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千字文》中的静美时光

渠荷的历,园莽抽条。枇杷晚翠,梧桐早凋。陈根委翳,落叶飘摇。游鹍独运,凌摩绛霄。——《千字文(节选)》《千字文》是中国传统蒙学的三大读物之一,全文由一千个不同的汉字组成,用四字韵语写出,对仗工整,条理清晰,首尾连贯,音韵谐美,蕴含着时令变化、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丰富的知识以及修身养性的道德规范,已作为蒙学经典进入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资源体系中。上述《千字文》节选的两小节是草木风物的四季写真,是俯仰沉吟、物我两忘中所捕捉的季候印象,简洁的文字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与深远的意境,于不经意间触碰到内心最深的情感与思绪,让我们得以感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东方情韵。当我们跟随着孩子清脆的童音,走进这样自然灵动的四时画卷时,也就走进故园,走进传统,走进那一段静美无言的时光中。

日本出土《千字文》木简书法风格研究

近年日本出土了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即七八世纪的大量木简,其中《千字文》内容木简有二十七枚。本文对日本出土的《千字文》简进行疏解释文,并对其书法风格和习书现象分作札记探究。日本《千字文》木简及其传播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对探究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汉字书写与传播具有典范意义。

《千字文》的思政元素对培育小学生品德的价值

《千字文》作为蒙学教材,蕴含爱亲敬长、诚实守信、谦虚谨慎等思政元素。新时代,深入挖掘《千字文》中的思政元素对于培育小学生品德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千字文》的思政元素培育小学生品德,要做到:将《千字文》的思政元素引入课堂教学;将《千字文》的思政元素融入家校协同教育;将《千字文》的思政元素贯穿德育培养全过程。

以形赋神:敦煌遗书童蒙读物《千字文》翻译研究

童蒙读物《千字文》首现于敦煌遗书,至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流传甚广,存世译本众多。从字句韵、引经据典以及风物描写等角度切入,我们认为赵彦春《英韵〈千字文〉》译本以高度“形合”的译文特色再现了原作神韵,副文本的加入则更为有效地帮助目的语读者阅读与理解《千字文》。通过该个案研究,希冀为当下中国文化外译路径提供参考与借鉴。

日本出土《千字文》木简所见中国典籍的海外流布与习写

公元4世纪百济儒者王仁将《千字文》带入了日本,但受材料限制,古代日本人如何书写和学习《千字文》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自1928年日本境内发现首件木简以来,有关书写学习《千字文》内容的简牍资料时有发现。将这些资料在中文语境下进行全面收集和整体描绘,对今后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传统典籍文化在国际上如何传播、如何影响、如何传承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汉字文化圈缘何相当于儒教文化圈——基于19世纪30年代西士对中朝日《千字文》之译介

19世纪30年代集中出现过多个世上最早的《千字文》欧译刊本。这些译本的西方译者对中朝日《千字文》的翻译与阐释虽各有千秋,但都渗透着这样一个观点:汉字被传播到东亚的中国近邻,它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也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吸纳,并成为其民族精神的部分乃至主体。基于这些译者的认知,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求解为何人们将“汉字文化”视为“儒教文化”的近义语,从而找到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所指的“汉字文化圈”和“儒教文化圈”概念相似的缘由。

大谷文书中十三则《千字文》残片之定名与缀合

对于大谷文书中的《千字文》写卷,国内外学者多有关注,但未能网罗无遗。笔者在翻阅《大谷文书集成》过程中,新认定了前人未曾定名或未能准确定名的《千字文》残片13片,并与其他《千字文》写卷之间的关系略作梳理。同时,就部分前人已认定,但有进一步研讨必要的写卷,也略作探讨。

《千字文》对《诗经》的承袭

《千字文》是南朝梁的周兴嗣于梁武帝大同年间创作而成的一首四言长诗，优美精练，整齐押韵，对仗工整，琅琅上口，便于记诵，通俗易懂。因此，从南北朝到清末，《千字文》在文采上独领蒙学读物风骚，堪称训蒙长诗，

探析《千字文》道德思想及当代价值

《千字文》在中国传统蒙学读本中占主导地位,潜藏着人们思想行为的价值观念、道德思想、人生追求。《千字文》道德思想表现在:一、关注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二、注重德育的方式方法;三、强调修身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欧阳询行楷《千字文》俗字与敦煌俗字异同考辨

本文对传世写本唐欧阳询行楷《千字文》的各字作了扫描剪切分析,发现欧书中俗字特征与敦煌俗字特征十分相似,从而得出结论:俗字不仅属于敦煌地区,也不仅属于下层百姓,俗字无处不在。

