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淹《杂体诗》在中国文学自觉演进中的意义

中国文学约自汉魏之际步入自觉的时代,无论在理论还是创作上,都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将理论与创作结合为有机的整体,其所反映的文学观念,所运用的批评方法,上承魏、晋,下开齐、梁。从对五言诗发展的总结、文学风格品评的演进、作为学习方式的模拟三个方面,探讨其在中国文学自觉演进中的意义。

江淹《杂体诗》的方法论意义——兼驳《杂体诗》“非其本色”说

有人认为江淹《杂体诗》非其本色,甚至主张将拟古诗与其他创作成就分而论之。考察江淹的全部作品,我们发现,江淹早期的其他作品为《杂体诗》作了题材上的准备,成就了其“诗体总杂”的创作特色;而其他模拟作品“学古制今”,则培养了江淹“善于模拟”的创作个性,为《杂体诗》的创作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美兼善”的理论导向和实际创作,使《杂体诗》成为了体现江淹“本色”的集大成之作。

《文选集注》中江淹杂体诗的研究价值——兼论先唐文本的研究方法

先唐经典文本具有不稳定性和衍生性,需要利用诸多版本及注本的比较与互参进行综合研究。以《文选集注·江文通杂体诗》为例,其序文及注解、正文的异文、篇题的变化、李善注及各家注本的多维诠解、注本所引亡佚文献等,不仅对于勘定原文、补充文学史料具有意义,而且对于探寻汉晋诗歌艺术风格及其经典化进程也颇有裨益。通过《文选》早期钞本、刻本的比勘,可以尽量追溯文本的原貌,利于整理并校订中古集部文献,同时也应当尊重文本的开放性及多样性,注意文本形态流变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关注文本流变及其生成机制,充分利用集注本及历代注评本,并从多元开放的视角重新审视正文、注文及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

三十个角色与一个演员——从《杂体诗三十首》看江淹的艺术“本色”

拟古相当于扮演古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既是对三十家各具特色的古代诗人风格的模拟,也是对三十位古人的扮演。在拟古作品中,亦不可避免地表露作者个人的情感倾向和表达习惯。文章着重从字法、句法、语气、口吻、意象等角度,通过《杂体诗三十首》与江淹其他作品的比较与举证,揭示《杂体诗三十首》中所体现的江淹个性特点。以往《杂体诗三十首》的研究者较多注重江淹拟作与被拟诗家的比较,以江证古,或以古证江,本文的重点则是以江证江,试图说明江淹如何在三十家总杂诗风的基础之上,表现独一无二的自家本色。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杂拟手法探论

江淹选取从汉代到刘宋三十位诗人进行模拟,取名"杂体诗",意为诸种体式相杂而成。《文选》选诗特设"杂拟"一类,将其三十首诗全部收录。江淹在对具体作家进行模拟时,采取"杂拟"的创作手法——将所拟作家的不同诗歌题材、内容、风格看作一个整体,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再创作。针对于此,以其中五首诗为例,探讨这种创作手法的使用对于诗人个体风格的确认和汉魏六朝诗歌题材的定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对原作的因革看南朝诗学观念的变迁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是汉魏六朝拟诗的杰出代表,江淹在模拟的同时从"意象"、"句法"、"诗歌体式"、"声律"等角度对原有诗作进行多方面的因革和创新,从而实现了诗体由"复"而"变"。这些创新性因素同时体现了南朝文学观念和诗学思潮的变迁,成为文人引领文风变革的有效手段,也预示了文学变革时期的到来。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与钟嵘《诗品》关系考辨

探讨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和钟嵘《诗品》两者之间的关系。前者启发并影响后者,不仅可能,而且从具体内容而言,后者无疑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

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及其序

江淹是南朝的重要作家,他的<杂体诗三十首>及其序受后人评价极高,本文将从其成文时间、写作目的、语言艺术及其反映的文学思想观念等方面予以论述.

试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及其序对钟嵘的影响

以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及其序为切入点,分别从创作时间、创作动机、对象选择、五言诗诸问题及从文体论到作家论的转变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江淹对钟嵘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并简要指出这种分析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看玄言诗的发展流变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选择了从汉末到刘宋时期三十位作家的作品进行模拟,反映了江淹对五言诗诗歌发展的品评观念。因为模拟的过程蕴含着不以理论表述,而是通过对原作的改造(顺应与背离,增加或删除)而反映的文学思想。基于此,文章通过具体分析《杂体诗三十首》中有关拟玄言诗的部分,发掘出江淹及南朝文人对玄言诗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过程的理解,这从拟诗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玄言诗这段文学史的新视角。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并序)》的诗学理论内涵

