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中的多样人生——巴赫金复调理论映照下的《樱桃园》

《樱桃园》作为契诃夫戏剧创作生涯中的巅峰之作,不仅展现出动荡社会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还通过人物之间的多重对话,折射出不同角色内心活动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为契诃夫《樱桃园》中众声喧哗的复调社会和多姿多彩的复调人生提供了宝贵而独特的阐释视角。从复调理论的多声性、对话性和未完成性三个特征出发解读《樱桃园》,有助于更深入了解契诃夫笔下人物复杂的生存状况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悲剧性的毁灭与喜剧性的忧郁——试比较《欲望号街车》与《樱桃园》不同的审美特质

作为深受俄国剧作家契诃夫影响的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在其剧作《欲望号街车》里表达了与契诃夫的名剧《樱桃园》极为相似的创作主题。然而,两位剧作家各自生活经历的不同,以及各自审美观念的不同,造成了这两部主题相近的戏剧有着不同的审美特质。威廉斯的悲剧性审美观照和契诃夫戏剧性的审美心态赋予了这两部主题近似的戏剧以相异的戏剧冲突处理方式,形成了两部戏不同的审美情趣,同时也体现了契诃夫与威廉斯两位剧作家不同的审美精神。

论契诃夫的《樱桃园》——契诃夫用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建构的喜剧

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研究契诃夫的《樱桃园》,讨论《樱桃园》中悲剧和喜剧因素的融合方式,可以发现它在喜剧创作中借用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情节、人物和感情净化的构建模式,而以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

从《樱桃园》的喜剧性特征看契诃夫戏剧的民族性

《樱桃园》具有独特的喜剧性特征。它暴露出面对生存困境时人类的焦虑混乱、无计可施和人性的弱点;同时又透出深沉的忧郁:对人类生存的无奈处境的同情和思索,悲喜交融。喜剧中蕴含悲剧内涵这一特征,正是契诃夫戏剧民族性的重要表现,是对俄罗斯戏剧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其对20世纪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契诃夫戏剧美学观念在《樱桃园》中的实践

二十世纪伟大的现代戏剧先驱契诃夫在继承前人已有的戏剧成就的基础上，对传统戏剧的创作模式和审美观念进行锐意创新，使得他的戏剧成为继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等艺术大师的戏剧创作又一座新的里程碑。《樱桃园》作为契诃夫最后一部作品，同时也是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顶峰，深刻体现了契诃夫的戏剧美学观念，即内容的生活化，情节的内向化，并以其独创的成熟的艺术成就成为契诃夫戏剧风格的典范。

《樱桃园》的喜剧哲学构建

契诃夫不仅是俄罗斯著名小说家,而且是杰出的戏剧家,被称为"20世纪现代戏剧的开拓者"。《樱桃园》是作家的最后一部剧作,本文对作品文本做了细致分析。首先,从所谓的"悲"入手,深入剖析其寓喜于悲的喜剧哲学;其次,结合作家本人生平,探讨了"樱桃园"由实在到隐喻的转化过程;最后,从人物群像和舞台场景两个角度分析了该剧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揭示出该剧喜剧哲学的构建方式。

从《樱桃园》看契诃夫戏剧的现代性

四幕喜剧《樱桃园》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绝笔，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谜。在这个消失了戏剧冲突，充满抒情、叙事和象征意味，有着多种舞台阐释，交织着悲喜元素的剧本后面．我们清晰地噢出了来自现代世界的气息，正是这种气息让该剧走出了传统戏剧的壁垒，“给契诃夫的艺术带来了一个全然与众不同的．能赋予它以恒久魅力的特点”。其实，把契诃夫的戏剧看作20世纪现代戏剧的开端的理论．

曹禺《北京人》和契诃夫《樱桃园》的差异性研究

曹禺的《北京人》一直被称作中国的《樱桃园》,而实际上两剧的差异是巨大的,具体体现在文本的戏剧冲突、作家的创作观、两剧的文化背景三方面。《北京人》的戏剧冲突沉潜至语言背后,注重心理交锋,多重冲突齐头并进,而契诃夫的《樱桃园》则采取淡化冲突的方式;曹禺在剧中的情感个性和主观参与意识强烈,契诃夫在剧中则处于缺席的状态;《北京人》文化背景中凸显的是重视群体忽略个体的中国伦理道德秩序,而契诃夫剧中更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存状态。曹禺在学习契诃夫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创作风格嬗变,而不是对契诃夫的简单模仿。

论《樱桃园》中非逻辑性话语方式的文学价值

非逻辑性话语方式是契诃夫戏剧《樱桃园》中独具魅力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剖析非逻辑性话语的表现形态,探讨这种独特表达方式的文学价值,有助于我们从多角度、多层面分析、解读剧中的人物形象;更准确地把握该剧作多元的主题内涵;认识契诃夫超时代的戏剧创作观及社会使命感;体会这部戏剧名作在世界戏剧史中具有独特地位的原因;拓宽戏剧研究的视野。

符号学视角下《樱桃园》中人物形象的象征意义研究

《樱桃园》是一部具有丰富内涵和深刻意义的四幕戏剧。契诃夫将俄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矛盾压缩到樱桃园中,每个具体的人物形象都是俄国社会各阶级的象征符号,反映了当时各阶级对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态度,表达了作者对俄国社会未来发展坚定的信心。

