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基于《周易》思想的理解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周易》蕴含的“量变质变”“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深刻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联系与区别、“新质生产力”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作用。《周易》蕴含的“天下随时,随时而行”的深刻思想,对于探寻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路和对策具有重要启示。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易》与传统忠德

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范畴中,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德目。考诸《周易》经传,其中已蕴含丰富的忠德意蕴。从忠德的理论依据看,“忠自中出”,且主要表现为在下者对在上者的忠,《周易》的天道尚中思想和天地尊卑观念为传统忠德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此外,忠作为一种践行主体为全体人的道德规范,其多维内涵在《周易》中也有充分体现。《周易》经传中既有敬天保民的在上者之忠,也有柔顺谦敬的在下者之忠,还有忠信待人的平等主体之忠。在《周易》构建的道德体系中,忠作为进德修业的核心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易学革命与新易学的创建:上博简《周易》形态谱系新探

上博简《周易》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周易》文本,其文本形态与《连山》《归藏》皆不相同。从源流谱系来看,上博简《周易》是对《连山》《归藏》旧易学改造基础上创建的新易学,是为第一次易学革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周易》卦辞不再列举已往实占记录,而由象辞及占辞构成;第二,《周易》卦辞中的占辞具有断占的方向性和条件性限定;第三,《周易》在改造卦辞的同时,还创造了爻辞;第四,象辞的创作;第五,占辞的象辞化。《周易》文本改造的意义在于:第一,《周易》文学性的生成,使其成为后世诸多文体的源头;第二,《周易》思想性的生成,使其从纯粹的筮占之书转变为思想之书;第三,新易学的创建,开创了易学史的新时代。新易学与旧易学的区别是:第一,新易学对六十四卦从卦名到卦辞作了彻底的改造:卦名体现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卦辞也不再列举往昔名人实占记录;第二,新易学彻底摒弃了《连山》《归藏》旧易学的神启色彩。在《连山》《归藏》旧易学中,吉凶悔吝的断占是神灵的启示,而在《周易》新易学中,吉凶悔吝的出现是有前提和条件的;第三,新易学创建了系统的阴阳哲学和变易哲学。此后孔子开创的“不占”易学,是为第二次易学革命,易学再次开辟新时代。

《周易》中的言辞观

在《周易》看来,言辞具有表情达意、引导人类行动、影响人类祸福的功能;因此,发言时一定要谨密慎重,心态应平和安易,最好能做到同心同德;所发言辞应遵循诚实可信、有事实根据、井然有序、辞正言顺、言约意丰、委婉含蓄而切中事理等准则。至于对言辞的接受,则应持守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应反复玩味、体悟;一是应虚心接纳,不可刚愎自用。

《易林》对《周易》的承继与新变

《易林》一书,无论是其外在的四千零九十六条林辞的形式,还是其内在的运用《周易》象和数、卦爻辞义旨乃至易学思想的本质,都是一本衍易之作,其对《周易》既有诸多承继,又能结合时代特征做出许多新变。这种承继和新变,主要体现在《易林》对《周易》占筮方法的沿用和变革,对《周易》卦象的承继与新变,对易学思想的吸纳与创新等方面。

《周易》初爻的儿童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周易》诸卦初爻对应个体成长的童年期,爻辞拟议童年期的各种状态和处境,以及这些状态和处境的吉凶悔吝,其中蕴含了许多仍具当代价值的儿童教育思想。“利用刑人,用脱桎梏”提示我们,在训诫中掌握避免危险、保护生命的行为规范是儿童摆脱蒙昧,获得自由的第一步。“潜龙勿用,始求勿深”意味着天赋极高的儿童需要得到特别的呵护,父母和老师要有静待花开的恒久耐心。“蒙以养正,素履以往”提醒教育者从小就要培养儿童纪律严明、艰苦朴素、不耽享乐、谦虚谨慎、自立自强、真实无妄的好品格。“思患预防,及早复道”启示教育者要小惩而大诫,轻微的、及时的惩戒更有利于保护儿童善良的天性。

