的“立元正始”思想;从形下层面而言,则是继承了《公羊传》的尊王思想,提出了以王为本始和正王的“立王正始”说。

《公羊传》中历史故事的语言特性

《春秋》三传,从文学价值论,以《左传》为最高,对后世影响也最大;《公羊传》和《谷梁传》是无法和它相提並论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抹杀后二传的文学性,尤其是《公羊传》中所穿插的一些历史故事,较之《左传》也还具有不同的特色,亦常为后世文章家所称道,因而研治先秦散文史者不可不予以注意。

儒家古学新诠──以《新语》征引《谷梁传》及《公羊传》义为例

儒家内部既有共同的理念,又有分歧。后代儒家怎样阐释前儒文本、思想,值得探讨。本文以《新语》阐释《谷梁》、《公羊》两传为例,结合汉初的时代背景,论述陆贾《新语》引用两传之文、义,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新语》大部份继承了《谷梁》、《公羊》的原义,很少与两传不同。陆贾在引用两传时,提出他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要求君主修齐而治平,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希望藉此为刘邦施政提供理论。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意图探析

一般史家眼中的《春秋》是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可公羊家视阈中的《春秋》却是蕴涵"微言大义"的经学宝典。《公羊传》"以义解经",以为"义"之所在可从作者意图、文本意图和读者意图来窥探。一方面《公羊传》有还原倾向,旨在探求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表现为尊圣宗经原道;另一方面又有生成倾向,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旨在阐述自己的政治、历史、道德理想。

略论《公羊传》在西汉初期的发展

过去很多人认为《春秋公羊》学派在黄老政治笼罩下的西汉初期是默默无闻的。我们讲汉代儒学，或者汉代《春秋》学，一般都是从汉武帝以后开始讲起。其实，所谓“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春秋公羊》学者的努力。而《春秋公羊》学在西汉前期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儒学派别，已经开始被人们广泛征引作为立论的依据，在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

何休解读《公羊传》叙事的方法

彰明《春秋》义旨是《公羊传》之鹄的,其中虽有详略不等的叙事,也都与义旨有关。基于随文作注和叙事本身的特点,何休在注解《公羊传》叙事的故言、故事、故义三个层面中,使用了若干方法,如提醒叙事结构、还原人物心理、补充传文、论证传文、结合经文书法见义、引经典印证传义等等,不仅使事件呈现得更为丰富和细腻,亦将事件所寓之义更清晰地展现给读者。

《公羊传》与《韩非子》政治思想来源比较研究——从学术流派的角度考察

从学派来说,《公羊传》的政治思想直接来源于儒家学派的主张,而《韩非子》则集先秦诸子之大成,儒、墨、道、法、刑名诸家均影响过《韩非子》。尽管来源不同,但两者的目的基本相同:《公羊传》主张天下一统,《韩非子》倡言君主专制,在中央集权问题上的观点却是相同的。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义理呈现

《公羊传》注重"以义解经",故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公羊传》通过对《春秋》"立义"、"释义"、"明义"、"显义"、"取义"、"著义"、"断义"的考量提供了一个颇有特色的解答,充分突显了公羊学派所理解的《春秋》"义以为上"制作本原和"经世致用"实践本性。

论《公羊传》不崇让国

让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而让国则是政治行为。自世袭制特别是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来,嗣子地位的稳定与国家的兴亡息息相关,"国、君一体"思想是政治的原则规定,让国行为涉及政权更迭,世系变更,国家政治的变动,故而成为《公羊传》关注的焦点。杨树达先生在《春秋大义述》中突出"贵让"一章,列举了六次让国事件以及《公羊传》的评价,表现出对让国行为的崇敬。然而仔细分析诸多"让国"事件,却发现《公羊传》表面上推崇让国,但其赞扬的让国行为恰恰是没有让国实质意义的,对实际上的让国又大加批评。《公羊传》的矛盾写法透露出对嫡子继承制的拥护,与其宣扬的"春秋大一统"思想相符合。

《公羊传》中的齐学气象

《公羊》《谷梁》二传本是同源,但在后来公羊氏的"展转授受"后产生了分化,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义解说和系统传承。《公羊传》在时代交替与齐风齐韵的影响下,解说风格明显呈现出了齐、鲁观念交汇与新、旧思想掺杂的地域与时代特征。具体表现在"尊王""尊周"的等级思想、仁政爱民的理想情怀、"讥变古"与崇权变的情感纠结,以及浓厚的血亲"复仇"观和夷夏新民族观。这些思想观念既继承了鲁国《春秋》的原典精神,更凸显出社会转型下的齐学气象。

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方法

董仲舒在解释《春秋》《公羊传》时,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他解释的较强主观性,与他在解释过程中张扬的主体性关联;而其主观性、主体性的突出,又与他标举的解释方法相联系。他的解释方法之一是"见其指者,不任其辞"。《春秋》有"微言大义",微言与大义之间存在间距,解释者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突破文辞字面义的限制,以把握深微的《春秋》大义。他的解释方法之二是"推见至隐"。《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不合,所谓"讳",讳之背后的事实真相及其意义隐约幽微,故须推见至隐,突破表面的言和事,以把握历史的真言、真事。他的解释方法之三是"原心贵志",特重视追及一个人之行为动机的隐微之地。他的解释方法之四是"伍其比,偶其类",把同类的事、书法、义法加以类比和类推,辨析同中之异、异中之同。

近二十年来《公羊传》与《谷梁传》研究综述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阐述《春秋》的历史事实为主,《公羊传》与《谷梁传》则是以解释《春秋》经文为主。纵观近二十年来有关《春秋》三传的研究成果,《左传》明显盛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二传作为解释《春秋》经义的经典著作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对封建时代的政治、思想、宗法、礼制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兹此,笔者将对近二十年来有关《公羊传》与《谷梁传》的研究成果作以总结阐述,以期学界给予二传研究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公羊传》复仇思想辨析

除历代学者所大力阐发的《公羊》“三科九旨”之外,复仇思想作为《公羊传》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不可忽视。然《公羊传》视《春秋》为“义之大者”,故其所主张的复仇不同于盲目的血亲复仇,背后皆有相应的义理阐发。大体观之,《公羊传》借复仇既可见君臣父子之义,又可明国君一体之理,且不偏执一端,在复仇的具体实践中有经与权的考量。

从《公羊传》、《谷梁传》的主要区别浅探齐鲁文化的差异

《公羊传》、《谷梁传》同《左传》一起，合称为“《春秋》三传”，三者都是对《春秋》经典加以解释，但三者所立角度不同。《左传》以阐述《春秋》历史的史实为主，是一部史学巨著，而《公羊传》、《谷梁传》则重“义理”，是两部政治哲理书。《公羊传》旧题战国齐人公羊...

《公羊传》正文训诂新探

《公羊传》是正文训诂的范式，在训诂内容、方法和术语等方面都为训诂学的日臻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它解释《春秋》词语，重指称义，更重附加义；其训诂方法灵活多样，包括因声求义、直陈语义和据境索义；其训诂术语初具后世训诂学规模，不但有一定的分工，而且基本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