《樱桃园》的“庄园”意象分析

《樱桃园》是契诃夫创作历程的收官之作,也是他最美丽、最复杂的一部作品。剧中"被砍伐的樱桃园"是俄罗斯庄园文学的典型意象。契诃夫以"被砍伐的樱桃园"这个美丽忧伤的象征意象,设置留白,引发我们对于人的存在,对于人类历史变迁的深沉忧思。

《樱桃园》群体形象关系特征研究

契诃夫戏剧《樱桃园》中群体形象之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每个人都沉浸于自己的话语世界,拒绝与他人展开对话,使得群体之间言语颇为滑稽;他人不合时宜的突然插话,使“对话”变成闹剧,令人啼笑皆非;群体间偶尔的混乱对话,给读者以荒诞之感。“拒绝对话”“偶尔插话”和“混乱对话”的表征,是《樱桃园》创作的特殊表达,呈现了群体间的“非对话性”特征,折射出契诃夫对生活样态的准确把握。

论《樱桃园》的喜剧特殊性

契诃夫的《樱桃园》是一部喜剧,但不是一出传统意义的喜剧。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安排以及主题思想的传达这三个方面试图来论证该剧中的喜剧性因素。

《樱桃园》:时代更迭中的二重奏

契诃夫借助樱桃园的易主与消失讲述时代更迭之际两个不同群体的人面对社会变动的态度。柳博芙等人因失去价值观念的整体感显得空虚、无聊,又因懒惰等原因没法适应新环境而成为时代更迭的牺牲品。罗帕辛抓住俄罗斯社会变动的时机扭转命运,从农奴的儿子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是行动、能力的化身,但因没有获得与其物质财富相称的社会身份而展开复仇,成为放纵个人欲望充满贪婪的野心家。契诃夫既清算过去(柳博芙),也批判现状(罗帕辛),其最终目的是以理性的幽默抚慰时代更迭之际带来的价值混乱与精神灼伤。

《樱桃园》的喜剧性分析

契诃夫的最后一部戏剧《樱桃园》自从问世以来在舞台上一直就被人们进行不同的阐释,但笔者却坚持认为该剧是喜剧。从女主人公朗涅夫斯卡娅之"丑"的剧情看,《樱桃园》应该是作者所说的"喜剧"。从作者的贫苦出身、医生职业以及他的婚恋生活看,笔者也渴求身体康复后自己的"新生活"的到来,该剧具有浓厚的喜剧特征是不足为怪的。

超越者的困惑——论契诃夫《樱桃园》的现代意识

契诃夫完成于1903年的剧本《樱桃园》可以视为20世纪现代戏剧的开端。在戏剧中,作家借助于一个"樱桃园的易主与消失"的故事,采用打破传统的艺术手段的方式揭示了当历史的脚步总是前行、时代在按着历史的法则前进时,人类不得不面临许多痛苦,不得不与一些美丽但陈旧的事物告别,不得不去抉择物质和精神在人们生活中所拥有的比重这样一个现代意蕴极其深厚的主题。

从《樱桃园》看契诃夫的同情与讽刺

四幕喜剧《樱桃园》体现了俄国社会当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契诃夫对俄国社会变化所持的掺和在一起的复杂情感导致他用同情和讽刺的笔调塑造了其中的贵族阶层。在此篇文章中,笔者试图分别从社会精英、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三类人物的塑造来分析剧作家契诃夫对于这些贵族阶层既寄予同情又给予讽刺的矛盾心态和人物刻画。

制造独特的戏剧性——以林兆华2004版《樱桃园》舞台剧为例

一部戏有没有强烈的戏剧性,能不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有时被当作评价一部戏好坏的标准。怎样制造好的戏剧性,是摆在戏剧制作者面前的具体问题。本文以林兆华导演的2004版《樱桃园》舞台剧为例,分别从人物形象,舞台美术,台词运用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说明此剧的戏剧性颇为独特,最后再次点明戏剧性对于一部优秀的戏剧作品来说是较为重要的。

美丽花园的淡淡哀愁——从《樱桃园》解读契诃夫对“美”的追求

契诃夫在一系列的戏剧创作中始终贯穿着“美被无辜毁灭”这一主题。名作《樱桃园》继承并深化了这一主题,集中表现出契诃夫对消逝之美的复杂感受和对永恒之美的不懈追求。依托“樱桃园”之美,契诃夫天才般地预见,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人类面对物质和精神不可兼得时的情理冲突和思想困惑,从而赋予《樱桃园》以超越时代的文学魅力和现代意义。

《樱桃园》中的空间

作为舞台艺术,戏剧只能用人物口语,而不能用作者的叙述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展示生活画卷。和小说相比,戏剧在刻划人物,特别是描写人物心理方面受到较大的限制。因此,如何揭示人物心理,塑造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是戏剧家们最关心的一个课题,契诃夫是俄罗斯“最卓越的戏剧家”(高尔基《论文学》第71页)之一,他以自己独创的戏剧作品大大扩展了戏剧文学反映人物内心活动的可能性。他的经典剧作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塑造出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