《西游补》与《周易》:主题与结构

刊刻于1641年的《西游补》是一部发挥到极致的文人写给文人看的小说,其中一个特点是作者的旁征博引。不同文本的引用、化用、影射以及戏拟的叠加给这部小说带来厚重之感。其中与主题密切相关,并且贯穿于小说深层结构始终的最重要文本则是《周易》。小说的情节、地点均建筑在某一卦、某一爻之上,或是二者的组合。整部书都以《周易》为基础,其中每一回、每一情节或场景均可视为不同的卦象。此小说始于对《周易》解释性诗篇,终于对《周易》的引用,可以与《周易》对读,二者彼此相互阐述,相互补充。数千年来对《周易》的阐释也增加了这部小说的复杂性。

《周易》卦爻辞所见“诚信”思想诠解——兼论《周易》的性质

诚信作为古今通义,是传统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周易》卦爻辞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诚信”思想,是《周易》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之一,表达集中于“孚”“躬”“贞”“允”四字。结合各类新出文献考释与“孚”“躬”“贞”“允”四字相关的卦爻辞,探析此四字本义,分析前学对卦爻辞的误释。“孚”释为“信”,大多可理解为“诚信”;释作“符合”“相应”时,表示历法与天象、天时相合;释作“信服”时,指心悦诚服;释作“仁爱”时,则表示因仁爱而让人信服。“躬”释作“信”,二字音韵、字形密切,释作“诚信”之义,卦爻辞文意更加通顺。“贞”当训为“正、定、静”,且有“贞固”之义,强调不变化、固定,符合对君子固守“诚信”之德的要求。“允”本作“果然”“确实”之义,商周之际出现了“诚信”的用法。如此释读,既能坐实《周易》本经是哲理之书,也能印证孔子解《易》思想与方法的正确,孔子重信当源于《周易》。

《周易》“君子”辨析

“君子”是《周易》中最为重要的人格类型,“君子”的意涵主要可以从“位”与“德”两方面进行把握,在《周易》经传出现的“君子”概念中二者各有侧重,并非截然对立。《周易》古经中的“君子”多指政治地位较高的贵族统治阶层,尽管其德性处于附属地位,但并非无关德性。《易传》之中,德性成了辨别是否为“君子”的最显著标识,而且其可能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此外,《周易》中所出现的“贤人”“仁者”“幽人”之意涵虽各有偏重,但它们在德性修养方面相通,亦可视作以德而论的“君子”之别称。

郑国涉水诗歌与《周易》“水”隐喻的艺术呈现

郑国诗歌有较多关于涉水意象的作品,其中《郑风·扬之水》《褰裳》以渡水未成隐喻情爱受阻,《郑风·溱洧》《出其东门》则以渡水成功隐喻情爱顺利,这与《周易》经卦中《坎》为“坎险”之水,并以是否“涉川”成功来喻示事情进展的顺逆有互文关系。《郑风·野有蔓草》“零露”对“邂逅相遇”的倾心美好,《风雨》“云雨”对“既见君子”的欢欣愉悦,这些抒叙与《周易》经卦中《兑》为“兑以说之”之水,并以多种形态的水来表现静谧兑悦有互文关系。郑国涉水诗歌整体提喻了《周易》与《诗经》叙述类型的互文同构关系。

《周易》视域下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方法构建——以卦象心理与环境的分析为例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及实务应汲取其思想,以实现传统优秀文化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主要思路为:首先,主要以《周易》首卦“乾卦”为例,总体上提供与西方社会工作学不同的理论与实务方法;其次,通过“困卦”的“不易、简易、变易”卦象内涵为社会工作者与案主构建解困、出困的心理引导与实操路径;最后,以“未济卦”的哲理为指引有效融入社工结案的过程分析;等。文章意义在于,为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实务困境提供本土理论资源的一种新尝试,也为基于本土的社会工作心理与环境的提供发展路径。

爻辞中心的《周易》创造精神与著作体例解读

解读《周易》经文应以爻辞为主,爻辞是文王及其集团的政治思想与人生智慧,实乃孔子学《易》的文字对象。《易经》之形成,始于卦名之取得,它并没有固定的原理,然则有若干形成思路。其间极具特别意义之处,当属单阴五阳与单阳五阴的卦名构建,此十二卦最能展露六爻爻辞之位阶角色思想。《易传》诸篇与爻辞解释直接相关者,当属《小象传》与《文言传》二篇,及《系辞传》上下各一章阐释孔子的解经文字。疏解《易经》首当揣度卦名之由来,次之乃探赜爻辞,之后方可索隐卦辞之谛。《彖传》与《大象传》均可仅视作后学之创作,与爻辞意旨的疏解关联不甚紧密。而《序卦传》与《大象传》乃与卦名之由来无甚关联,不必据此二者解析卦名,此皆儒家哲学之义理发挥。

