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与“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叙事策略——以舒群《这一代人》为例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舒群等“十七年”东北作家积极探索国家意志与主体意识的融合,整合时代力量与自我经验,进行艺术构思改造与知识分子话语重置。作家依从现实真实展开对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场景的典型塑造,借由时间的线性发展与循环进步完成对工业发展历程的贯通式呈现,并通过深层情感诠释构画蕴蓄深厚爱国情感与集体精神的社会主义工业景观。一个时代的工业战线图景与一代人的集体建设道路,经由舒群“这一代人”的集体性想象与策略性表达,得到了丰富而鲜活的再现。“十七年”东北工业叙事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讲述故事的“这一代人”与故事讲述的“这一代人”的深刻联结。在舒群这一代作家与一代工业建设者的同声共鸣下,“十七年”东北工业叙事就本质而言成为一种内嵌于工人集体且外显知识分子作家主体经验,融通集体与自我,勾连历史与现实,凝聚国家意志与集体共识的策略书写与话语表达。

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暨大型文献纪录片《大鲁艺》研讨会综述

一由中央电视台、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陕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五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大鲁艺》于5月19日—22日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综艺频道、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和陕西电视台六个频道陆续联动播出。

1960年代下半期中国文艺思想与《讲话》——以《人民日报》1967、1970年两个纪念专栏为例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和28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分别开设了两个纪念专栏。这是在研究《讲话》接受、阐释史时必须注意到的层面。专栏内所发文章主要关乎两个内容:一是把《讲话》认定为判断敌我、是非的唯一标准,强调了《讲话》在文艺理论与实践中的"武器"作用;二是重提工农兵形象问题,进一步窄化了《讲话》所倡导的服务对象。其时,也正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和被"广泛倡导"之际,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两个专栏也是对极左文艺思潮的集中贩卖,是借纪念《讲话》之命行推广《纪要》之实。

检讨书:一种接受与阐释《讲话》的方式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文艺界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和批判运动中,一些作家文艺家通过"检讨书"的方式完成了对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核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接受和阐释,"检讨书"因此成为《讲话》接受、阐释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关节点。作家文艺家们的检讨书主要集中在《讲话》中所确定的关于立场问题、工作对象问题两个方面。通过检讨,作家文艺家们不仅有效地接受了这样的原则和规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经过阐释,也是对《讲话》中的这些原则和规范的强化与发展。

《讲话》对左翼文学的吸收与改写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红色的年代”,知识分子纷纷“左转”,“以俄为师”加快了文学与革命的结合、文学思潮与社会运动的一致。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吸收左翼文学的党性、阶级性的同时,也在改写着左翼文学的自由性、松散性,确立工农兵文学的主导地位。

从《讲话》看丘吉尔的语言艺术

从《讲话》看丘吉尔的语言艺术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曾庆茂丘吉尔（ＷｉｎｓｔｏｎＳ．Ｃｈｕｒｃｈｉｌ）于１９４０年任英国首相，临危受命，对于打败德、意法西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丘吉尔获悉德国已向俄国发起进攻的消息，就下令英国广播公司当...

《讲话》精神下丁玲创作的“痛”与“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的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文献,以其深远的历史作用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而被人们不断地阐释和研究。从其发表到新中国建立直至"文革"结束,《讲话》一直被当成文艺界遵循的唯一指针,甚至被一些人"神化""圣化"和极端政治化。而新时期以来,作为对"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想的反拨,一些人开始站在启蒙的立场对其进行质疑甚至排斥。时值《讲话》发表69周年,我们试图以开放和发展的眼光把其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这多元文化参照系中来对其进行理性地审视,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就是我们编发这几篇文章的初衷。此外加上一篇对新世纪(即21世纪)以来研究《讲话》的综述,以帮助人们了解近10年来这一问题研究的概况与走向。

