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中彰显的世变--1902年《新民丛报》图书广告分析

广告是向公众介绍商品、服务内容的一种宣传方式（不含公益广告），目的在于促进销售，打开市场。广告“在新闻价值上，与消息同样重要，某一时代之广告，足以觇某一时代之经济背景，与夫社会之荣枯”。^[1]作为现代报纸四大件之一的广告，最早出现在1853年8月由英国传教士在香港创办的刊物《遐迩贯珍》；

论文学栏目在《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中的变迁

自晚清诗歌与小说领域掀起的变革始,近代文学在制度、形式、语言、思想等层面历经了决裂与蜕变,报刊的连载与外来作品的译介为传统的文学体式注入了鲜活动力,白话作诗作文的先气与政论引导的话语思想又引领着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是由梁启超主办的清末著名刊物,文学栏目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清议报》中的诗文辞随录与政治小说是主要的文学元素,《新民丛报》中诗界潮音集与饮冰室诗话构成文苑的诗歌栏目,另辟有小说专栏。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文学栏目在横向的种类与纵向的视角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在变迁现象的背后隐藏着刊物创办宗旨的转移以及文学语境的深化。

“科学”的维度: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中的政治考量——围绕《新民丛报》的考察

20世纪初年,中国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有学"的讨论。讨论由《新民丛报》发起,《新世界学报》《大陆》报回应。参与各方均欲以"科学"为标准振兴中学。由于夹杂着不同的政治理想,他们表现出对"科学"概念不同程度的迎拒取舍,以及在"智"与"德"之间反复的斟酌与考量。由此表明,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与政治变革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整体,"科学"概念在理解与运用中的差异,反映了现实语境下学术思想向政治层面延伸与渗透的必然性与多样性,也折射出不同救国理念背后,近代学人无分轩轾的爱国主义情怀。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三权分立学说的争论——以《民报》与《新民丛报》的争论为中心

当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传入中国后,改良派进行了广泛的介绍和宣传,并认为只有三权分立才能建立中国的自由政治,因而广泛宣传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革命党人也拿三权分立学说来改造中国,并试图将其中国化,加上中国文化中固有的考试、监察,变成了五权。当改良派发现三权分立学说为革命派所用时,因其又与革命派所走道路不同,于是与革命派展开了三权分立学说是否适于中国的争论。这场争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却没有在思想上澄清中国人的认识,最后借助于政治力量加以解决。革命党人建立了立中华民国,靠政治力量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移植到中国,实施五权宪法。这场争论对目前中国共产党限制权力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政治理念支配下的《新民丛报》诗人群的聚合与分化——以梁启超、宗仰上人为中心

《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栏目,是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阵地。比较“诗界潮音集”与《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栏目的作者群体,可以看出在短短数年间,梁启超的政治与诗学取向转变以及整个诗人群体的聚合与分化。在《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诗人群中,著名诗僧宗仰上人的前后态度变化,可以说是此一时期知识阶层中文化和政治取向转型与变化的一个典型。舍弃《清议报》而新办《新民丛报》,正是梁启超思想剧烈变动的时期,而宗仰在诗词中表露的态度也日趋激烈。宗仰的渐趋革命与梁启超的思想波动,直接影响了他们之后的诗学取向。考察与分析梁启超以及宗仰的诗学选择、文化态度与政治理念的转变,是理解清末民初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知识阶层的一把钥匙。

辛亥革命时期关于通过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实现自由的争论——以《民报》与《新民丛报》论争为重点的考察

《新民丛报》学人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决定了中国人只能由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从而实现个人自由,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反对革命派的共和革命。《民报》学人则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的本性,中国人只要发扬内在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本性就可以建立共和,更好地实现个人自由,而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是借自由之名行专制之实。双方的争论从不同方面论述了中国人实现自由的问题,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思想解放的一部分,但是双方势同水火,往往只见对方之弊而不见对方之利。

试论人格与自由的统一——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自由是从尊重人开始的。《新民丛报》学人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时,已经认识到了人格与自由之间的重要关系,因而积极地把一些关于人格与自由相统一的思想传入到中国。简而言之,自由对个人而言,就是自己要做自己的主人,对他人而言,就是把他人当作人来看待;人必须有独立的人格,不服从于任何个人、任何团体、任何权威,如果讲服从的话,只有服从于真理。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的人权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今世惟民主为正——《新民丛报》用自由批判专制的思考

西方列强的入侵惊醒中国人民美好的太平梦,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在英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战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仁人志士逐渐地认识到中国腐败的根源在于专制政体。梁启超说:"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也。"《新民丛报》学人拿起了"自由"这面旗帜,启发国人同君主专制政体相搏以争取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并且深刻地认识到"今世惟民主为正"。

