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疑惑”——论《史通》关键词的文化批判精神

刘知几将自己的史学批评概括为与夺、褒贬、鉴诫和讽刺,此四种批评的内在精神均为批判性“疑惑”。刘知几的批判性“疑惑”是全方位的:既深度地贯穿古今,又细密地网罗经史;既有商略圣贤的胆量,又有发明新论的卓识。刘知几疑《尚书》、惑《春秋》、批评《史记》《汉书》和百家诸子,在讥往哲、述前非的前提下总括万殊、包吞千有,以独特的志气、功力和主张立言创典,建构自贵意识。《史通》的“疑惑”洞悉利病,工诃古人,其骨岸然,其味油然,其鲜明而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既导夫先路又启迪后人。

钱谦益批校《史通》及何焯改署“冯舒”之隐衷

钱谦益批校《史通》以张鼎思刻本为底本,校勘记220余条,评语107条。钱谦益天启年间担任史职,与《史通》研究名家李维桢、王惟俭商榷史法,借鉴《史通》的史法理论以探讨明史编纂之法,是明人治学的新风尚。钱谦益对明初史事修撰的方法,修史的简要原则,对王世贞等人修明史弊端的批驳,以及此时的诗歌自注,均与其批校《史通》评语相吻合。康熙二十六年(1687),钱陆粲向钱曾借阅过录此本,题作《牧斋较本》。钱曾抽出最有价值的四篇补缺文字,导致钱陆粲转而攻讦钱曾侵吞钱谦益的书籍,这是有关“钱氏家难”的新材料。康熙四十八年(1709),何焯从钱曾之子钱沅处借阅,最初署名钱谦益,后改名冯舒,翁同龢认为是躲避政治忌讳所致。何焯时直南书房,兼任八贝勒侍读,卷入太子之争而深陷谤言,何焯为避免授人以师出钱氏、笼络江南士人之口实,故而改动作者署名,钱谦益的学术成果遂冠以冯舒之名而被遮蔽。

刘知几《史通》的笔记小说观念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全面客观地阐述了笔记小说观念。刘知几提出了"偏记小说"的概念,揭示了笔记小说可与正史参行的"自成一家"的真实地位,明显提升了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史通》中有关"偏记小说"的分类和列举,则清晰可见刘知几的笔记小说分类观念较之于《隋书.经籍志》有了进步,为史家重新认识笔记小说的学术地位,审视笔记小说的社会功能,利用笔记小说丰富正统史学,乃至效仿撰作笔记小说,提供了理论依据;刘知几以史眼判断笔记小说的价值,强调笔记小说惩恶劝善、可供教化的社会功用,表达了正统史学对笔记小说价值认同的程度,进而为笔记小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总之,刘知几《史通》的笔记小说观念,对中唐以后笔记小说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知几《史通》与明代史学

刘知几的《史通》问世以后 ,在唐宋两代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明代中期以后 ,学者们开始注意这部著作 ,在对刘知几及《史通》发表毁誉兼存的评论的同时 ,对《史通》的整理与评注也逐渐展开 ,出现了陆深《史通会要》 ,李维桢、郭延年《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等著作 ,这使《史通》在明代中后期得以普遍传行 ,在其影响下 ,出现了与之相似的评史文章 。

论刘知幾《史通》关于史学构成的思想

唐代史家刘知幾所著《史通》一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它在历史编撰的理论与方法、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领域,都有精辟论述。本文突破既有的《史通》研究路径,从史学思想领域切入,认为刘知幾《史通》反映了关于史学自身构成的思想,即史学渊源流别、史学社会功用、史书编撰要求、史学主体修养、史学批评原则等五个方面。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在世界史学史上也罕与其匹。可以认为,《史通》以史学批评显其锋芒,以思考史学自身之构成为其底蕴,显隐相济,贯通古今。今年是刘知幾诞生1355周年、逝世1295周年,笔者撰写此文,论述他的这一史学思想史上的创造,以示纪念。

援子入史的误读与误判——刘知幾《史通》“小说”辨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刘知幾《史通》中史学系统的正史之体,正史之余则为非正史,即用以编撰正史的史料。小说发展至刘知幾时,仍体现以记言、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被刘知幾援子入史,纳入史料范畴。故刘知幾《史通》并无论述小说之本意,刘知幾小说观念未超越以《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杂述》篇"偏记小说"10类是刘知幾对其泛史料观念的分类体现,而并非是小说分类。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中的《史通》

唐朝刘知几所撰《史通》是中国古代一部划时代的史学评论著作,为历代学人所注目。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中,《史通》的史学价值、文献价值和《疑古》、《惑经》的思想倾向等都受到四库馆臣的高度重视。他们借助《史通》中的一些合理史学主张,来对一些史学问题和史书加以评判;引用一些内容记载作为理据,来对一些史书进行考证。这既体现了《史通》和"史部"在中国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也表现出四库馆臣具有相当的学术眼光和水准;而对《史通》中"疑惑"思想倾向的批评,又带有封建学人的明显局限。

《史通》向、歆“续《史记》”解

刘向、刘歆没有真正地续写过《史记》,即无所谓的《续史记》。《史通》所云向、歆之"续《史记》"也并非指向、歆实有《续史记》,所指大致可以有两种考量。探讨《史通》向、歆"续《史记》"问题必须突破史体的限制,并注意到刘知几对向、歆之作"史"的性质的认定,否则就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史通》书名辨证

