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宋史》

《钦定四库全书》《宋史》卷一百八十四元中书舍人相总裁托克托等修时远方若桂州修仁诸县、夔州路达州,有司皆议榷茶,言利者踵相蹑。然神宗闻鄂州失催茶税,辄蠲之。建州园户等以茶麤滥当剥纳,为钱三万六千余缗,虑其不能偿,令准输茶。初,成都帅司蔡延庆言邛部川蛮主苴克等愿卖马,即诏延庆以茶招来,后闻边计蛮情非便,即罢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劾王子京买腊茶抑民,诏罢子京事,任今福建禁榷州军视其旧,余并通商。桂州修仁等县禁榷及陜西碎卖芽茶,皆罢。

宋代科技政策的计量研究——以《宋史》本纪中记载科技内容为计量对象

借助科学计量学方法,以《宋史》本纪中记载的科学技术内容为计量对象,对其进行句频分析,显示出宋代统治层对科技的关注度,可作为当时科技政策的计量指标。研究表明,宋代帝王们对天文、大气、水利、农业等最关注,一些实用性技术也有足够的关注,而基础学科相对不受重视。文章给出了各学科受关注程度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并对其社会政治背景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总体看来,北宋初期和南宋中期的科技普遍得到重视,而两宋交替之际和南宋灭亡时期则无力顾及。比较发现,科技政策曲线和科技成果曲线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并且成果曲线滞后于政策曲线约75年。

试论明人的《宋史》研究

记载两宋历史的《宋史》成于元末衰世。当时史臣"三史分修"的权宜之计受到明人的严厉批评。研究和重修《宋史》是贯穿明代始终的学术大事。明代学者的《宋史》研究明显的经历过一个从理论上的批评和完善再到实践中的重新修撰的过程。其中虽著作众多,卷帙浩繁,但大多因袭旧文,缺少发明。因此,对后代史学并未产生重大影响。这与明代整体学风的空疏是分不开的。

《宋史》版本流变考述

《宋史》一书的版本,自元至正祖本以下,共计有明成化本、明嘉靖南监本、明万历北监本、毛晋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中华书局点校本等八种。其流变过程大体是,元至正本到明成化本、到明嘉靖南监本、到明万历北监本、到清武英殿本一脉相承。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以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拼集而成,中华书局本以百衲本为底本,用殿本对校。今梳理古今各版本相互间的继承关系,以检查源流、辨析递变,并对各家藏书目录错讹之处做出简要考订。

三教共相:宋代皇帝气象——以《宋史》本纪为中心的考察

"本纪"对于解读正史所反映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宋史》本纪记载皇帝气象具有三教共相的特征,反映了宋代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特质:帝诞气象的三教交融,拓展了皇权的文化基础;皇帝个体、群体素质及其家国政治气象的三教合一,表明君主集权政治的加强。三教共相作为宋代政治文化的展现形态,其中蕴含了宋代之所以为宋代的主要原因。

《宋史》中的拂菻国形象考辩

自隋唐以来,中国正史中开始用"拂菻"称呼拜占廷帝国,代替了以往的"大秦"之名。与《旧唐书》和《新唐书》不同,《宋史》中的"拂菻"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议。大体看来,学者们大致为其是拜占廷帝国还是塞尔柱人的政权(如罗姆苏丹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从文本和相关历史来看,《宋史》中的"拂菻"更像是对拜占廷帝国的描述,但是"拂菻国"的来使应该并非拜占廷帝国官方的使节。

元至正三年前《宋史》的编修及流传——以元人著作所见“宋史”为视角

早在至正五年《宋史》定稿之前,元人著作中就大量提及"宋史",有些更是明确引用。宋朝国史和其他官方史籍均为分段编修,书名中不可能出现"宋"字。元人往往简称宋朝官方史籍为"前史""旧史",或者直呼其名,一般不会称其为"《宋史》"。元人著作甚至还出现了《新修宋史》《新宋史》《新史》的称呼,这进一步证明了,早在至正五年《宋史》定稿前,相关内容已基本完成,且已流传民间。

钱大昕的《宋史》研究成就

清儒钱大昕的《宋史》研究,是其经史并重理念的重要体现。在"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的治史思想指导下,钱大昕对《宋史》做了大量的勘误和订补工作。同时,对于《宋史·艺文志》,钱大昕也是用力颇多。钱大昕在《宋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时至今日仍可为人们所吸收、借鉴。

