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为什么能够炼成--以《腹地》《风云初记》为参照看《红旗谱》的经典化

在“冀中三杰”各自倾力创作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中,梁斌《红旗谱》的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红旗谱》的成功取决于其题材、主题、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及语言运用方面更合乎“十七年”时期的主流文艺思想。这种吻合并非勉强适应,而是主流规范与作者本人的个性气质、艺术追求具有内在一致性。在小说艺术方面,王林最重“史”的价值,孙犁追求“诗”的品位,梁斌则努力实现“史”与“诗”的有机融合。

从个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再论“十七年文学”--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为中心

长期以来,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现象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十七年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意义不大,没有再谈论的价值;有学者则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是“一场反抗西方的现代性文学实验”,有再批评的空间。长期思维受限,导致“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分离,使得整个时期的文学近乎被学界否定。然而,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介入,个体对于民族国家想象的增强,才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获得更为丰富的“国族”叙事,进而从中获得“文学性”的表征。本文将从个体和历史的关系论出发,对“十七年文学”进行解读,力求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并给予新的体认与阐释。

浅谈《红旗谱》维译本中反复修辞格的运用

在维吾尔语中,反复修辞格的运用非常广泛,它可用于不同的体裁中,如小说、诗歌、政论文和演说词等,并在文本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一部作品中,反复修辞格的巧妙运用可大大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并且突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反复这一修辞格在《红旗谱》维译本中的应用十分广泛,涉及多个领域。该文主要采用文献法、语料分析法,对梁斌先生的《红旗谱》维译本中选取的语料进行总结分析,首先介绍了反复修辞格的概念,然后浅谈了其中的反复修辞格的运用,旨在让人们阅读维吾尔语文本时更好地理解反复修辞格,并能将其应用于维吾尔语翻译实践活动中。

十七年小说中的“革命引路人”——以《红豆》《青春之歌》《红旗谱》为例

十七年小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展现出鲜明的政治工具属性,由此小说中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便相对稳定模板化。其中“革命引路人”这一人物形象因其在特定情节模式中不可缺少,而在革命历史叙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红豆》《红旗谱》以及《青春之歌》中“革命引路人”以正面鼓励型和以身践行型两种类型出现。尽管“引路人”由于身份和环境的不同会产生些许差异,但其共有的“引路”属性仍不容忽视。“革命引路人”还承担着解救、完成任务、身份转换三种叙事功能,对丰富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和传承红色文化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试论《红旗谱》中方言词语的运用特色

从词彩学角度出发,从地方色彩、形象色彩、感情色彩等方面对小说《红旗谱》中运用的方言词语进行研究,探讨其方言词语的运用特色:地方色彩浓重,折射出冀中平原特色的地域文化;形象色彩浓郁,叙述、描写形象生动;感情色彩浓重。

《红旗谱》:本原历史与阶级话语的龃龉

《红旗谱》摇摆于记录历史和宣讲阶级话语之间,导致小说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出现诸多裂隙。而《红旗谱》系列小说漫长的成书过程也显示出它有一个从历史写真向阶级化虚构的演变和转向。从社会学的视域来看,《红旗谱》确实生动地呈现了某些原生态的历史景观,而这恰恰是《红旗谱》的价值和魅力之所在。显然,《红旗谱》的"史诗"性不在于演绎革命理论和阶级话语方面,而在于形象地再现历史和生活真实方面。"红色经典"或"农民革命史诗"之类的定位并非对《红旗谱》真正价值和魅力的揭示,而恰恰是一种遮蔽和消解。

“红色经典”《红旗谱》的影视改编

在"红色经典"的影视改编作品中,河北作家梁斌的《红旗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与小说文本相比较,电影版《红旗谱》选取了小说中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朱老忠还乡、脯红鸟事件、反割头税斗争等几个经典情节进行串联演绎,而电视剧版《红旗谱》则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其姊妹篇《播火记》和《烽烟图》,叙事空间更加拓展,人物形象更多,在如何进行"红色经典"改编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尝试。

《红旗谱》：“红色”革命历史记忆的历史革命化范本

作为一部新中国"红色"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红旗谱》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人物和历史的成长形成了意义的同构。在英雄人格化想象下人物的阶级身份意识步步彰显、清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体现的是一种对于崭新的民族国家现代性想象和合法性确证的叙事范本。

《红旗谱》:非农民本色的革命传奇

《红旗谱》是新中国红色文学经典之首,同时也是作家利用现代政治思维去重新解读历史的一种大胆尝试。这部作品以概念置换、角色变异、身份错位等表现手法,艺术化地阐释中国革命成长的历史进程。《红旗谱》的问世,代表着中国当代审美价值观念转换的彻底完成。尽管它以主观想象去歌颂历史,但其客观存在的艺术局限性,仍值得我们去全面进行反思。