以《讲话》精神引领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承担着探讨、阐述、构建、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学术使命,肩负着活跃、拓展、深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现实任务。作为当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创新性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崛起后对文化崛起的渴望与布局所提出的文化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始终面向不断变动中的文艺、文化和社会现实,在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会通的同时,主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化研究发展中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进一步推动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论《讲话》的实践功能与理论建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的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文献,以其深远的历史作用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而被人们不断地阐释和研究。从其发表到新中国建立直至"文革"结束,《讲话》一直被当成文艺界遵循的唯一指针,甚至被一些人"神化""圣化"和极端政治化。而新时期以来,作为对"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想的反拨,一些人开始站在启蒙的立场对其进行质疑甚至排斥。时值《讲话》发表69周年,我们试图以开放和发展的眼光把其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这多元文化参照系中来对其进行理性地审视,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就是我们编发这几篇文章的初衷。此外加上一篇对新世纪(即21世纪)以来研究《讲话》的综述,以帮助人们了解近10年来这一问题研究的概况与走向。

否定之否定的反思——新世纪视野下重读《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的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文献,以其深远的历史作用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而被人们不断地阐释和研究。从其发表到新中国建立直至"文革"结束,《讲话》一直被当成文艺界遵循的唯一指针,甚至被一些人"神化""圣化"和极端政治化。而新时期以来,作为对"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想的反拨,一些人开始站在启蒙的立场对其进行质疑甚至排斥。时值《讲话》发表69周年,我们试图以开放和发展的眼光把其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这多元文化参照系中来对其进行理性地审视,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就是我们编发这几篇文章的初衷。此外加上一篇对新世纪(即21世纪)以来研究《讲话》的综述,以帮助人们了解近10年来这一问题研究的概况与走向。

《讲话》与一种文艺“新传统”的生成

一种新的文艺传统往往是在对旧的传统进行反思、批判、颠覆中建构起来的。通过革命的途径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追求。亨廷顿指出：有别于叛乱、起义、造反、政变和独立战争，“一场全国的革命意味着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迅速而猛烈的摧毁，意味着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

世纪之交的凝视──关于《讲话》及其研究的历史价值的反思

挖掘、梳理和拓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及其理论资源，特别是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是建设当代形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值此纪念《讲话》发表５７周年之际，冷静反思《讲话》的历史作用，重新确立其...

《讲话》的接受与“暴露派”的转向——以刘白羽、艾青为考察中心

19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以及文艺座谈会召开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人中的"暴露派",例如刘白羽、艾青等纷纷转向,服膺《讲话》精神,并以实践行动深入工农兵,改造思想,最终成为歌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工作者。

辩证而多元的认知——新世纪以来《讲话》研究综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指导文件，近七十年来不断地被人们阐释、研究。有研究者指出，至上个世纪末，《讲话》的阐释、研究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一）健康、稳步地阐释、补足期（1942年5月-1949年底）”；“（二）坚持与曲折发展期（1950年初-1966年中）”；“（三）教条化、绝对化的异化期（1967年-1976年）”；

回到《讲话》接受史现场——以茅盾为考察中心

作为权威意识形态话语,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的构建和发展。但在历史上,《讲话》发表后在延安与国统区的传播与接受并非如很多当事人、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广泛、热烈,其真正被文艺界接受和应用还是在1949年以后。茅盾是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家,建国后曾出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以茅盾为中心考察《讲话》的接受史现场,对于理解《讲话》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意义。

怎样看待延安《讲话》的理论遗产

延安《讲话》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它的理解也就必须回到它所针对的实际问题上去。就其实质而言,《讲话》主要解决了革命文艺与革命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问题,是革命文艺及革命文艺工作的行动指南和理论纲领,因此,如果将其夸大到是一切文艺工作的行动纲领,并且可以永恒不变地指导任何时期的文艺工作,就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对《讲话》定位不当,也是解放后我们在文艺工作上出现一些问题与错误的重要原因。除了个别理论观点在今天还有适用性外,《讲话》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主要是它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及它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化与解决任何问题都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讲话》的思想方法——重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西安音乐学院举办大型文艺与学术活动予以纪念。十分荣幸,本人获邀与会并作发言。为此,我又打开《讲话》文本,重新研读。对《讲话》的研读,我已有过多次,最早是在读大学时的“中国现代文学”课上,后来走上工作岗位,特别是在讲授“中国新文学精神”课上,亦曾多次翻阅、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