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法》修订背景下公立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的识别与治理

当前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屡屡发生,高校相应调查处理存在诸多争议,师德失范行为的认定存在识别标准、治理程序和评判依据模糊等问题。在厘清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基础上,我国应遵循程序正义与比例原则,明确高校教师师德规范边界;建立和完善以调查与听证为核心的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治理程序;基于主客观标准、初再犯情节以及后续行为三方面评估教师师德失范行为过错程度,合理确定教师师德失范行为惩戒等级。

《教师法》修订应当突出对教师权益的保障——专访劳凯声教授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实施以来,我国教师队伍的生存状况整体获得改善,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总体适当,但在教师队伍内部出现分化的趋势,教师的权利义务开始面临失衡的问题。面对社会变迁及其对教师职业的挑战,《教师法》修订应当在正确认识教师职业性质的基础上明确教师的法律地位,重点解决明确修法的基本目的、重构教师权利义务体系、改革完善教师聘任制度等问题。《教师法》修订应当始终坚持维护教师权益的价值导向,综合运用多部门法律规范调整教师法律关系,应当更新法治理念,努力提升修法的质量水平。

关于《教师法》修订中的法律责任之完善探讨

1993年《教师法》是首部以专章形式规定教师法律责任的教育法律。该部法律在具体内容、逻辑安排和体系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均对法律责任章有所修订。《教师法》修订应借鉴《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等公务员类立法和《医师法》《律师法》等职业类立法相关规定,细化教师法律责任,推动《教师法》有效实施,以“强师”助推“教育强国”建设。

《教师法》修订背景下公立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的识别与治理

当前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屡屡发生,高校相应调查处理存在诸多争议,师德失范行为的认定存在识别标准、治理程序和评判依据模糊等问题。在厘清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基础上,我国应遵循程序正义与比例原则,明确高校教师师德规范边界;建立和完善以调查与听证为核心的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治理程序;基于主客观标准、初再犯情节以及后续行为三方面评估教师师德失范行为过错程度,合理确定教师师德失范行为惩戒等级。

权利还是职权:教师惩戒权的法律性质及立法规制——兼论《教师法》相关条款的修改

教育惩戒究竟是教师的一项权利还是职权,在学界尚存分歧,也困扰着《教师法》的修订,需重回词源本身才能正本清源。权利体现平等关系、指向个体利益、可以自由处置、依赖国家保护、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而职权则指代不对等地位、体现公共利益、限制意思自由、能够独立实现、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且侵权责任由机构承担。教师惩戒具有鲜明的职权属性,主要体现在:教师可以成为职权主体且有相较学生的合法强力,但教师惩戒的行为选择需受法律限制,正当惩戒是基于教育目的而非个人考虑,并须承担违规惩戒的行政法律责任,而侵权责任则由学校承担。为此,应围绕职权性质健全教师惩戒法律体系,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职权条款,授予中小学和高校教师教育惩戒职权,明确教师惩戒的法治边界、正当程序与责任规范,通过嵌入准用性规范和修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实现与下位立法的衔接和配套。

1993年《教师法》的制定进程、核心关切与自我定位

1993年《教师法》颁布至今未有实质性的修改。将1993年《教师法》置于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有助于形成对1993年《教师法》,尤其是其中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条文更深层次和更系统的理解。1986年至1993年,历时八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两度审议《教师法》方得到通过。在立法进程中,1993年《教师法》中的教师待遇条款始终是立法者审议的重点。1993年《教师法》的出台,旨在回应保障教师各项待遇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这两项核心关切。因此,它不仅是一部“教师权益保障法”,而且是一部“教师队伍建设法”。该法在结构体例上围绕“教师队伍建设”这一宏观命题谋篇布局,具有“宏观调控”特征。1993年《教师法》的立法进程、核心关切与自我定位对于《教师法》修改具有重要意义。

《教师法》修订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应然回应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围绕权益保障、专业发展、立德树人等命题对教师立法提出了公共属性下的尊师重教、教书育人下的内涵发展、纵向贯通下的横向分类等挑战,这也是《教师法》科学立法的外在维度要求。从内在维度而言,《教师法》面临"定性模糊""一体化规范"以及"立法技术性"困境,导致教师的权利义务规定未能准确地体现教师职业的性质及要求,管理权责规定未能契合教师队伍分类规范与发展的需要,法律规范的形式未能完全从原则之治迈向规则之治。《教师法》修订应明确教师权利义务的公共性和专业性,把握好这一关键环节;修订政府施策相关内容须正视不同性质及阶段的教师群体差异性,实现分类规范与一体化规范的耦合联动;还应遵循立法规律,建构起维护教师法治权威性公信力的形式保障。

