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纠缠——从《尘埃落定》看藏区土司秩序的解构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通过权力叙事反映嘉绒藏区土司社会蒙昧与复苏的状态。文章通过福柯的权力理论,从权力话语、权力话语的主体、权力的运行机制三个层面解读被权力场域所覆盖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多元纠缠的关系,以此观照藏区通向现代社会秩序的艰难的进程。

体认翻译学视野下的汉语藏族文化负载词翻译——以《尘埃落定》英译本为例

借助体认翻译学的体认观对《尘埃落定》的英译本《Red Poppies》中的78个藏族文化负载词进行了计量分析。文化图式缺省和“体”与“认”的失联导致了部分藏族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偏离和歪曲。未来译者应在体验现实的基础上,调动认知机制,将“体”与“认”紧密结合翻译文化负载词,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阿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符号学解读

《尘埃落定》是阿来关于“肉体和精神原乡”思考的哲理小说。作者通过塑造一个“傻子”叙述者,完成了“我”的自我确立及其身份运动的思考,并揭示了“我”自我分裂的症结所在。“我”和土司制度在一个异常的“标出项”中表现出向“非标出项”的位移,这种转变隐喻着历史的演进。作者选取“我”作为主要叙述者,“我”的不可靠叙述涉及小说文本的“述真”。在虚构中,“我”的叙述符合现实的“正解”,这种叙述使“我”超越了文本的“述真”。

《尘埃落定》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以葛浩文译本为例

《尘埃落定》中的众多文化负载词,不仅是其文学魅力的体现,也是翻译过程中的一大挑战。这些词汇深刻反映了藏族地区的文化特色,其翻译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外语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接受度。葛浩文先生在其英译本Red Poppies中的一些翻译选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传达了原文的意境,但在处理某些关键的文化负载词时,存在一定的偏差,这可能导致目标语读者对原文文化内涵的理解出现误差。该文旨在分析葛浩文的英译本中这些关键词的处理方式,指出其中的不足,并结合当前的翻译理论和策略,探讨如何更准确地传达这些深植于文本中的文化元素。该文将考察不同翻译策略对于保持原文文化风貌和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力求在尊重原作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提出改进的翻译方案,以期为《尘埃落定》的英译提供改进建议,并为其他中国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提供借鉴。

《尘埃落定》英译本对我国民族文化安全的危害

以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翻译的《尘埃落定》英译本为研判个案,通过文本对比剖析发现,《尘埃落定》原文本中书写的藏族文化在英译本中被严重扭曲、歪曲、颠覆,变得面目全非,中国民族文化安全受到严重危害。为维护国家安全,对有危国家民族文化安全的翻译行为,应及时干预、做出纠正。建议成立外译中国图书译稿审察委员会,对译稿从国家安全和翻译质量方面进行严格审察,把好海外出版关,铸牢国家文化安全底线,加强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阿来小说的激情忧伤书写——评阿来小说《尘埃落定》

阿来在小说《尘埃落定》中倾注了自己浓郁的情感,对土司王朝更是以一种开放的视野和伤感的情怀进行独特的书写。身为少数民族的阿来,更熟悉和了解自身民族的生活,浸透到作品中就有挥之不去的激情叙述和忧伤情愫,增加了作品的情感力度和悲剧意识,具有超越现实小说的浪漫和理想,更具有诗性特质,在强烈的情感中表现了对人生、社会、文化的多样认识,提升了小说的审美境界,拓展了小说表现的内涵。

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纠葛下的性别叙事——以《尘埃落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事主体均具有少数民族身份。面对现代文明的猛烈冲击,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返魅"叙事的方式表达少数民族的文化诉求。然而从性别角度观之,两部文本所呈现的叙事形态和叙事策略却迥然有异,小说对推动叙事发展的核心力量——两性关系的把握方式也有所不同。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纠葛下的性别叙事,透露了文学与社会文化的深刻关联及其复杂性。

论傻子形象的审美价值——读阿来的《尘埃落定》

“尘埃”及“尘埃落定”在阿来的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中具有极大的隐喻性。主人公傻子是作家精心选择和成功塑造的艺术形象 ,他的命运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线。作品在展示傻子的人生遭遇和情感历程中 ,再现了藏族封建土司制度由盛而衰、由存而亡的历史过程。在傻子形象上寄托了作家对社会历史及人生的独特思考。

民族·权力·生存——阿来《尘埃落定》多义主题解读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写作语境赋予了阿来浓厚的民族意识与锐利的先锋意识,使他把本民族生活的书写与历史的整体反思和人类命运的观照有机地融为一体,熔铸了《尘埃落定》厚重而深刻的多义性主题,并由此提升了我国民族文学的思想境界。

论《尘埃落定》的空寂观

空寂观是《尘埃落定》研究中被人忽视而又是揭示其多重文化内涵和意义的重要视角。阿来以其诗一般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土司制度的变迁,作品中透发着对于民族文化的哲学思考以及对于宗教文化的深层阐释,它立足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向我们展示了土司时代各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在这种生存状态背后隐含着的复杂的空寂观念。在权力、存在意义、人物形象以及民族意识空寂思想的统照下,作品中涌动着深沉的悖谬思想,展示了土司时代藏族宗教文化的内质,从中看到阿来对藏族文化的思索以及对空寂观念的独特理解。

