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水浒》、两个宋江

受世界观的影响,旧本《水浒》与金本《水浒》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在宋江这一形象的塑造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在旧本《水浒》中,宋江虽有些客观上合乎革命利益的表现,但作者在主观上却处处加以否认,把他塑造成了一贯主张投降终至完全出卖农民革命的投降派;而在金本《水浒》中,作者首先对旧本作者否认宋江有革命思想的八处文字作了相反的处理,还把旧本中宋江多次表示要投降的思想言论删除了。金圣叹既然有意把宋江改变成一个革命领袖,故不得不删去旧本第七十一回以后的文字,而且从宋江吟《满江红》删起。因此金本中我们一点也看不出宋江有投降活动及其破坏农民兄弟再度起义的罪行了。把投降主义的原作变成革命宣言书,这正是金圣叹的巨大功绩。

《水浒》故事演变与农民起义

《水浒》的成书应当有一个内在的源动力 ,那就是对宋江形象改造的成功。只有宋江形象改造的成功并趋于稳定 ,他才能成为一部大书的主角 ,也才能享有“忠义”的声誉。但这个改造并非文人加工的功劳 ,也非繁本对简本增饰的产物 ,而是民间传说不断积累、铺衍后的一种选择。文人加工在宋江领袖型气质的形成上起了一定作用 ,但这又使“招安”、“征方腊”成为《水浒》

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

金圣叹从他存在起,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近百年来,他与他的<水浒>评点,始终是小说理论批评界所关注的热点.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他之所以重新被人张扬,首先是由于反清排满的需要,重点是围绕着"哭庙案"的议论,但不久就注意到了他的小说理论批评;且由他的<水浒传>评点而引发了对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注意.

《水浒》主题新论

本文认为以往《水浒》主题解释存在着“问题”,并对“问题”作了分析。《水浒》生成的复杂性决定了它思想意义存在的特殊性,因此必须以“贴切”对象的“主题”理解对其进行解读。《水浒》实际上有暗、明两个构成“张力”的主题:对封建政治的核心———“用人”进行批判;写意性的善与恶的冲突。

从《金瓶梅词话》与《水浒》版本的关系看其成书时间

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词话》所依据的是繁本《水浒传》。本文通过细致的校勘和分析,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金瓶梅词话》中虽然有的内容出于繁本《水浒传》,如潘金莲毒杀武大的部分,但有的部分如武松打虎等显然只可能来自《水浒》简本,由此推测《金瓶梅词话》作者在写作时所依据的应该是残缺不全的繁本《水浒传》,其不足的部分则据简本《水浒》改写。文章并结合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的有关记载,推论《金瓶梅词话》的写作时间当为万历初年至万历十七年。

从《金瓶梅》袭用部分推测《水浒》原本面貌

本文通过比勘《金瓶梅》与《水浒》相关的文字,推测《水浒》原本的面貌。笔者以何九验尸及王婆实施挨光计的时间两件事切入探讨,认为容与堂本(或其祖本)篡改了《水浒》原本的一些内容,所以容与堂本已非《水浒》之原貌。而《金瓶梅》所袭用的《水浒》是一种经过简单拼凑的文本,刊刻者所据的早期版本不全,配以当时流行的晚近版本补足。

从淡薄的斯文气息看《水浒》的作者与成书年代

宋、明文武科举均盛,《水浒》中却少见科举文化的渗透,数百人物中只有6人跟科举相关;《三国演义》每写人物的拜师求学,赞颂文士的出众文才、非凡见解,《水浒》则很少有斯文气息。鉴此,文章认为《水浒》的最早定稿蓝本当出于科举衰落、斯文扫地的元代,且出自不甚精通文史,未曾进过科场的下层人士之手。

悲剧之生命,生命之悲剧——《三国》、《水浒》作家作品比较论

《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水浒传》(简称《水浒》)作为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流长篇巨著,其作家考证和作品悲剧性内容,历来论者已经谈论颇多,时见分歧。本文拟就有关资料,在这两部名著之间,围绕作家心态、作品意蕴建立某种推求关系,而这大抵是此前该领域所未能予以较多注意的问题。

金圣叹的个性与他的《水浒》点评——对金批《水浒》几个问题的重新思考

金批《水浒》中有三个问题一直是《水浒》研究和金圣叹研究的焦点:金圣叹对《水浒》创作动机认定的矛盾说法,对《水浒》人物令人费解的点评,对《水浒》文本的随意改动。金圣叹点评《水浒》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把鉴赏作为个人心灵的一种寄托形式,使评书成为自己的艺术再创造,表现了显著的“创造性的背离”倾向,在阅读和点评《水浒》时表现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自容与其间”、率性而为、潇洒随意的才子品性。金批《水浒》中三个问题的出现并非金圣叹有意为之,而是其率性任情、狂放自然的个性使然。

《水浒》作者施耐庵生平研究

以文物史料论证《水浒》作者施耐庵为元末明初人,与抗元盐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同乡,为"泰州白驹场人"(白驹今属盐城大丰市),介绍施的生平和重要诗作,并附《施耐庵新传》。

《水浒》:构建和谐人生的一面镜子

和谐社会的根基在于社会成员个体生命的和谐,和谐的生命结构包括自我的需要、族群的需要和终极的需要。《水浒》中各色人物的生命状态大都处于本能性物欲的畸形膨胀和高层次信仰需要的严重缺失状态,这种情形造成了个体生命的倾斜和群体生命关系的尖锐冲突。《水浒》

简析《水浒》两种续书——《水浒后传》和《荡寇志》比较研究

《水浒》问世,名震遐迩.明代著名文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之四十一谓:“嘉隆间(公元1522—1572年),一钜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又近一名士听人说《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足见《水浒》在明代中、晚期的影响之大,文坛名士拟之于《庄子民史记 》和《左传》,这种赞誉实在够高的了.于是,《水浒》遂拥有一大批续书.续书良莠不齐,而“狗尾续貂”者居多数.有三部续书很奇特,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两大方面,均逊于原著,但比“狗尾”这种滥竿充数之作则胜得多多了,值得论叙一番.

《水浒》女性形象漫说──兼谈《水浒》的“话语”

本文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了男权视角下《水浒》中的女性形象。

金圣叹对《水浒》的“症候阅读”

金圣叹对于《水浒》的删削,包括对宋江的"改写"和对小说的"腰斩";这些删改是金氏"读者精神"的积极参与,实为金圣叹的"症候阅读"。"症候阅读"激发出了文学文本内部的能量,强化了小说评点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功能。

“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论争述评

“两种《水浒》说”是张国光《水浒》研究中提出的主要观点,“两截《水浒》说”是张国光对罗尔纲《水浒传》研究主要观点的概括。所谓“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的论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并不存在。双方(张国光与罗尔纲的捍卫者)真正的论争发生在新旧世纪之交。本文对这场论争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简要述评,并对论争中所暴露出的学风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

由“义”词源的演化略探《水浒》的“忠、“义”

《水浒》中的“忠义”历来是研究者最众说纷纭的问题。从“义”词源的演化过程来考察 ,“义”作为伦理原则词义则出现了“二律背反”的分化 :一与“忠”含义相同 ,“忠义”合缀的偏义复词亦如是 ;一则成为个体及民间团体的种种江湖之“义”。《水浒》的魅力之所在 ,显非江湖之义 ,从而为后世人们所喜闻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