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概念的中国化传播——以《大公报》疫情报道为例

“细菌”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近代主要通过大众报刊的传播,逐渐被国人熟悉。在传入之际,时人结合旧有知识体系将细菌理解为一种“由气化生”的有毒的虫或微生物,渐渐称之为“疫虫”“瘟虫”等;随着重大疫情期间卫生知识的传播,民众逐渐接受了“菌”的存在;进而接纳并灵活运用“细菌”这一全新表述。现以近代《大公报》三次疫情报道为例,考察细菌概念的中国化传播,这是我国国民接受现代医学概念的典型过程,改变了国人传统的疾病观念,促进了现代公共卫生工作的开展。

民国《大公报》关于徐诵明新闻报道的初步研究

徐诵明是我国最早的病理学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先后执掌北平大学、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同济大学及沈阳医学院,为颇负盛名的中国早期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大学校长的典范”。依据上海图书馆《中国近代文献资源总库(〈全国报刊索引〉)》数字化文献资源库,以“徐诵明”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发现并整理出《大公报》有关徐诵明的新闻报道材料62条,予以数据统计分析,揭示其年度报道规律;并结合《大公报》关于徐诵明的新闻报道材料,对其事行予以内容分析与主题揭示;另从文献学角度,对于如何利用好民国中文报纸文献,及其此类资料挖掘、充分利用的技术方法予以初步探讨。

《大公报》与湖南儿童文学的发生

湖南《大公报》围绕儿童观念、儿童教育、儿童文学以及文言与白话的优劣进行充分讨论,推动本地现代儿童观的形成与白话代文言的语言变革,为湖南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思想基础与语言条件。《大公报》刊载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其儿童小说通过描写儿童的苦难生活和校园生活,展现儿童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现实;其童话则通过拟人手法和白话语体,向儿童介绍科学知识和生活哲理;其儿歌则反映婚嫁风俗、表现童真童趣,语言鲜活,诙谐幽默。《大公报》还引进翻译了王尔德、格林兄弟、安徒生等作家的多篇著名儿童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湖南儿童文学的内容,也为本地作家提供了创作的典范。在湖南儿童文学发生期缺乏儿童文学期刊、其他一般报纸很少刊发儿童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大公报》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为湖南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和支持,奠定了湖南儿童文学的格局,为20世纪30年代湖南儿童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桂林版《大公报》抗战舆论宣传特色及其影响

桂林版《大公报》是新记《大公报》极为重要的子报。作为一张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宣传理念的报纸,桂林版《大公报》在全民抗战中的舆论宣传,以其题材和形式的丰富性、时代性、选择性和涵盖性,充分展示了桂林文化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生态嬗变,亟待学术界予以重新评价和高度重视。通过对桂林版《大公报》历时近四年的办报特点的整体性观照,试图勾勒其抗战舆论宣传的特色,并对其未来有待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领域提出展望建议。

仪式·记忆·形象:《大公报》《香港文汇报》文艺副刊国庆叙事研究(1997—2022)

国庆节是香港地区重要的法定假日。《大公报》《文汇报》文艺副刊自1997年香港地区回归后,便坚持“爱港者治港”的方针政策,以“私人”与“公共”的互训、历史与现实的勾连、“副文本”与“正文本”的同声共振完成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与权力宣展,共同构成、补充25年来香港地区文学国庆叙事的另一面向。国庆叙事通过仪式共享和文化再造,既强化了地方认同、国族认同、文化认同,为国家建设、主体回归、文化记忆等话语建构提供了有效的资源和载体,也进一步表征了回归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香港地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呼应大湾区一体化国家战略。

1931年淮河水灾背景下民间报刊评论文章研究——以《申报》《大公报》为例

1931年发生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重大事件,这一年被称为“我国民族生活史上最惨痛之一页”,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即为其中之一。灾民流徙、疾疠扩散、土地荒芜、粮食短缺、匪患猖獗,淮河水灾成为亟需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民间报刊作为反映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可以为窥探1931年淮河水灾的社会景观提供研究方向。研究发现,《申报》《大公报》作为民间报刊的两大代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这两大新闻媒体积极关注民生问题,发表淮河水灾与治理的相关评论文章,呼吁社会关注淮河水灾,在推动淮河治理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流离与失序:解放战争时期流亡学生的状况——以《大公报》和《中央日报》的报道为中心

解放战争时期,大批北方学生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欺骗、裹挟之下向南方迁移,形成了流亡学生群体。民营报纸《大公报》与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都对流亡学生群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大公报》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进行报道,为学生发声。《中央日报》作为国民政府的“喉舌”,报道则显得含混、矛盾甚至对学生进行批评。通过对新闻报道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当时流亡学生处境的悲惨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

沪版《大公报》所刊现代作家手迹考释

沪版《大公报》在1948年末至1949年初,依托“作家手迹”专栏,刊登了21位现代作家的手迹影印件局部。这批手迹影印件以手札为主,也包括部分题词。整理并释读这批作家手迹,之于作家生平史料研究、战后文坛现象研究以及现代文献学研究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近代《大公报》嬗变研究——以拉斯韦尔“传播三功能说”为视角

作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不仅记录和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也参与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转型。本文以拉斯韦尔“传播三功能说”为研究视角,分析《大公报》在近代发挥的“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继承功能”,旨在探讨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关系。

香港《大公报》东马砂拉越版文艺副刊内容特征研究(2020—2024)

