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牡丹亭》委婉语研究

委婉语是人类在交际活动中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语言形式。汤显祖的《牡丹亭》中使用了大量的委婉语。国内外学者对汤显祖戏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鲜有学者研究其中的委婉语。本文运用认知社会语言学理论,对《牡丹亭》中的委婉语进行研究。《牡丹亭》中的委婉语大致有六类,分别与死亡、性爱、金钱、犯罪、年老等话题有关;委婉语的基本认知机制是概念转喻,主要通过部分代替整体和地点代替行为或机构等两种转喻方式实现;《牡丹亭》中委婉语的产生受到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两种因素的影响。

变译理论视域下《牡丹亭》英译文本探析

作为中国“四大名剧”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著名戏曲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的文学成就颇高。该剧讲述了官家小姐杜丽娘和书生柳梦梅之间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极富浪漫主义色彩。迄今为止,《牡丹亭》已经被译介为多种语言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于海内外享有盛誉。文章运用变译理论探析《牡丹亭》的各种英语译介,研究发现变译的运用在该剧的翻译中特别常见,对中外译者皆是如此,变译为《牡丹亭》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论《牡丹亭》中“画像”的运用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画像”作为剧中的重要道具,涵盖了自画像、替代物以及杜丽娘的个性表现等意义。首先,“画像”作为线索串联全剧叙事,推动情节发展;其次,“画像”有助于深入解读剧中的人物形象;此外,“画像”也有助于解析汤显祖的至情观。基于此,诠释“画像”在本剧中的运用可以视为探析《牡丹亭》的一把钥匙。

《牡丹亭》至情思想的表现与影响

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以梦幻的形式将一个“情”字贯穿首尾,深刻地体现了汤显祖的“至情”思想。这一思想源于汤显祖的生平经历,更离不开他自身对生命的“合理性”思考。《牡丹亭》中蕴含的“至情”思想超脱时代,在封建礼教的暗夜中散发出人性解放的光芒,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牡丹亭》事典英译——以汪榕培译本为例

作为“临川四梦”之一的《牡丹亭》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而其中大量使用的典故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本文对《牡丹亭》中的事典进行了遴选,并将其分为神话传说类事典和历史类事典。本文从功能对等理论角度出发,根据词汇对等、句法对等和篇章对等,对汪榕培《牡丹亭》译本中的事典翻译进行分析,剖析译者在事典英译中如何传递典故中的隐含意义。

权力话语视阈下《牡丹亭》科举文化词汇翻译——以白之译本为例

权力话语理论揭示了话语既是权力实施的工具,又是获得权力的关键。翻译文本作为话语符号系统的表现方式之一,为权力所制约。本研究对白之的《牡丹亭》全译本中的科举文化词汇译例进行分析,认为译者受其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未能勾勒出中国古代科举文化的真实相貌,进而影响了科举文化的权力话语的建立。本研究旨在为译介作品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权力话语研究提供启示。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牡丹亭》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对比研究——西利尔·白之译本和许渊冲译本的对比分析

《牡丹亭》作为中国古代戏曲的经典之作,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一直是翻译领域关注的焦点。该研究采用译者行为批评的视角,对《牡丹亭》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了翻译策略的对比研究。通过分析汉学家西利尔·白之(Cyril Birch)与翻译家许渊冲在处理这些文化负载词时的选择,探讨了译者如何在保持原文文化内涵和适应目标语读者需求之间寻求平衡。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牡丹亭》翻译实践,还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见解,从而促进中国古典戏剧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南曲【尾声】新论——以《牡丹亭》为例

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常用曲牌之一,【尾声】对于套数的完整和曲学的建构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三句十二拍”的【尾声】范式已然在明代南曲场域中成为定格。大量涌现的【尾声】理论彰显着曲家对于【尾声】的理论思考与曲体自觉。然曲师在选词谱曲中常对不同宫调的【尾声】予以差异化处理,主要表现在调式、散板以及结音三个方面。南曲【尾声】无疑面临着曲家与曲师的抵牾,二者在根本上指涉的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以辩证的精神去探寻理论与实践的平衡,在戏曲音乐的视野格局中既可明晰传统理论范式,亦可丰富南曲【尾声】研究。