明代宋史著述关于《宋史》史料之增补与纠谬

元修《宋史》的粗陋屡遭后人斥责,改撰重修者接连不断,其中以明人成绩最为显著。由于元修《宋史》利用了大量的《国史》和《实录》等第一手史料,使得该书在史料价值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明代宋史学者对此有着清楚地认识,因而并未抛弃《宋史》史料,而是本着求实存真、广征博采的原则,对《宋史》史料扩充补遗、考辨纠谬,尤其在人物传记和南渡诸事上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使得宋史记载更趋真实、完备,亦为后人的进一步辨析准备了条件。

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献疑

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堪称迄今为止的最佳版本,是书问世,大大方便了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然百密一疏,亦难免有误.今摭拾读<宋史>时所见舛误16处,,并正之,尚希识者指正.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从《宋史》看岳飞的用兵谋略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岳飞用兵谋略的真实写照。他一生指挥的著名战役就有几十次。他的用兵谋略至少体现在七大方面,对他的用兵谋略加以概括和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了解岳飞,了解那个特殊的时代,也有助于我们汲取其智慧的精华。

《宋史》点校本献疑

1.第一册2页,卷1《太祖》:“会周祖以枢密使征李守真,应募居帐下。” 按:《旧五代史》卷110《周太祖纪一》,周太祖所征者,乃李守贞。李守贞,《旧五代史》卷109与《新五代史》卷52均有传。故“真”字当改为“贞”。 2.第一册29页,卷2《太祖二》:“开宝二年五月癸未,韩仲贇败契丹於定州北。” 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开宝二年五月所载,及《宋史》第二十五册8824页、卷250《韩重贇传》所载,在定州击败契丹者,乃韩重贇。故“仲”字当为“重”之误,应改正。

用在引经据典意义上的“礼”字如何标点之我见——以《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宋史》为例

二十四史中引经据典的文字相当多。引的何经,据的何典,如果说得一清二楚,就不会出现标点上的困难。该加书名号的我们就会加上书名号,该加引号的我们就会加上引号。但在引经据典时,如果仅仅使用一个笼而统之的'礼'字(或作'按礼'、'夫礼',是其变体),标点问题就出来了:这个'礼'字加不加书名号?引文加不加引号?加到哪里为止?

《宋史》纪传校证

笔者研读宋籍有年，于《宋史》所究尤多。对于此书中的一些讹误，除前贤世哲所指出者之外，又陆续发现不少颇堪校证之处。此前刊梓过几篇拙文，今不揣孤陋，再择若干条目，略作考究校证，兼与宋代文史研究者共识。以下依《宋史》卷次分列而缕述之。（1）《宋史·神宗纪》?..

王鸣盛《蛾术编》中的《宋史》考评

《蛾术编》是王鸣盛的子部著作,目前学界对此还未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蛾术编》中的《宋史》考评,一方面考证《宋史》记载讹误,另一方面评论《宋史》所载典章制度。在此考评过程中,体现了王鸣盛重视古籍版本之辨别、从小学考证入手、考史方法讲究贯串与会通等思想。个案分析王鸣盛研究《宋史》之成绩,以期学界加深对《蛾术编》的研究与开发,并希望对当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的修订再版有借鉴作用。

《宋史》讹误考校五则

将中华书局本《宋史》与其他宋代史料对校,就会发现其中有三类讹误:一是地名讹,二是人名讹,三是文字讹。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了考校,共订正其中讹误五则。

《宋史》订误四则

《宋史》订误四则燕永成读中华书局校点本《宋史》，偶拾得四则史实方面的错误，今不揣浅陋，稍加订正。１．《宋史》卷八八《地理志·两浙路》（Ｐ．２１７４）：“临安，望。钱奏改衣锦军。太平兴国四年，改顺化军，县复旧名。”按：《宋史》此处“太平兴国四年”当作“...

《宋史》纪传校证

笔者研读宋籍有年,于《宋史》所究尤多.对于此书中的一些讹误,除前贤世哲所指出者之外,又陆续发现不少颇堪校证之处.此前刊梓过几篇拙文,令不揣孤陋,再择若干条目,略作考究校证,兼与宋代文史研究者共识.以下依《宋史》卷次分列而缕述之.

北宋山东籍官员与地域社会——以《宋史》为据

《宋史》入传的北宋山东籍官员共有183人,其中执政官33人。在入仕途径上,以科举、荫补为主,科举居主流;在地域分布上则有相对集中的特征,呈倒"V"形线分布,即从曹州到齐州一线和从齐州到莱州一线。在受教类型上,从曹州到齐州一线家学兴盛,而从齐州到莱州一线平民教育较为发达。濮州和青州成为北宋山东的文化和人才中心,并辐射周边,成为山东内陆和海疆文化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