依附: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分子的潜性格——以《红旗谱》为例

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担当着“为王者师”和“弘道”的重任。但五四运动以来,随着民族解放事业和现代性方案的进行,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先锋成为边缘,由“审他”沦为“被审”。至十七年,在历史情境与主流规范的双重夹击下,知识分子的人格主体性呈现出很深的危机。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中,知识分子不仅面临着书写的合法化问题,而且其自由的人格主体渐趋瓦解。

试论《红旗谱》中的风俗描写

《红旗谱》中赶鸟、杀过年猪、过年、丧葬、生育等丰富的民俗描写对于情节的构成、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使《红旗谱》具有了浓郁的乡土文学气息,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梁斌竭力追求的民族气魄的形成。

经济描写:《红旗谱》的立篇之本

《红旗谱》的经济描写,迄今未有人将它作为独立系统的文学现象加以评估。本文以大量实证史料和统计数据为依据,通过时代经济背景与作品经济描写相对照,论述作品经济描写的真实性、科学性、丰富性及艺术成就,进而揭示经济描写在整个作品中的重要意义和"立篇之本"的巨大价值。

“红色经典”民间主题原型与当代意识形态的融通--以《红旗谱》、《林海雪原》为例

“红色经典”的范围有广狭之分，本文采用狭义的概念，即产生于“十七年”（一九四九-一九六六）的一批长篇小说。①这些作品主要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代表作有“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纯文学”浪潮使“红色经典”的政治思想倾向被无限放大，使之饱受诟病；同时，“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干预也使人们逐渐开始从文学本身切入，

“无我”,“有我”与“自我”——《红旗谱》中女性形象的文化分析

梁斌的《红旗谱》在塑造出朱老忠等众多鲜活的革命英雄形象的同时,也塑造出了一些典型的女性形象。严老奶奶身处苦难的"老世界",心中时刻牵挂着老伴和儿孙,唯独"无我"。贵他娘身处战乱频发的年代,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是"有我"的中年女性。青年女性春兰、严萍身处新旧交替的革命时代,追求思想和爱情的自由,显示出了对女性独立"自我"的渴盼。她们分别代表了20世纪上半个世纪中国北方农村老中青三代妇女的典型形象,她们个性的差异根源于中国历史的巨大变革。《红旗谱》由此也深刻地揭示了时代历史变迁对女性命运的影响,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

《红旗谱》研究热点分析与展望

当前《红旗谱》的研究由单一的文本阐释走向了多方位、深向度的交叉学科研究。陈思和的"创作理想与文本叙事的错位"观点引发了有关《红旗谱》中知识分子形象研究的热潮。社会历史观、经济史观的渗入,《红旗谱》八种译本的介绍都将推动其在世界文学大背景中的研究。2005年有关红色经典的讨论、当前对红色经典价值的重新认定也必将使得《红旗谱》文本的深层次、多方位解读持续不衰。

论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家庭及家庭伦理建构——再读《红旗谱》

《红旗谱》在革命话语的遮蔽下隐伏着传统家庭伦理的叙述话语,在响应建立新的更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时代号召下,传统家庭制度对革命家庭的创建做了很大程度的妥协,或者说,革命家庭伦理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征用和仿照了传统家庭伦理的内核和范式,最终以对传统旧家庭的背离、革命新身份的追求和确立以及家国同构的形式创建出新的家庭伦理景观。

超越:现实主义的坚执与民间立场的践行——重读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

作家始终坚执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突破了主流话语和创作初衷的局囿,逼近了生活和历史的真实;同时,深厚的生活积淀和浓重的平民意识又使作家恪守民间立场的精神站位,将民间叙事和政治话语,宏大叙事和传统技法自然熔铸在一起,从而使《红旗谱》在印证某种政治理念的同时,冷漠了当时小说的流行范式,彰显了薪火相传的民族风格,实现了艺术超越。

植根乡土的“革命叙事”——《红旗谱》与20世纪乡土中国的革命

《红旗谱》在 17年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性 ,它将表现重点放在了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传奇色彩的乡土中国的反抗者、边缘人物“朱老巩”、“朱老忠”、“李霜泗”一类人身上 ,深刻地揭示了乡土中国的革命与民间追求“公义”的文化传统的关联 ,形象地回答了乡村民众为什么向往革命 ,“革命”是如何改变了农民的命运的时代重大命题 ,在表现革命的政治内容的同时接通了乡土中国的“地气” ,这使得它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