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六典》撰修始末考

关于《唐六典》的撰修经过,历代文献均是非常简略的记载,并且缺乏时间的界定。本文全面梳理各类文献记载以纠正前辈学者对《唐六典》撰修经过的认识,并且以《唐六典》历任主持撰修者为标志把《唐六典》撰修经过划分为五个阶段。五阶段的划分可以正确的反映《唐六典》撰修的经过及各阶段对《唐六典》撰修的贡献。《唐六典》的撰修历经十六年,四易主持人,十四人参与撰修工作,是集贤院撰修著作中历时最长,用功最为艰难的一部集体创作。

《唐六典》《通典》所载两汉都城县尉设置讹误考

有关西汉长安、东汉洛阳县尉设置,《唐六典》《通典》等记载存在讹误,《汉官旧仪》记载则准确可靠。西汉长安设置左尉、右尉、广部尉、明部尉四尉,东汉洛阳设置包括左尉、右尉、东部尉、南部尉、西部尉、北部尉在内的六部尉。长安、洛阳的左尉、右尉管辖都城之内,其他部尉则管辖城外四郊。两汉都城县尉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六部尉制度的直接渊源。

《唐六典》的制度描述与礼乐文明新经典的建构

唐玄宗开元年间编纂的《唐六典》,有着独特的时代意义和文献价值。比照《周礼》,题名御撰,奠定了其制度建设纲领性文献的经典定位。融汇古今,事归于职,呈现出区别于各种官制文献和类书的独特制度描述方式。《唐六典》的编纂服从于开元时期特定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帝制时代后半段制度构建的核心概念与制度书写的经典范式,对后代的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政枢密,皆委中书”——《唐六典》描述中书门下体制的方式与态度

《唐六典》的重要编纂体例,是依托当时行用的职员令设置篇目,同时对官员职掌另作概括。在重新概括官员职能时,其借用《周礼》的记载方式,以“掌政令”为线索,建立中书令与诸多机构长官之间的统属关系,凸显了中书令的首脑身份。而这种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用旧制度解释开元时期出现的新体制,如中书门下和使职机构,皆可使用中书令与相关机构长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予以描述。

唐代给事中及其职掌浅议——以《唐六典》记载为中心

按照唐代"四等官"的概念,门下省的判官是给事中,《唐六典》中记其官品为正五品。在唐代,给事中的权力是在不断变化的。文章首先将给事中的渊源出处作细节上的梳理,然后从其职掌范围的变化入手,试图分析门下省地位的变化。

唐代中央官制与文体之关系——以《唐六典》为中心

从先秦“文体分类观的萌芽”、秦汉“文体形态趋于规范”、魏晋南北朝“文体理论成熟”,形成了一条唐前官制设置与公文文体形态趋于规范的清晰轨迹。唐代是中国古代官制的基本定型期,尤以开元时期最为典型和完备,这一时期撰成的《唐六典》集中体现了唐代官制运行。官制设置促使职官执掌分工,进而与文体功能及话语体系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唐代三省的运行机制对公文的使用或施用者身份、文体功能、文体话语风格及体例均有明确的约束和规范,叙述方式呈模式化趋势,体现了唐人的文体规范意识。

记《唐六典》读书班—《唐六典》研读与制度史教学

2018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李锦绣老师坚持组织《唐六典》读书班。读书班吸纳了来自不同院校的50多位师生,参与者们采用分卷领读的方式,坚持研读《唐六典》。主持人李锦绣老师以丰富的学养引导学习,读书班师生也各展所长,投入研讨,在开放、和睦的氛围中逐渐加深对《唐六典》和唐代制度史的理解。《唐六典》读书班培养了参与者治史的能力,也形成了沟通师生情谊、促进学术交流的效应。

史志中书手设置比刊——《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唐六典》

据笔者考证，《唐六典》、《旧唐书》、《新唐书》在书手设置方面的不同记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员数额的不同，二是人员的设置称谓不同。今以中书省集贤殿书院为例，略作考证。

《唐六典》“埋沙”考

《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条：＂（道教）禳谢复有三事：其一曰章,其二曰醮,其三曰理沙。＂此三事中,章、醮之法为人所熟知,而＂理沙＂则罕见学者论及。广池千九郎校注本、陈仲夫点校本都指出《潜确类书》卷六三引《六典》＂理沙＂作＂埋沙＂,但未加按断。（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25页;广池千九郎校注,内田智雄补订：《大唐六典》,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今按：＂埋沙＂是道教避疫禳灾之法,