改良路向下自由思想在中国的启蒙——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新民丛报》是辛亥革命时期改良派创办的最重要的报刊,对西方自由思想进行了许多介绍和论述。《新民丛报》学人认为自由思想是反对封建专制的最好武器,因而积极地把自由思想输入到国人头脑之中。他们试图借思想文化来解决中国问题,以达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改良派与革命派关于法国大革命与自由的争论——以《新民丛报》与《民报》为中心

法国大革命期间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成为法国人一种美好的向往,也给世界各国人民树立了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的一个典范,但是法国大革命又带来了沉重的惨祸,杀人流血事件层出不穷,这又使世界各国人民担惊受怕。在中国,改良派与革命派展开了关于法国大革命与自由的争论,它们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能否进行革命实现自由。这场争论使人们看到了出发点不同导致了思考问题的思路的不同。

晚清民初诗词作者群与文学期刊关系研究——以《申报》相关期刊、《新民丛报》与《东方杂志》为对象

晚清杂志作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介,刊载了大量的诗词作品,改变了诗词传统的传播生态。《申报》相关的《瀛寰琐纪》、《四溟琐纪》、《寰宇琐纪》及《侯鲭新录》可说是与诗词发生关系的最初期刊,而在"诗界革命"中,《新民丛报》等报刊也不遗余力地发表诗作进行鼓吹与实践。这启发我们,在大众传媒勃兴的晚清民初,诗词作为传统文学样式,并不曾失声,他们也占据了大量的传媒阵地,为我们留下宝贵的资料,比如《东方杂志》,刊发了以同光体诗人中闽籍诗人为核心的近两千首诗词作品,可以说《东方杂志》即是同光体闽籍诗人的一个重要的传媒阵地。

试论《新民丛报》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地位

《新民丛报》是近代中国介绍和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重要刊物 ,它在把握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方向 ,推进近代文化向前发展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新民丛报》虽然在启蒙宣传上还存在着不足 ,但它毕竟给当时封闭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新理论和新文化 ,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新学术 ,做了前人和同时代人没有做或做得不够的事情 ,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

论《新民丛报》在中国近代文化建设过程中的贡献

《新民丛报》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一种重要刊物,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舆论阵地之一。它对中国文化的起源、发展及其原因,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等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和分析,在建设中国近代文化方面做过大量有益的工作。《新民丛报》总结传统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在此基础上重新整理和研究中国固有的文化资料,创建中国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和提高学术在文化史中的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民丛报》:思想启蒙的先锋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力入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西学东渐，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戊戌变法失败，清末新政救不了风雨飘摇的封建王朝。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举步维艰的时刻，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新民丛报》以包罗万象的内容、五光十色的栏目，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传播新思想、新学问和新道理，成为思想启蒙的时代先锋。

改良、革命与自由的纠结——《新民丛报》与《民报》握手言和的努力与失败

改良与革命本来都是实现自由的手段,但是随着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的开展,《新民丛报》学人与《民报》学人展开了关于改良还是革命的激烈争论,自由本身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新民丛报》学人认识到争论的弊端,试图与《民报》学人进行多方面的调和,但是遭到拒绝。

改良派对中国通过法国式大革命实现自由的思考——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主张通过法国式的大革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国人的自由。这种主张遭到了改良派的反对,改良派一方面认为中国人已经有自由,没有必要以革命为号召;另一方面认为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的理由不适合于中国,中国当时的情势决定了中国人不能通过法国式的大革命实现自由。

论团体自由与个人自由之关系——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是团体自由还是个人自由处于优先发展的位置,历来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争论的焦点。《新民丛报》学人受自由主义影响,认为个人自由至关重要,没有个人自由,团体自由将不复存在。但是随着他们对中国情势的判断,又认为团体自由要优先于个人自由,并指出欲就大业者莫急于合群,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弱。

改良路向下的自由秩序在中国实施的困扰——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由于西方各国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不同,导致自由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理路,这使《新民丛报》学人在学习时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因为他们必须从繁杂的自由主义中梳理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新民丛报》学人虽然努力从思想文化上着手,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国民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但是效果甚微,因而也就不能建立起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自由秩序。

论道德自由——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许多思想家或学者都从道德方面论述自由,康德甚至直接提出了道德自由的学说,深刻地影响了《新民丛报》学人。道德是反抗社会的奴役和束缚,从而走上自由的最后一块阵地。没有了道德,自由也就不复存在,所谓的自由只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虽然道德是中国几千年来圣贤君子所特别强调的,但是中国的道德并未随社会的发展产生出自由秩序。当《新民丛报》学人看到中国的道德和西方的道德有共通之处时,便将西方的道德自由理念引入中国,并拿起道德的武器来争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