以己度物·英雄符号·诗意言说——《周易》诗性审美模式研究三题

《周易》一直被解读为哲学经典,其哲思及理性的特征构成中国文化及哲学的源头;《周易》同时也是一部极富想象力的文学性经典,其诗性的特征同样构成中国文学及美学的源头。《周易》蕴含了深刻的诗性智慧,它源自远古时期早期人类所独有的诗性思维。诗性智慧是一种以己度物和移情的审美模式,这种审美模式离不开对英雄传说的想象。《周易》卦爻辞具有丰富的文学性,这也是其诗性美学的展现。《周易》的诗性审美在源流、想象及其展现三个层面依次展开,最终建构为三种模式:“以己度物”、“英雄符号”和“诗意言说”。《周易》的诗性审美模式,不仅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下文艺美学的建设亦具有启示意义。

论《周易》的“中行”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行”是《周易》的重要观念,是中正之道的体现。《周易》经文从君臣行事和道德品质两方面对“中行”进行论述,是为政之道的主要原则。《周易》传文对“中行”观念进行阐发,凸显“中行”在道德修养上的突出作用和地位。先秦儒家普遍重视“中行”,孔孟更将其与“中道”“中庸”等结合起来,成为儒家道德与政治所追求的至德。汉唐至宋明时期,对“中行”观念的诠释呈现出从象数到义理的思想演变。“中行”蕴含着对“中”的崇尚,是道德修养和社会治理的理想境界。依“中”而“行”、全面考虑、不走极端、坚守道义,对化解当今时代发展中的矛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象”:《周易》美学的基本阐释单位

“象”是《周易》的思想内核。《周易》中“观物取象”的审美观照方式以及“立象以尽意”的说理方式,使得“事象之宜”“万物杂象”等一切事物都被纳入“象”之范畴。“象”作为《周易》的基本阐释单位,从文学意义上进行考察,其内容主要分为三类,即“卦有事象,有物象,有图象”。卦爻辞中借“物象”以明人世之事,借“事象”以明抽象之义,借“图象”以明天地之道,形成了一个逐层递进的整体性象征结构。在描述各“象”的过程中,不仅融合了对自然的观察、对社会的品评、对规律的把握,还有意识地追求语言、韵律、修辞等语象方面的文学性。历代学者对于周易之“象”的“仰观俯察”,凝聚了先哲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更为今人留下了内容丰厚的文学宝库。

《周易》的经世智慧及其时代创新

《周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孕育了中华民族精神,融入了亿万华夏子孙的血脉,世代相继,从未间断,直至当今。我国当代文化既汲取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也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也继承发展了《周易》的思想精华。《周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保合太和”“天下文明”“明罚敕法”等经世思想在当代文化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体现了新时代的精神。《周易》注重整体性的思想精华,已经在当代文化中得到了创新性发展。

简朝亮的《周易》观

广东近代名儒简朝亮没有留下注解《周易》的著述,但是通过辑录《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述疏》《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孝经集注述疏》《读书堂集》等简氏著述中阐述《周易》的内容,可以窥见简朝亮以《周易》指导生活和重视“时中”的《周易》思想。

论《周易》生命哲学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影响

《周易》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生命哲学体系,将“生”提到一个突出的地位,彰显出至高的生命精神,并赋予生命以运动变化的存在方式,再以“易象”这一外在符号表征于世人面前。《周易》生命哲学从艺术境界论、艺术存在论、艺术表现论这三大方面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理论。

《周易》经传堪舆思想源考

《周易》经传所构建的哲学体系,对后世堪舆学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易》与中国古代堪舆学密切相关:作为“中国哲学教科书”的《周易》,其“究天人之变”的原则,是堪舆学的哲学基础;《周易》生命哲学的底色,是堪舆学的价值基础;《周易》象数、义理研究的分野,成为堪舆学的方法论基础。对《周易》经传中蕴含堪舆思想的考察,一方面有助于理顺堪舆学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有助于考察堪舆学的哲学意涵和民俗价值。以《周易》经传为起点,考察中国古代堪舆学的源流,既肯定了堪舆学的哲学价值和学术意义,也有助于对堪舆学进行反思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