《大公报》海外版文艺副刊以东马砂拉越版为代表,从游记文学、日常随笔、历史风物、当代文艺四个角度记录了香港地区及内陆地区的文化风貌。游记文学类是对城市形象及历史的建构和表述,日常随笔类是对市民文化的反映和引导,历史风物类是介绍历史文化的科普文章,当代文艺类是香港地区和内陆文化活力的展示窗口。在文化传播和写作上,《大公报》东马砂拉越版体现出注重美学、接轨国际的文化理念,取材上真实可信、贴近民生,处处展现文化细节,新闻性和艺术性相统一,在记录香港地区人的集体记忆、联结海外华人与现代中国、传达对外文化交流的友好意愿等方面意义重大。

《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中的地位与影响再评

自创刊以来,《大公报》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坚定的信誉和丰富的报道内容,在中国新闻史上独树一帜。跨越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它不仅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历史进程,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从维新思潮的涌动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再到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大公报》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入的报道,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历史画卷。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剖析《大公报》的历史沿革、报道特色及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揭示其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探讨其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保持其独特性和影响力。

浅析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银行广告

《大公报》是中国迄今为止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由英敛之于1902年在天津创办,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郅隆是《大公报》的第二任主要负责人。在王郅隆接管时期,《大公报》的金融广告特别是银行广告异军突起,究其原因,与当时天津银行业的发展、王郅隆的助力及政府当局的支持不无关系。银行广告的宣传促进了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使得近代储蓄思想深入人心。

冲突与协调:新记《大公报》视野下的民营报人角色探析

本文借用角色理论视角,深入探讨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民营报人的角色定位以及在多元社会背景下的角色冲突与协调,揭示了他们如何在自由主义职业报人、民族主义资本商人、进步主义论政文人等多重角色之间进行定位,并应对角色间的潜在冲突。通过文献综述与案例分析,本文深入分析了民营报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角色演变及其对社会和新闻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民营报人通过前台的角色表演和后台的角色内核一致性来协调角色冲突,有效维持了《大公报》的社会影响力,并促进了新闻行业的发展与变革,试图为理解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提供一个新视角。

照相馆:新记《大公报》的重要新闻生产者

《大公报》1926年复刊后非常重视新闻图像的使用,但报馆缺乏专职摄影记者,只能寻求外援,而照相馆作为早期专业摄影机构,自然成为报馆的合作对象。由此,报馆获得新闻照片以飨读者,而照相馆也借此获得了免费广告的机会。从1926年到1937年,共有31家照相馆为新记《大公报》提供了234幅新闻照片,这些照相馆也成为报馆重要的新闻生产者。照相馆为新记《大公报》提供的新闻作品主要包括对政要人物、外交往来的影像报道,以及借影像宣传航空救国和倡导体育运动等。照相馆参与报馆的新闻生产,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双方共同愿景的构建和新闻观念的认同。

《大公报》获得“密苏里荣誉奖章”的历史再考察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与《大公报》有着深厚的历史友谊。1941年5月,由于历史悠久、贡献卓越,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密苏里荣誉奖章”颁发给重庆《大公报》,社会各界和政要名流纷纷发来贺信贺电祝贺《大公报》获奖,并盛赞“这是中国新闻界之光荣,也是中国民族的荣誉”。大公报社也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这极大地鼓舞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媒体和军民的抗战热情。这不仅是中国新闻界第一次获得“密苏里荣誉奖章”,而且是中国媒体第一次获得国际性新闻奖项和荣誉,《大公报》成为中国新闻界第一个获得“密苏里荣誉奖章”的新闻机构和迄今唯一的中文报纸,成为中国新闻界的光荣。

1930年代《大公报》对国民党法西斯化的认知与引导

一、引言民国时期,《大公报》以文人论政引领社会舆论,对国民党政权有系统观察,与国民党的关系也耐人寻味。数十年来学界对《大公报》包括其与国民党关系做了大量研究,①但仍有开拓空间。如何看待法西斯主义对国民党的影响就是一重要切入点。“一战”之后,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变动的三大政治思潮,中国也不例外。

全面抗战时期《大公报》迁移与其文艺副刊的演变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大公报》进入了办报最艰难的时期。其间,不得不撤离天津,辗转上海、汉口、重庆、香港地区、桂林五地建立分馆。《大公报》原有的副刊基本上陆续停办,能够坚持下来的只有《文艺》副刊以及配合抗战宣传需要而创刊的《战线》。即便如此,《大公报》文艺副刊始终坚守文艺阵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

《大公报》里的桂林师范学院

桂林师范学院是抗战时期广西省政府创办的一所大学,并于创办一年后由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院升级为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桂林版《大公报》创办于1941年3月,它刊登了不少有关桂林师范学院的消息,这些消息如今已经成为广西现代高等教育史、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的重要文献。

隐匿的战场:抗战初期《大公报》民众动员与话语宣导

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大公报》,就以抗日爱国为宗旨对战事进行了全面报道。其中,在抗战初期具有政治、军事双重意义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受到《大公报》的重视。《大公报》始终抓住关键的时间点报道战事进程并加以评论,既很好地展现了战争经过,塑造了守军的英雄形象,又巧妙地化解了“撤退”这一军事决定的影响,在引导国内舆论的同时,吸引国外媒体的讨论,呈现出参与性、共识性、建构性的媒体动员特色,塑造出坚忍不拔的中国军民形象。分析《大公报》对这场战争的报道,可以总结出媒体应如何对战地新闻进行议程设置并引导舆论,为当下主流媒体的话语宣传工作提供借鉴。

《大公报》与“永久黄”的企媒合作

《大公报》与“永久黄”是创办于民国初年、扎根于天津的两个著名民族品牌。双方在社会动荡中密切合作,不仅以《大公报》为平台,共同宣传经济建设与科学知识,还共同扶持经济研究与后辈事业建设。而“永久黄”与《大公报》能够在社会动荡中相互扶持,离不开事业同仁的救国理想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