明清插图本《牡丹亭》中的“写真”图研究——以石林居士序刻本为中心

明清插图本《牡丹亭》中的图像内容、构图版式和传播路径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功能与意义,而学界对《牡丹亭》中特定插图的研究并不多。文章以其中的“写真”图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版本的插图内容与其变化过程。研究发现:石林居士版的“写真”图具有经典性和独创性,既体现在杜丽娘“三重画像”的独特图绘模式所蕴含的创作理念,又表现在后来的出版物对其不断模仿与翻刻;明清两代不同版本“写真”图的创作与改写,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文化趣味和审美意识,以及不同群体对戏曲文本的接受理解;插图创作传统悠久,从同一系列的“写真”图比较中考察插图的演变规律与功能,可以进一步发掘古代戏曲插图的发展状况与艺术价值。

胡判官的秘密:《牡丹亭》绎读——以《冥判》为中心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构建了一个以杜丽娘的个体伦理处境为核心的戏剧结构。杜丽娘的游园惊梦及“慕色而亡”,乃是其伦理身份危机的直接结果。作为个体伦理喜剧式的拥护者和儒家哲人形象的一个变体,陈最良洞悉了这一点,并促成了杜丽娘的后花园之行。后花园是花神与胡判官共同维护的自由王国。在“去伦理化”的后花园中,随着生命感觉的复苏,杜丽娘完成了从“伦理个体”向“个体伦理”的转向。杜丽娘之死是花国传来的“原罪致死”的噩耗,致使胡判官在《冥判》中亲手摧毁了其建立并维护的这一自由王国的表象。胡判官宣告了梦的终结,开启了杜丽娘重返普遍伦理世界的艰难旅程。随着杜丽娘的“还魂”,汤显祖笔下的“人间大梦”才刚刚拉开帷幕。

上昆全本《牡丹亭》何以惊艳当代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观看上海昆剧团全本《牡丹亭》,观众无不为之惊艳。全本五十五出连演三天的迷人魅力,上昆“五班三代”合力打造、青年演员领衔主演的舞台实力,对汤翁原作传承创新的当代探索,让《牡丹亭》又一次成为当下戏迷观众的热门话题。

戏曲舞台美术现代叙述方式的探索与建构——以《牡丹亭》为例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本结构的进化、舞台形式的变革以及观众审美意识的转变,传统戏曲在当今时代的上演已经发生了多种变化,对于传统戏曲的再度上演要进行现代化的探索与建构,不同时代、不同导演、不同风格戏曲的上演都有着不同的舞台美术设计。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汪译《牡丹亭》杜丽娘人物形象的再现

文章选取中国典籍译者汪榕培的《牡丹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以剧中与杜丽娘相关的容貌类描述、语言类描述以及评价类描述的英译作为研究语料,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考察译者对于《牡丹亭》中杜丽娘人物形象的再现方式,探明译者再现人物形象的英译过程及其背后的合理性。分析发现,汪译文主要采用意译、增词以及调整句式结构方式再现杜丽娘的姿态神情;通过传达人物语言中隐含的情感再现杜丽娘语言的委婉含蓄;借助直译突出杜丽娘的貌美、意译披露杜丽娘的羞涩与惆怅。

汉学家白之《牡丹亭》译本翻译研究

美国汉学家西利尔·白之深受中国文化的吸引,翻译成就斐然,为中西文化交流搭建了坚实的桥梁。本文聚焦白之翻译的《牡丹亭》译本,深入剖析了白之的翻译方法及翻译观。白之在翻译过程中巧妙运用了多种方法,既保留了原作的艺术魅力,又使译文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他的译作为中国古典戏剧翻译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本研究旨在深入理解其翻译方法背后的逻辑和动机,为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牡丹亭》中“至情”的起源及现实探究