“教育惩戒”的性质及其法律体系构建——以《教育法》《教师法》为核心

关于“教育惩戒”的基本属性,学界呈现出“行政惩戒说”“社会制裁说”与“微观公共惩戒说”的理论分歧,第一种观点更加符合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精神。“教育惩戒权”是集合了“权力”“权利”与“义务”三重复合属性的法律概念。教育惩戒可以划分为纪律性惩戒与学术性惩戒。有关后者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学术研究都较为完善。但是,由于立法缺失、校规虚置、媒体渲染、教育理念失当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纪律性惩戒”在实践中面临着要么被“滥用”、要么被“弃用”的两难困境。我们应当借助《教师法》修改的契机构建起符合国情的、以《教育法》《教师法》为中心的教育惩戒法律制度体系。

教育法学者关于《教师法》修改的争鸣

1993年《教师法》的出台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担负了特定的历史使命。2019年,《教师法》修改被提上了国家立法机关议程。对于《教师法》修改的时代背景、政策依据、重点修改内容、修改意义和修改目标等问题,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做出良好互动。八位教育法学者对上述五个问题都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对这些意见进行整合、对比后可以发现,教育法学界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和争鸣,值得讨论;其中的若干结论值得《教师法》修改过程中进行参考。

海峡两岸《教师法》的比较及启示

我国《教师法》自1994年1月1日起实施以来,对于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与促进教师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教育改革与发展,《教师法》存在的不完善之处也越来越显现出来,亟需要进行修订。本文通过将我国《教师法》与台湾地区《教师法》从法律体例结构、立法宗旨及教师地位、教师的权利与义务、对教师队伍的管理制度、教师的待遇、教师的培养与培训等方面进行比较,说明两法之间的相同点及区别。借鉴台湾地区《教师法》对我国《教师法》的修订工作有一些有意义的启示,本文在分析基础上提出十条具体的修改建议。

立德树人与《教师法》的保障

《教师法》修订须为立德树人提供制度保障。在责任主体上,所有讲授国家规定或认可的课程的教师必须履行立德树人义务。为此,应为教师履职提供条件,明确公办中小学教师公务员身份,赋予教师职业权利和受尊重权,从而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时,通过强化师德教育、细化师德义务来维护师德底线。

重新确立教师的法律地位是《教师法》修订的核心问题

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是国家立法机关在教育领域颁布的以教师群体为特定立法对象的部门法律,其目的既要"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又要"建设具有良好思想品德修养和业务素质的教师队伍"。这必然涉及教师的法律地位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教师规定为国家公务员,英美法系国家多将教师规定为公务雇员,而私立学校的教师一般为雇员。

基于教师专业性哲学审视的《教师法》修订

在教师专业化发展越来越被普遍接受的大背景下,当前关于教师的工作效能和专业发展方式都还存在着一些抱怨和分歧,这个状况意味着需要对现代教师职业的专业性进行深入的审视。当代,在教师职业专业性内涵上主要有三个维度的争议:公务性与专业性、技术性与实践性、意志取向与结果取向,这些争议都影响着现代教师职业是否应该专业化发展以及如何专业化发展的问题。在反思和重构"专业"内涵的基础上,理解教师专业性需要在"一体两翼"的架构模型上进行:教师专业性的"一体"是教师"专一于教育使命和任务",教师专业性的"两翼"是教师"专精于教育素养和实践"和"专享于教育权力和待遇"。基于对现代教师专业性的理解,《教师法》在修订中特别需要:明确《教师法》的适用对象是担当公共教育任务的从业者;强调教师忠诚于国家教育使命和任务;明确教师根据国家教育使命和任务的需求来履行义务和享有权利;在教师资格的取得中加入宣誓的要求;设置教师资格的实习期;在教师待遇上创设和保障教师追寻社会发展文明的机会和条件。