蒙学教材《千字文》的用韵与用典

《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识字教材中的精品,其句式整齐押韵,用韵采用隔句押韵,使用了换韵形式;文中融汇大量典故,使其成为内涵丰富的四言韵书。

《千字文》百年西译史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千字文》是中国蒙学经典读物,有着千年成文历史。从18世纪初未曾付梓的俄语译本到21世纪的今天,280余年来西方各语种《千字文》的翻译与传播从未停止,并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又呈现新的译介特点。历时视域中的《千字文》西译与传播经历了萌芽、蓬勃和新发展三个时期,每一时期的译介特点和原因不尽相同,但与时代紧密相连。历史脉络中的译介厘清为当今时代中国文化翻译的传播和弘扬路径提供借鉴与参考。

《中国丛报》与蒙学典籍《千字文》的对外译介研究

19世纪中期,美国传教士裨治文通过《中国丛报》(1832-1851)向英语读者译介了中国蒙学典籍《千字文》。译文内容基本忠实于原文,但仍有文化误译和不公允的评论,代表了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经典的西方化解读,体现了中国蒙学典籍英译肇始阶段的基本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促进了中国蒙学典籍的早期对外传播。

传统蒙学的教育理念——以《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为例

传统蒙学作为我国历史上影响最深、传播最广的文字形式,内容丰富,句式短小,通俗易懂,贴近日常生活,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文章以《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三部著作为例,以期对传统蒙学的教育理念进行探讨。

日本藏北朝李暹“注《千字文》序”两种校订

日本藏上野本、纂图本是两种极具学术价值的《千字文》古注,但署名"李逻"(当作"李暹")的序文前半部分略同、后半部分迥异。中日学者对这两种序文的释读存在差异乃至不足,意味着有必要依据原本予以校订,并由此证实李暹于6世纪的北朝为《千字文》作注,而《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和刻本中国古逸丛刊》把李暹定位于10世纪的五代是错误的。

《千字文》的德语译介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

《千字文》是我国重要的蒙学典籍,翻译则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必然途径之一。文章按照时间顺序从宏观和微观梳理《千字文》的德语译介传播,分析译本特点,并从译介模式的视角出发,探索中国典籍走出去的影响效果,为中国蒙学典籍外译提供启示,以期更多的国学典籍走向世界。

浅析《千字文》之修辞美

成书于南朝梁朝的《千字文》,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与其后的《百家姓》《三字经》并行,成为中国古代孩童重要的启蒙课本。不仅内容丰富,富于知识性,且修辞完美,富于趣味性。内容与修辞相得益彰,珠连璧合。文章主要从逻辑上条理清晰、辞格上文采飞扬、听觉上韵律和谐、视觉上对仗工整四个方面阐释其修辞美。

《千字文》二百年英译(1831—2022)的历时描述性研究

自1831年第一个《千字文》英文译本问世以来,已经出现了27种《千字文》英文译本,纵观《千字文》英译二百年来的历史,译者身份、译者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一直处于变迁之中。译者身份上,《千字文》的英译者先是以传教士等身份的外国人为主,近来的译者则以中国人为主。翻译目的上,早期译者注重通过翻译《千字文》学习汉语、了解中国,近来的译者则通过翻译《千字文》对外传播译介中国文化。翻译策略上,早期译者不重视《千字文》的诗学特征,近来的译者则力图再现《千字文》的诗学特征。

《千字文》与《千字文》集句

《千字文》是我国成书很早、流传很广的儿童启蒙读本，作者为南朝梁代周兴嗣。据说起因是梁武帝为了教儿子读书识字，请人从书法家王羲之书法作品中拓取了一千个不重复的字，让自己最信赖的文学侍从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编串成合辙押韵、朗朗上口、易学易记的四字韵文，取名日《千字文》。该书构思精巧，浑然一气，对仗工整，文采斐然。

东亚视阈下的文化接触与文化认同研究——以《千字文》的东传日本为中心

在中国的汉字尚未引入日本之前,古代日本只有原始语言而无文字,歌谣、历史文学等的记录只能依靠"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自中国的汉字传入日本后,日本开始通过文字进行记录,而这一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三世纪,汉字与汉文作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由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自此大和民族便拉开了使用汉字的历史序幕,并开始长期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如此一来,阅读及使用汉文成为了日本人所要掌握的重要技能,中国文学也成为日本人学习书写汉文、汉诗的样板,汉籍则成为日本列岛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重要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