《尘埃落定》的神秘主义叙事与藏族苯教文化

在探寻《尘埃落定》的神秘主义叙事出现的原因时,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是阿来受魔幻现实主义思潮影响,借鉴欧美小说艺术表现手法的结果,从而忽略了藏族苯教文化中的巫术观念、灵魂观念和征兆观念在《尘埃落定》神秘主义叙事建构中的美学意义。研究发现,《尘埃落定》中的神秘主义叙事更多的是来源于藏族苯教文化,本土民族文化资源是作品神秘主义叙事的根基。

深邃的哲理思索 普遍的人性追问——评阿来的《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通过典型人物的精湛塑造与丰富情节的精细描绘,表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并且通过主人公的追问,表达了作者对普遍人性的阐释与人文关怀,进而对民族、历史进行了冷峻思索。

一次成功的艺术探索——论现代川剧《尘埃落定》的创新与突破

2014年,大型现代川剧《尘埃落定》经过打磨后第三次搬上舞台。与前两版相比,第三版《尘埃落定》在人物设置、唱腔、舞台设计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改动。这个剧目将为川剧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丰富的创作经验,可以帮助川剧早日实现振兴。

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跨族别写作抑或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创作形态——《尘埃落定》艺术创新探究

在《尘埃落定》的十数家评论家言中 ,高屋建瓴地揭示作品艺术价值、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因而有广泛影响的评论是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与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辩证统一说 ,也概括为“跨族别写作论”。特殊与普遍的统一、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结合是一切伟大作品成功的基础 ,包括中国现代各民族杰出作家在内的当今世界优秀作家都追求并探索着并不同程度地实践了这一近现代的卓越美学思想。《尘埃落定》在“傻子”视角叙事、演绎“权力寓言”、表达人性尊严等几个层面 ,体现了“跨族别写作”的超越、突破 ,但笼统地说开创了“跨族别写作”的“新写法” ,容易夸大作品的“划时代意义”。笔者倾向于把《尘埃落定》的艺术创新定位于 :贡献了一种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 ,很难作出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划分 ,超越特定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 ,具有强烈隐喻性和表现性、象征性和寓言性的新型创作形态的范式。这样言说并不否定特殊与普遍统一的“跨族别写作论”却能突出作品在 2 0世纪

论阿来《尘埃落定》中的身份认同

以藏族作家阿来的代表作《尘埃落定》中的身份认同为研究对象,细致辨析了其中主人公"傻子"形象及其意识特征,指出了这一形象负载的再现嘉绒藏族历史、塑造藏族文化身份的积极作用,进而探讨了这一形象体现出的作家阿来的身份认同策略,积极评价了阿来对藏族文化身份的新理解。

在写实与写意之间——评大型现代川剧《尘埃落定》

根据阿来的长篇小说名著改编的同名大型现代川剧《尘埃落定》，在撷取小说中的主要故事情节．以川剧特有的审美方式演绎藏族嘉绒地区时代社会变迁的同时．刻画了权欲与情欲影响下的人物．把握了戏剧性与川剧表演相结合的关键．成为近年来川剧舞台上一部难得的大型原创性现代川剧。

旋风中的升降——《尘埃落定》发表15周年及其经典化

重读阿来的《尘埃落定》,发现其被读者经典化的奥秘可能有两点。一是主人公傻瓜二少爷是一位憨而智的艺术形象,具有杂糅与多义性,包含狂人、丙崽、班吉、鲍赛昂子爵夫人及本地藏族民间叙事曲等多重中外文学形象因子,属于中国四川藏族作家阿来对中国文学传统、从而也是中国文学传统对世界文学的一份独特贡献。二是"旋风"在小说中是现代中国的彻底决裂式或摧枯拉朽般的革命世纪的隐喻。旋风是历史兴亡大势即革命大趋势的实际执行者。这部小说在寓言意义上可被视为穿越古今历史迷雾的中国现代革命历史演义,既传达智者的历史反思,又不失对个体悲剧命运的悲悯情怀,其地方性与普世性的交融特点使其有可能在世界文坛释放更强的影响力。

《尘埃落定》英译本中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再现研究

叙述视角是小说要素之一,因此,小说翻译不仅要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还应再现原作中变化的叙述视角及原作者的叙事技巧。本文对比《尘埃落定》原作及其英译本中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展现译者葛浩文对原著叙述视角的把握和再现,以及英译本与原著在文学和审美价值层面的对等。

民族文学国际传播中的文化传递——以《尘埃落定》英译本为例

中国民族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必须注意文化的传递,这对于塑造中华民族形象、突破他人话语体系、提升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文化空缺的存在,中国民族文化向外译介面临诸多难点。葛浩文夫妇翻译的阿来小说《尘埃落定》是将民族文化向国际传播的优秀成果,分析其在民族文化传递方面的得失和方法对于提高我国民族文学翻译质量和传播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英汉文本比较发现,葛氏夫妇的译本综合采用了音译、直译、意译、形象借用等多种翻译手法,尽量保留了原作的文化意境,但也存在误译现象,扭曲或丢失了一些文化意象。总的来说,译本忠实地再现了川西高原土司制度瓦解时期的社会文化韵味,有效地传递了中国民族文化。

宗教感与现代性的悖论冲突——《尘埃落定》叙事视角分析

《尘埃落定》选择了麦其家的傻子二少爷为叙事视角展开叙述,但在实际的行文中我们发现,这个傻子实际上是作为一种修辞策略,而并不具备傻子叙事的典型特点。作为叙述者的"傻子"具有全知全能叙事的特点,能知晓超越的时间、空间,并能通晓人的内心。傻子话语还具有多重性,他的话语表现为对话性质。傻子视角的神秘性和宿命性实则是藏族佛苯结合宗教传统的影响,而多重性又体现出现代性对民族文化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