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与新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发展

《历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全国性史学刊物。在新中国前17年的史学建设中,《历史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旗帜和灵魂,坚持“百家争鸣”办刊方针,发起和参与了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中国近代史分期等重大理论和历史问题讨论,在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发展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明”与《历史研究》:汤因比的历史观

西方古典教育的背景奠定了汤因比历史观的基础,20世纪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构成了汤因比历史观的生成背景,个人命运的沉浮荣辱又为汤因比反思自己的历史观提供了不竭的外部刺激和动力。将历史研究与对国际现实问题分析结合起来,使他的历史研究具有了现实关怀和未来指向的特质。饱受争议的"文明"概念和《历史研究》不仅是分析汤因比历史观的重要依据,也是造成其历史观矛盾性的主要因素。整体观念和比较方法导致了汤因比的历史观兼具了循环论和终极论的特征,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观既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也是其超越了特定时代精神的学术馈赠。

《历史研究》(1954-1966)编委遴选及变动原因分析

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汇聚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精锐之师,代表着建国以来历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创刊之前,郭沫若等人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确定了十八位编委人员。随着史学和时代发展,在1954至1966年间,《历史研究》进行了三次编委调整,其中既有人员的增补,也有编委的撤换。这几次编委的变动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历史研究》编委的变动及工作情况折射出了五六十年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值得后人进一步思索。

《历史研究》的创办及相关史实辨析

《历史研究》杂志的创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的实际举措之一。杂志编委会成员的组成,是综合考虑了学者的学术资历、中共党员与非党员、研究领域、所属部门、年龄段等多种因素而确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百家争鸣”的思路。在杂志创刊后的若干年中,其理论性研究和史料考证相结合的办刊方针得到了贯彻实施。《历史研究》成为发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郭沫若与《历史研究》相关的书信解读

郭沫若是《历史研究》的召集人,为《历史研究》的创办和审稿耗费了大量心血。郭沫若在给贺昌群、何兹全等人的文章的审稿意见中,表达了他的历史观念与学术文章写作思路等。青年学者钱祖夫向《历史研究》投稿被拒,直接给郭沫若写信"诉苦"。郭沫若在回信中要求以"同志爱"对待编辑。这些都体现了郭沫若在编辑学术刊物中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与人为善的态度。

书信反映的郭沫若与《历史研究》及下属的关系

根据相关书信可以知道,郭沫若与《历史研究》及下属的关系为:一、郭沫若尽管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作为《历史研究》编委会召集人,在《历史研究》创办初期参与了具体审稿工作并认真、及时审稿,后来尽管没有参与审稿工作了,仍然关注上面发表的文章;二、郭沫若尽管是召集人,却非常尊重主编尹达的意见;三、在确定尹达为主编后,郭沫若再未因为《历史研究》的事情给刘大年写过一封信,而是给尹达写信;四、郭沫若因为工作关系给人写信时,很注重对方身份,不会因为公事越级给自己下属写信。

汤因比《历史研究》史观与其史学理论的思考

汤因比是20世纪英国史坛的史学大家。他的代表性著作《历史研究》共有12卷,历时40年完成,在历史学界影响颇大。在21世纪的今天,回顾汤因比对历史的思辨,他提出的“挑战与应战”理论依旧具有现实意义。汤因比反思了以往史观的不足,受休谟因果观的启发,吸取了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念,借用文学意象的巧妙阐发,提出了“挑战与应战”学说。这种崭新的认识模式,对西方流行已久的二元对立史观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是打开人类文明起源的管钥。同时汤因比的史学理论也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如工业化思维的理论矛盾、对历史文献重要性的认识、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等。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研究(1949-1966)——基于对《历史研究》的考察

新中国“前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经历了“百家争鸣”的初步繁荣、“史学革命”的实践受挫、“阶级分析”的僵化困顿三个发展阶段。作为新中国史学研究的最权威刊物,《历史研究》见证了这一历程。对“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研究、评价,关涉到当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因此,不能作简单的是非、成败评判,而应挖掘更多微观史料,通过实证研究丰富对“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认识,同时摒弃所谓“教条化”“政治化”的标签概括,区分“十七年”史学与“文革”影射史学的不同性质,科学认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口述史的有效与有限:以《历史研究》复刊为例

