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土耳其主流英语媒体涉疆报道的话语分析——以《自由报》《晨报》(2019-2022)为例

在中国与土耳其的交往中,涉疆事宜是极易引起分歧却又绕不开的话题。2019—2022年间土耳其两大主流英文媒体《自由报》和《晨报》的涉疆报道在数量、议题、话语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通过已建立的两个语料库在主题词和三大核心词China/Chinese、Xinjiang、Uighur(s)的扩展意义单位的分析表明,两大媒体关注的议题主要聚焦于新疆的人权状况,传递出明显的消极语义韵。其表达对华成见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强化维吾尔族人的种族与宗教属性;污名化新疆地区的“教培中心”;把医疗、教育、文化等议题政治化;使用消极语言。这与土耳其的“双泛”思想和其在中东与中亚的政治利益是一致的。但我们相信,随着中土两国关系的不断深化,土耳其媒体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站位也将随之调整,涉疆报道的数量与态度也会改变。

《晨报》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作为民国“四大副刊”之一的《晨报》于1916年8月15日创刊,李大钊曾任第一任总编,陈溥贤开创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很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理性启蒙中的《晨报》副刊——《晨报》副刊研究之二

本文对《晨报》副刊在孙伏园编辑时期所形成的传播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同时揭示了这些特点与当时文化背景及孙伏园思想。

上海《晨报》副刊《每日电影》的公共领域分析

本文尝试从编者和作者、集团立场和个人身份的角度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晨报》副刊《每日电影》进行分析、讨论,揭示其大众传媒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揭开这份在中国电影史上既产生过重要影响又充满着矛盾的电影副刊的历史之谜。

《晨报》附刊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主要考察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晨报》附刊———五四时期著名的一份报纸副刊———之间的互动关系,借此阐明20世纪20年代特殊的文学生存空间,那就是: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

“‘晨副’,我的喇叭”——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

本文把徐志摩编辑时期的《晨报》副刊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和与李大钊、孙伏园的比较之中 ,考察了其独特的传播特点及其与徐志摩本人思想、个性间的内在联系 ,力图使人们对徐编辑的《晨报》副刊及其价值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李大钊改革《晨报》副刊的贡献

李大钊对《晨报》副刊进行改革 ,打破副刊的传统风格 ,把其改造成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公共空间”。它以不同于时潮的稳健风格着力于思想文化启蒙 ,为现代副刊提供了一个新发展的方向。李大钊所开创的“晨副”启蒙传统为此后的“晨副”

1919年《晨报》关于“的”字分合问题的论争

1919年,以《晨报》为中心发起的关于“的”字分合问题的论争,是现在“的”字三分为“的”“地”“得”的源起,但是此次论争的首要目的却是要将“的”分为“的”“底”,以解决因表领属关系的名词与表修饰关系的形容词同形而易造成的歧义问题,这一问题随着1950年代末“底”字的弃用而被遗忘。文章从参与论争的文本出发,沿着论争的时间脉络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探索和梳理,对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误解做出订正,并对历史文本中的一些难点进行解读。既是对一段语言史的钩沉,也从一个侧面具体反映五四时期的思想状况。

十字路口的传媒镜像——欧战语境下《晨报》与近代中国重建的探索

欧战属于近代意义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大战,被舆论精英梁启超等描绘成西方文明的破产。面对巴黎和会的战利品瓜分时,中方参战,属战胜方,但收获的仍是任人宰割。欧战尾声中俄、德的社会主义运动呈现新的发展路径,受国人诸多期许。面对欧战之后西方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及中国社会重构的自我定位,其时研究系掌控下的《晨报》,在"他者参照"与"自我建构"这一世界语境中展开报道与评论,并将相当篇幅聚焦于欧战后的政治思潮及其对中国的启迪。《晨报》投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去欧洲及东洋考察社会重建中的新思潮,为西方政治新思潮的中国化特别是社会主义认同作了诸多努力,意为中国政治重构乃至社会重建打下基础。