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并序)》蕴含着丰富的诗学理论。通过对这些拟作进行理论观照,分析江淹如何借助模仿前人诗歌来表达相关接受意见是目前研究古代"拟古"一类诗歌创作现象的逻辑要求。从江淹的诗学批评态度、杂体诗的分体文学史意义和拟作在诗学史上的价值三方面予以分析,可以对江淹的基本诗学理论有所把握,并为阐述古代诗歌的拟作现象提供参鉴。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的文学史学价值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具体而微的五言诗史。文章从时代把握、作家选择、作品解读和文学史理论等方面,探讨其中所展现的文学史观,认为它不仅为我们研究齐梁前五言诗发展演变与盛衰起伏提供了重要坐标,还是我们解读历代五言诗人诗作的重要钥匙。

泛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体现的《文选》“杂拟”类特点

本文针对萧统的《文选》中＂杂拟＂类诗文进行了分析,并以其中收录的代表诗文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为例,详述了萧统《文选》的杂拟类诗文的创作思想、行文特点与其在文学发展中的深远意义。江淹的拟古诗虽为模拟,但处处透露出作者渊博的学识与其对文学认知智慧。萧统慧眼识珠,将江淹三十首杂拟诗全部收入《昭明文选》之中,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试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体现的《文选》＂杂拟＂类特点。

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的创作缘由

本文阐释江淹创作《杂体诗三十首》的动机。笔者认为,南北朝时期盛行的拟古风气是江淹创作拟诗的外部客观条件,而江淹创作这组诗的根本原因则是为了阐发个人之文学观点,即"通方广恕,好远兼爱"。

《文心雕龙·明诗》与《杂体诗三十首》并序的比较研究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期,各种文学评论踊跃出现。比较《文心雕龙·明诗》篇中关于五言诗的论述与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并序,探明在文学批评兴盛的齐梁时期五言诗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期为诗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从现代《文选》学史的角度看曹道衡先生的《文选》研究

曹道衡先生是"选学"研究大家,在现代《文选》学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关于《文选序》研究,他提出需要重视萧统的皇太子身份对《文选》选录标准的影响,同时认为应综合《文选序》《答湘东王求文集》及《文选》收录作家作品的实际状况来检验《文选》一书的选录标准。关于《文选》成书研究,他首次指出《文选》大多篇章皆为魏晋以来公认的名作佳构,客观上挑战了学界主流观点"《文选》是再选本"之说。他不断完善对《文选》成书时间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关于《文选》与钟嵘《诗品》、江淹《杂体诗》相互关系的研究,他指出既需关注共性又需关注个性的研究纲领。关于《文选》文本研究,曹道衡先生以其深厚学养和精到见识,在《文选》文献学的文本研究和文艺学的文本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精辟见解,至今仍对"选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钟嵘交游三考

钟嵘交游三考谢文学关于钟嵘的生平事迹；除《梁书》、《南史》《钟嵘传》有所记载外，其他书籍却很少涉及。弄清钟嵘师友朋辈之间的交游及其思想、情趣、爱好诸方面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不仅是考察其生平事迹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且是更深层的研究《诗品》的珍贵资料...

论江淹的拟古诗

魏晋以来，拟古成风。江淹的拟古诗数量颇多，质量亦高，《效阮公诗》１５首和《杂体诗》３０首是其代表。前者拟阮籍《咏怀诗》，不仅在形式上逼真原作，更隐微曲折地讽谏刘景素，深得阮氏原作旨趣遥深之意。后者摹拟汉至刘宋名家名作，以拟作来显示前代诗家各自艺术特点；《序》更反映出江淹文学批评的态度和眼光，这对研究这些时期的文学思潮。

从杂体诗法到山谷诗法

传统用典是在不同对象、事件之间建立类比关系,引发联想义。杂体诗用典与之不同,是对同一对象、事件的"能指符号-所指意义"关系加以分离、重组,产生全新意义。宋人首次自觉认识到杂体诗用典"字则正用、意须假借"的语言学机制,在字辞、句子、篇章不同文本单位层面广泛运用并加以创新。黄庭坚是宋代杂体诗创作的代表。从创作实践与方法逻辑看,分离、重组典故文本的"能指(语)-所指(意)"关系也是山谷诗法"点铁成金"及相关换骨、夺胎手段的核心机制。换骨是在字辞、句子、篇章三种典故文本单位层面分离、重组"能指(语)-所指(意)"关系。夺胎是对换骨获得的新意义加以引申、否定,形成反转思辨。《沧浪诗话》"以文字为诗"指换骨对典故文本的处理,"以议论为诗"指夺胎对换骨结果的反转思辨,"以才学为诗"统称换骨、夺胎共同具备的典故知识储备前提。从积极方面看,山谷诗法的"语言学转向"是宋人从杂体诗用典的语言学机制中发掘出的一条走出唐诗写作传统、通向现代性诗歌写作前景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