盘点当代学术史。口述历史可谓异军突起，成果不凡。不仅多次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征，而且有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和《口述历史》学刊，为同好提供了切磋交流的平台；其相关成果更是不胜枚举。

从《历史研究》到《人类与大地母亲》——汤因比历史哲学的比较研究之一

1975年10月22日,被誉为当代西方最伟大的学者之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溘然去逝.他在世的86年中,勤耕不辍,死后留下了数十部著作.其中尤以多卷集巨著《历史研究》和洋洋60多万字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为世人所瞩目.在这两部著述中,汤因比以超凡的智慧,宏伟的气势尽情地描绘了人类6000年文明史的巨幅画卷,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赢得了举世的称誉,也为学术界作出了贡献.

汤因比《历史研究》的“交通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2015年以来,中国大力倡导的＂一带一路＂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把握当下发展的同时,还应加强对历史的关注。因为历史作为一种真实的有关于人类的长期实践,对现实生活是有理论价值的,对未来也具有指导作用。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就有不少涉及交通建设的观点论述。我们将汤因比的＂交通观＂理论与当下＂一带一路＂发展实况进行结合,研究汤因比的思想是否对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借鉴意义,从而通过这种比照,研究多年前的思想成果是否还能在新时代的绽放出新的生命。

如何办好学术期刊?——读一篇纪念《历史研究》创刊60周年文章所想到的

周末在家读了6月29日人民日报第5版一篇纪念《历史研究》创刊60周年的文章。作者高翔既是中国社科院的秘书长,又是《历史研究》编委会的主任。文章以＂始终引领当代中国史学的前进方向＂为总标题,分三个部分展开,

从《历史研究》到《人类与大地母亲》——汤因比历史哲学的比较研究之二

笔者在上一章中指出,汤因比通过《历史研究》和《人类与大地母亲》两部著作所建立起的历史哲学,究其出发点和对内容阐述的侧重面而言是不尽一致的,但是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在体系的结构和功能上都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同样,汤因比在这两部著作中,提出了相当多的历史观念,它们不乏独到新颖之处.因此,对其作一番比较分析,了解它们内在的联系,对于深入理解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思想,仍然是很有必要的.在这里,笔者拟对其中几个重要观念进行简约的比较分析,最后再对汤因比写作上述两部著作的动机稍事比较分析.

《历史研究》:努力引领当代中国史学发展方向

《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由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发起创办,郭沫若为第一届编委会召集人。在68年光辉历程中,《历史研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百家争鸣”办刊方针,站在史学研究最前沿,发表了众多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为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引领当代中国史学前进方向、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积极贡献。2019年1月,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作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历史研究》肩负起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中国史学的神圣使命。

文化形态史观下的史学巨著——评汤因比著《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一书是汤因比探究人类文明前景和命运的鸿篇巨著,他采用文化形态史观,不仅说明了文明是历史研究的单位,而且详细阐述了文明演进的内在机制。《历史研究》发展了文化形态史观,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藩篱,给我们的历史研究带来诸多的教益。

第四十期:多措并举,办好一流史学期刊——《历史研究》的办刊思路与举措

吴尚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第四十期“刊协讲堂”!创刊69年来,《历史研究》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聚焦重大理论与历史问题,积极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发扬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传统,努力刊发精品力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时代历史研究新思路刍议——《历史研究》创刊70周年有感

一.《历史研究》作为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标志性学术刊物,已经走过了70周年。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作为《历史研究》的阅读者和作者,谨恭致衷心祝贺和敬礼!《历史研究》创刊的时候,我刚刚初中毕业,那时还不知道这个刊物。1959年我进入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就读,教授们耳提面命,知道这个刊物的学术分量,开始阅读这个刊物,并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