《晨报》副刊与李大钊

李大钊担任《晨报》副刊总编时,利用《晨报》副刊这一主阵地,大力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增设《晨报》副刊栏目、改革《晨报》副刊办刊方针,刊发各类新文学作品、大力扶持文学新人,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并进行了不菲的文学创作,因此而与鲁迅、毛泽东、陈毅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梁启超与《晨报》事件

1925年10月至11月,《晨报》、《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展开了对俄关系大讨论。《晨报》馆因其反俄论调,在群众运动中被烧毁。梁启超也在此次讨论中发表了数篇文章,表现出明显的"仇俄"倾向,并招致了众多反击。梁启超在政治舞台上留下的是一个悲剧形象。

论上海《晨报》的企业经营之道

在新闻媒介中,政党"党报"和政府"机关报"是比较特别的类型,在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它们可能生存无忧,但如果政治、经济体制转换,它们就有可能处境尴尬。本文主要分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作为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机关报"的《晨报》在商业化的海派文化语境中的企业经营之道,试图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当下党报、机关报的改革提供一种历史借鉴。

《晨报》副刊与思想文化公共领域的建构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利用报刊表达自己的思想,报刊成为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媒介,也成为公共意见形成的主要阵地。本文选择李大钊主编时期的《晨报》副刊来分析在新文化背景下,现代知识分子是如何利用报刊来构建属于自己的思想文化公共领域。

《晨报》的文化空间

现代报业史上,《晨报》是与《申报》、《大公报》并立的著名报纸。晨报社开创的文化空间肇端自清末民众启蒙的理念,它充分展示了现代文化在媒介形式里的表现。《晨报》副刊展示了新文化运动从同人期刊到更为大众的传播时所产生的变化和转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转型时代,《晨报》所开辟的文化空间里,关乎民众的通俗教育与现代艺术实践并行不悖,而启蒙的话语也散落在报刊、戏剧等多种媒介当中。

上海《晨报》上的刘呐鸥、穆时英集外文

20世纪30年代上海《晨报》的《晨曦》和《每日电影》副刊,是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文学和电影副刊,但学界对它们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其上刊载过不少有价值的文章,是颇为重要的文献,其中就有为《刘呐鸥全集》《刘呐鸥全集·增补集》《穆时英全集》所失收的集外文,如刘呐鸥的小说《你夫人是中国人吗?》,穆时英在软性硬性电影论争中的《血腥》等。

后疫情时期摩洛哥《晨报》涉华报道研究

后疫情时期的中国不仅面临着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也急需关注国家形象的重塑问题。文章选取摩洛哥法语主流报纸中具有代表性的《晨报》的相关报道,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数量、信源、议题及倾向进行分析,归纳其在各个领域中呈现出的中国形象,探究影响中国形象塑造的原因,以期为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塑造提供参考。

《晨报》议题选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

新文化运动中,北京的《晨报》是学界洞察国际秩序的思想窗口,亦是引导学生运动、探索救亡图存的舆论阵地。在北洋军阀强化舆论管控的背景下,《晨报》为开辟言论空间,于1919年2月宣布改版副刊,开辟“自由论坛”“译丛”等栏目,自此广泛译介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学理。李大钊主持的“名人小史”栏目介绍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启发和引导青年读者联合劳工大众,对“五四运动”起到了助推的作用。同时,面对一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晨报》还开辟《马克思研究》专刊,引导学界反省民主、科学与一战原委,辨别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脉络,并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由此可见,《晨报》副刊为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资源,从中也反映出近代报刊对政治变革的推动。

《晨报》中的真光电影院与北京早期电影放映

20世纪20年代是北京电影放映业走向正轨的起始阶段,罗明佑创建的真光电影院就是最好的证明。从1919年开始创办到1921年第二次开业,再到1927年成立中央分院以及合并重组平安、光明等电影院形成华北电影公司,真光从一个后起之秀一跃成为北京当时的一流电影院。一路走来,真光代表了北京电影放映业在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历程。本文以《晨报》为主要资料,从广告等信息出发,初步还原一个最为接近史实的真光电影院,考察一部分北京早期电影放映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