书名是认识该书性质的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产生于唐代的《史通》 ,自宋代起 ,学者们对其书名内涵的解释仁智相参 ,颇不一致。分歧的关键即在一“通”字。有的认为《史通》之“通”是笺注的意思 ;有的认为与语言通顺有关 ;还有的辨析此“通”没有“通识”的意思 ,也不具备“贯通”之意。异说纷纭 ,莫衷一是 ,影响到了对《史通》主题思想或作者主体意识的认识的一致性。其实 ,作为史学理论大家的刘知几深明书名体现和规范该书性质的道理 ,对其书名的涵义是有明确界定的。所谓“史”即指历史学 ;所谓“通”即通义的省称 ,属古代理论文体专有名称。

试论《史通》对明代史学的影响

刘知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其史学理论名著《史通》影响深远,就明代史学而言,这种影响表现在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史书评论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发展了刘知几的"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说,提出了诸如"史才五长"等理论;对于史书体裁、史馆修史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基本上赞同刘知几的史学观点。

论“文史两分”认识的三阶段——兼论《史通》在此过程中的理论意义

汉之前,文史一体。《史记》以后,至魏晋迄唐,文史两分。与之相对应,人们对文史异辙过程的认识,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文论家将重藻饰、押韵、抒情的诗赋类为主的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史作品区分开来。第二阶段,史学家将史著为主的叙事性作品和文学作品分离。第三阶段,人们对以史著为主的叙事性作品自身即史著和小说的分离,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并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在对文史两分认识逐步深入、细化的过程中,刘知几的《史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文之将史,其流一焉——《文心雕龙》何以影响《史通》

《文心雕龙》是文论,《史通》是史学,何以一部文论作品会对一部史学著作产生深刻影响?其具体影响又是什么呢?刘知幾在认真分析《文心雕龙》何以产生的基础上,第一次大量引用《文心雕龙》、并明确标注刘勰之名及其著作。实际上,并非《文心雕龙·史传》篇,而是刘勰对"文"的基本观念,使得刘知幾找到了史学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了可以一显身手的天地。《文心雕龙》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的理念,被刘知幾贯彻到史学观念之中,其"远矣大矣"的"文"正相当于"史";刘勰对晋宋以来"文体解散"的批判则成了刘知幾的理论武器,被他巧妙地运用到了史学理论的建树上,形成"文之将史,其流一焉"的观念。刘知幾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学生,他大量采择刘勰的文词,运用刘勰的思想理论,却完成了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史学著作。《文心雕龙》的文章观念笼罩《史通》,却并未将其淹没,而是最终成就了文史双美的佳话,这正是中国文论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文学的历史观与历史的文学观——《史通》文史关系析论

刘知几处于文士以诗赋谄附帝室的武后、唐中宗时期,虽具史才,却不能不受时代文风影响。他认识到文史之间从合到分的演变过程,其追摹孔子、左丘明的复古心态,使他在《史通》中以文衡史,表现出文学的历史观;又以史律文,表现出历史的文学观。

略论《史通》的文献学价值

从文献分类学、文献编纂学、文献辨伪学等方面分析了《史通》的文献学价值 ,认为应将《史通》

刘知几《史通》的文病范围论

刘知几《史通》文病论的核心是史体。从时序上说,古代史文多契得史体,故少有病累;近代史文多违背史体,故每有病患。从体制上说,史体不能兼备众善,每种史体都有缺陷。其缺陷是本然的,不在文病之列;而违体出自人为,应属文病范围。从认知上说,史家因循史体,取顺于时,则能以正从时,不犯文病;反之违背史体,自我作故,则触处皆碍,必犯文病。从边界说,文之与史,既有共性,又有特性,若违背共性,则有文史之通病;若违背特性,则有史文之专病。总之,体性是内因而人为是外因,其文病论范围实由此而定。

刘知几《史通》体现的编辑思想和编辑原则

刘知几撰写的《史通》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专著,而且也是我国具有开创性的一部古代编辑学论著。《史通》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的编辑思想和编辑原则,即系统的编辑主体观,明确的编辑意识,简约的编辑风格,严谨的编辑方法。这些思想和原则对于今天的编辑学研究仍然有着积极意义。

张舜徽先生之“《史通》学”研究

张舜徽先生,当代著名文献学家,于《史通》“治之三反”,撰《史通平议》,“书以评议为主,辅以考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本文暂示三例,略述先生之《史通》学研究,由窥先生于子玄服赞之意。

《论撰史》与《史通》之比较

《论撰史》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史学批评的专文,《史通》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卢奇安与刘知幾生活在相差5个世纪的不同国度,但是他们二人在历史真实、史书编纂以及史家素养等基本史学理念上却有着诸多相通之处,并且都对西方与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将《论撰史》与《史通》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西方史学史上诸多理念的异同,有助于深化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

论刘知几《史通》的小说叙事观

唐前"小说"归于子部,多和"经"部对举,侧重在"说"。唐后多和"史"部对举,重其叙事,打上史学的印记。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刘知几《史通》的小说叙事观所起作用值得重视。其观点大致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小说应以"叙事为宗";二是叙事以"附于物理"为准;三是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有"流俗""雅正"之分。刘知几的小说叙事观对唐人小说观及小说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求实录与扬名教: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双重原则──读《史通》札记

刘知几在《史通》中一方面力倡秉笔直书，确保“实录史学”，反复强调史家和史著要“审实”、“故实”、“摭实”、“寻其实”……；另一方面又主张“激扬名教”，笃信“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求实录”与“扬名教”构成了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双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