目的:《牡丹亭》的问世将当时社会人们羞于启齿的“情”搬上了台面,成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后世学者在围绕其“至情”思想内核进行解构与建构时,却鲜少回答开篇题词“情不知所起”的问题。文章探究宋明理学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晚明时期,杜柳二人的“情”究竟起于何处。方法:通过阅读《牡丹亭》原文及后世学者所作的批注,以及与宋明理学有关的文献和书籍,了解汤显祖所接触的思想及个人生平经历。结果:研究发现,《牡丹亭》对情可抗礼、情可越生死的抒写,有其思想来源和现实基础。结论:“情”起于杜丽娘作为人的“天性”,兴于柳梦梅“欲”的“诚挚”,根植于汤显祖个人的“气”,内含其对人性、欲望以及道德观念等方面的诸多思考。将《牡丹亭》置于个性解放与封建礼教碰撞的晚明现实背景下,并进一步剖析“情”的离经叛道色彩和“情”与“理”的对立统一关系,对理解《牡丹亭》的跨时代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计量风格学视域下《牡丹亭》三个全译本的翻译风格比较

本研究基于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选取《牡丹亭》的三个全译本(Birch译本、张光前译本、汪榕培译本)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研究方法,使用语料库检索工具Wordsmith 8.0,对比三个全译本在词汇、句法以及语篇三个层面的语言特征。研究发现:白译本倾向于使用长句,展现出丰富的词汇量,易于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汪译本则更加注重译文的流畅性与可读性,表达更为细腻且富有层次感;而张译本则介于两者之间,既不过于冗长也不过于简略,更适合中等水平的读者阅读。

《牡丹亭》中女性意识的缺失与觉醒

《牡丹亭》是中国戏剧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经典著作,讲述了杜丽娘和柳梦梅的传奇爱情故事。该剧共有五位主要女性角色:至情化身的杜丽娘,天真烂漫的春香,惜女顺夫的杜母,有情有义的石道姑和彪悍粗犷的杨婆。她们身上既有女性意识的缺失,也有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反抗,这不仅推动了《牡丹亭》情节的发展,还对后世对女性角色的形象建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牡丹亭》改本的得失——以两种重要改编本为例

《牡丹亭》自面世以来,便受到广泛关注。各种点评本和改编本流传甚多,其中臧懋循的《还魂记》及冯梦龙的《墨憨斋重定三会亲风流梦》是《牡丹亭》改编本中最重要的两种。本文以这二者为例,从优化和不足两个方面来论述《牡丹亭》改本的得失。由于发现不足比总结优点容易很多,所以分析改本的得失以“失”为主,而“失”的主要原因应与改编本均未跳出原作品的框架有关。汤显祖《牡丹亭》在明清时期的主要改本有八种,分别为:吕玉绳的改本.

汤显祖小说《牡丹亭》中的“双线”艺术特色

《牡丹亭》作为汤显祖的经典之作,不仅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更在古典戏剧结构与叙事艺术方面开创了新篇章。这部作品以独特的“双线”叙事方式使得爱情与政治两大主题得以相互映照,互为背景,彼此交织,形成了一种丰富而又细腻的叙事结构。与此同时,《牡丹亭》对空间叙事的深度运用使得虚与实、梦与醒的界限变得模糊,使观众产生对真实与虚幻、生与死的深度思考。现探讨《牡丹亭》中“双线”艺术特色的起源、发展应用及其对后世戏剧的影响,期望能够对古典戏剧的传统与创新有所了解,并为当代戏剧创作提供一些启示与思考。

“随生即盛”——谈青春版《牡丹亭》的时代价值

1956年浙江国风昆苏剧团的昆剧《十五贯》自杭州演出后晋京演出,并获“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盛赞。新中国成立以来,可以与其相提并论、对当代昆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剧目,首推2004年在苏州大学首演的青春版《牡丹亭》--这部由白先勇先生统筹组织创作、制作、运作的“白《牡丹》”,可谓“一出戏传播了一个剧种”。2024年4月底,第九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在苏州开幕,同时举办的还有第十届昆曲学术座谈会。座谈会的两个议题之一便是“青春版《牡丹亭》首演20周年纪念”。在青春版《牡丹亭》首演20周年之际,再次审视这一让现代观众重新发现昆曲古典之美的经典传播学案例,重新回顾其创制历程、总结其成功传播经验、探讨其时代价值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