试说《唐六典》的施行问题

《唐六典》是唐代编纂的重要典籍。而人们在关于此书是否施行过的问题上却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陈寅格先生认为:“关于此书之施行问题,四库全书柒玖史部职官类唐六典提要已有正确之论断,近日本西京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学报第七册内藤乾吉氏复于其著就唐六典施用一文详为引申,故六典一书在唐代施行之问题已大体解决,不必别更讨论。”可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身来看,问题似乎并未解决。

《唐六典》成书问题初探

《唐六典》根据唐玄宗的意旨编撰而成,对唐代及后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该书详细地记载了唐代前期的设官分职以及唐以前职官制度的沿革,对于研究古代职官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唐六典》成书问题,重点分析《唐六典》成书时间、书成于何人之手及成书历时较长之缘由这三个方面,认为《唐六典》书成于唐开元二十七年,由李林甫进御给唐玄宗。

《唐六典》户部卷与《开元十道图》

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和考证，对《唐大典》户部卷所载的十道诸州山河贡赋的材料依据作了相应的探讨，进而考察了《唐大典》在编纂中的有关问题。

《唐六典》“王言之制”选释

宋代的典章制度,承袭自唐代,随顺历史形势的演变因革损益而来。笔者关注宋代诏令制度,想要说明其基本架构与渊源流变,不得不追溯唐制。关于朝廷颁布政令使用的诏令文书,《唐六典》有所谓"王言之制有七"的系统记载,众多学者进行过详实、深入的讨论。笔者打算围绕《唐六典》的记载,参考前人研究成果,提要钩玄,间以己意,对唐代"王言"的文书体式及其反映的政务运行程序稍做梳理,既方便个人进一步追踪、研讨,也期待就正于方家,获得教益。

《唐六典》职官沿革注校勘举隅——兼论中古官制知识的传播与承继

《唐六典》职官沿革注系“检前史职官”编纂而成,在唐以前职官类著作佚失殆尽之后,历来颇受学者重视。宋人已把唐人撰述的唐以前职官制度史作为制度通史的一手史料来看待,但这一态度存在局限性。若跳出宋人成见,仔细考察《唐六典》的文本及其来源,关注唐人在编纂《唐六典》时如何获取前代官制知识,则可揭示出中古时期官制知识传播与承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唐六典》记《水经注》河流的总数

今本《水经注》记载的河流,包括湖、淀、陂、泽、泉、渠、池、故渎等,共有二千五百九十余条;由于原书已佚五卷,则其原叙水道总数应超过三千。(《水经注》究竟记述多少条水,《历史地理》第二辑)但柔唐六典,卷7水部郎中员外郎条云:桑钦《水经》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

如何认识和利用制度史文献的史料价值?--《唐六典》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一绪言《唐六典》,亦称《大唐六典》或《六典》,旧题唐玄宗李隆基御撰,李林甫等奉敕注。是书遵照“错综古今,法以《周官》”①的钦定原则,以开元年间现行的职官制度为本,“以令、式人六司”“其沿革并人注”,②最终形成一部以唐代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的名称、员品、职掌为正文,以历代沿革或职官细则为注文的典籍文献。由于其编撰背景和原则的特殊性,《唐六典》对唐代制度和法律体系的研究历来发挥着基础史料的作用。随着敦煌、吐鲁番法律文书和政务文书的陆续面世,以及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的刊布,其史料价值得到进一步呈现。

唐宋山澤之禁的律令與實踐——兼論《唐六典》令文的時間性

一山澤之利既包括農業,也包括工商業。前者包括拓荒與獵捕,涉及順時而爲,不違農時,即所謂“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虞衡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1]。而引發的研究包括對時令的順應、時禁的服從,以及土地資源利用、環境保護;後者包括鹽利、銅鐵、林木開採,涉及公私之利與本末業的權衡,因而涉及國家財政與公私利益分配。相關的研究則關注經濟政策的倚重,重農抑商的政策以及工商業生産經營及税收政策。

《唐六典》所见唐前期宰相观念考论

《唐六典》对宰相的论述可以视作唐前期宰相观念的集中反映。该观念继承了汉代以降“宰相概念制度化”的传统,强调宰相拥有的权力与地位附着于特定官职,实现宰相身份、宰相权力与职位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因此,《唐六典》对唐代出现的差遣制宰相不予记载。同时,该书对唐代《职员令》未做规定的宰相职权与地位做出明确界定,并系于其认定的“宰相之职”名下。这种做法得到时人的认可,在中唐至北宋亦有重要影响。作为整体制度观念的组成部分,唐前期的宰相观念也反映了在政治体制转型时期对官僚制度传统与原有体制的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