论《教师法》修订的基本立场和总体思路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应当从立法重心、调控视角、规则设计、法律衔接等四个方面明确总体思路。首先,在立法重心上,应紧密围绕“保障教师权益”这一中心轴而展开,包括分类规定教师身份的法律定位;明确教师的知情权、法律救济权并新增兜底条款;健全教师申诉制度,确保教师权益受损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救济。其次,在调控视角上,应转变“为管理者立法”的思维定式,坚持“教师本位”的立场,既要在具体条款上注重教师权利和义务的对应性,也要在内部结构上整合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等三章,体现教师发展的过程化与动态化,并提高第八章法律责任的针对性,强化法律体系的逻辑自洽性。再次,在规则设计上,应顺应社会新变化,体现新时代教育政策改革的新成果和教师队伍建设的新思想,不仅要在个别语句的表述上做到与时俱进,而且要从严格教师职业准入门槛、改革教师职级晋升体系、健全教师荣誉表彰制度、提高教师福利待遇标准等几个方面,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最后,在法律衔接上,应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制定的基础与依据,也要注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其他关联立法的有机衔接,既要在总则层面作整体性布置,更要在规则设计上保持一定的弹性,给低位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体系预留空间。

论中国教师队伍建设的法律支撑——基于《教师法》修订的分析

2021年11月29日正式发布的《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是我国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需要的产物。该修订草案紧扣我国教师队伍发展的时代脉搏,直面核心问题,回答了何谓法律意义上的“教师”;回应实践关切,扩充了“教师职业”的规范内容;体现教师为本,为教师专业提供了制度保障。从法律文本内嵌的价值看,《教师法》修订通过营造尊师重教的法治环境和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旨在为我国教师“保驾护航”。在文本与实践的交叠中,彰显了法之理性与法之功能。于实践反观文本,《教师法》修订可以继续深入教师制度实践的具体事项,系统优化教师法制架构与内涵;减少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适当调整必要的技术性、细节性规范;协调义务性条款与法律责任条款设置,为《教师法》实施提供多元化的追责路径。

《教师法》修订的核心问题:重新规定教师法律身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从法律层面规定了教师是“专业人员”的法律身份,但由此也派生或衍生出教师聘用、编制、职务、工资、权益等方面的管理难题。因此,重新规定教师法律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的逻辑起点和核心问题。而国家人事制度的相关规定是教师法律身份再确认的决定性因素。建议借鉴国际上对教师法律身份的规定,依据不同阶段学校教育承担国家责任的公务性强弱程度,重新规定不同类别教师的法律身份:基础教育阶段教师为“教育公务员”,公立高校教师为“专业人员”,民办学校与培训机构教师为“学校聘用人员”。

我国教师资格准入制度的法律审视——兼论《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的修改

我国教师资格制度实施以来,为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一制度在现有的立法框架之内逐步暴露出教师资格准入制度标准偏低、标准不统一、制度的适用空间和时间范围太大以及管理机构混乱等现实问题。构建我国的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应当以教师资格制度的实践为依据,尽快修订《教师法》和《教师资格条例》等上位法,提高、规范准入标准,为教师资格准入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浅议《教师法》的修订

《教师法》自 1994年 1月 1日施行以来 ,对加强我国教师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从法学理论、立法技术、法律适用及与其他法律法规相协调等角度来分析 ,《教师法》的一些条款确实与教育现状不相适应。《教师法》

新《教师法》时代公办中小学如何使用临聘教师——基于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视角

《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涉及公办中小学临聘教师使用的相关事宜,为通过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形式在公办中小学使用临聘教师提供了政策创新的契机和空间。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正视临聘教师常态存在的客观动因及多元价值,尽快开展教师编制乱象治理,尽量使用存量师资填补临时师资缺口,尽量减少临聘教师使用的数量。对于确实需要通过购买教育服务来填补的师资缺口,应纠正对政府购买临聘教师服务活动的认知误区,充分利用现有政府购买服务和劳动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扶持培育一批体量较大且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的社会教育组织,逐步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制度体系,确保政府购买临聘教师服务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刑法学罪与非罪界定的理论与实践——从《教师法》“挪用教育经费罪”的界定谈起

罪与非罪的界定是刑法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正确界定罪的基本原则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前提。为此必须深刻理解犯罪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其中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犯罪的最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