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如何学会驾驶》中如何借助陌生化效果完成女性主义叙述

保拉·沃格尔的《我如何学会驾驶》作为一部女性主义剧作,试图从性别切入,戏剧化地展现文明社会所存在的问题。要实现女性主义叙述,只有通过戏仿达到对传统文化形象的颠覆,即借助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在舞台上展现出来。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成全了《我如何学会驾驶》中的女性主义叙述。

从“失语”到“发声”:《我如何学会驾驶》中女性话语权的转变

《我如何学会驾驶》是当代美国女性剧作家保拉·沃格尔的成名作。剧中家庭成员的话语和行为背后无不隐藏着深刻的两性之间的权力对抗关系。作为男权主义的代表,外祖父和派克姨父用各自的方式掌控家中的话语权;而处于劣势的外祖母、母亲、玛丽姨母和丽尔·贝特则只能保持沉默。但丽尔·贝特最终通过主动掌控话语权结束了与派克之间的不伦之恋,也折射出现代女性企图通过摆脱男权压抑来改变社会地位的强烈愿望。

《我如何学会驾驶》的象征意义解读

《我如何学会驾驶》是美国当代著名戏剧家波拉·沃格尔最成功的作品之一。通过丽尔·碧特学习开车的过程，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她的成长轨迹。驾驶及与驾驶的相关介绍。都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丽尔·碧特的成长伴随她学习驾驶的过程；丽尔·碧特和派克拥有的驾驶执照暗示了他们的生存能力；汽车，则是将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的中介。本文旨在从驾驶的学习过程，取得驾驶资格，以及剧中出现的汽车三个方面，探讨其相应的象征意义。

从创伤理论解读《我如何学会驾驶》中小不点的成长

剧本《我如何学会驾驶》讲述了女主人公小不点从小受到派克叔叔带给她的精神创伤，由此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并且无法融入家庭和学校生活，更无法坦然面对派克。就小不点来说，创伤治愈的关键在于对创伤经历的再讲述，达到将创伤性记忆转变为一般性记忆，进而坦然面对，并重新掌控生活。在对创伤经历的整合中，小不点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控制，并且学会了与他人相处的方式。

在创伤中成长——保拉·沃格尔剧作《我如何学会驾驶》研究

保拉·沃格尔剧本《我如何学会驾驶》主要人物小不点莉莉·比特的创伤、成长与学习驾驶的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受害者/受益者的身份,比特最终能够获得独立和自我认可,坚定地成长。剧作家避免二元对立的观念,刻画了人性的复杂。恋童癖者派克成为剧本客体,受到伤害的小不点却能够经历波折,驶入正常的人生轨道,最终宽恕了派克。剧作家提出感恩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成长。

“陌生化”的诱惑:《我如何学会驾驶》的叙事表演策略

《我如何学会驾驶》是美国当代女剧作家保拉·沃格尔的代表作。剧中,沃格尔采用了多种"陌生化"技巧,从而使作品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全剧通过史诗式与电影式相融合的多元叙事模式,将扭曲的不伦恋情、破碎的创伤记忆和深刻的性别政治曲折地表现出来,并用碎片化结构再现了创伤化的剧情。在舞台表演中,通过一个演员串演多个角色,角色走出剧情与观众交流以及哑剧表演等手段,使演员、角色、舞台事件及观众之间始终保持了动态距离。此外,贯穿始终的喜剧幽默对抗并超越了创伤悲剧,既是剧中女主人公的生存策略,也成为剧作家引诱观众进入其戏剧世界的重要手段。

驶回正途——丽尔碧特的伦理选择

细读戏剧《我如何学会驾驶》,可以发现此剧实质是隐喻恋童案的受害者,丽尔碧特学习如何掌控自我人生的的剧本。运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可以发现,伦理身份的复杂其实一直是困扰丽尔碧特,令其迷惘并无法决然拒绝派克叔叔的猥亵。而走出伦理身份的困惑是解决这一困惑的唯一途径。按照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伦理规范,丽尔碧特只有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才能自我拯救,重新回归人生。

施害者内心的伤痛——派克罪恶行为原因分析

《我如何学会驾驶》中的施害者派克叔叔向来被人斥责为染上恋童癖的恶魔,但人们却忽略了他的成长及生活环境和经历给他的性格及心理带来的影响。为了更全面地解读这部戏剧,客观地看待人物善恶,读者应当立足于剧本,综合考虑派克叔叔的家庭背景、二战经历和个人喜好等因素,探究派克叔叔罪恶行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