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编撰《通典》探微

《通典》一书在我国史学上的地位颇高,开创了政体书这一种新的史学编撰体例。一直以来,多数学者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通典》内容的分析与思考上,对杜佑编撰《通典》的原因的探究并不多。依据史料,可以从杜佑家世、仕途发展、性格等方面得出杜佑能够编撰出《通典》的内在、外在原因,进而认识到《通典》这部著作的深刻内涵。

早期拓跋鲜卑基本史料比较研究——《魏书》与《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系辨析

自两晋至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家对早期拓跋鲜卑有详略不同的记载。《魏书·序纪》最早系统地记述了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是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基本史料。《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于拓跋鲜卑的内容是以《魏书·序纪》为蓝本的后代史家记述,没有补充新史料,只能作为二手资料使用。

杜佑《通典》体现的编辑思想

杜佑撰写的《通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载历史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体现了杜佑的编辑思想:明确的编辑意识;独特而有创意的编辑原则;严谨求实的编辑方法。这些思想和原则对于今天的编辑工作来说仍然有着积极意义和借鉴作用。

从《通典》看杜佑的编辑思想

杜佑编辑的《通典》不仅汇集了唐以前数千年间的典章制度,而且反映出他丰富的编辑思想:他提出"将施有政"、"经邦致用",强调编辑工作要积极反映时代精神,为政治服务;此外,他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坚持进化与发展的编辑观念,不信怪异、勇于疑古、善于求实的编辑态度,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中华书局校点本《通典》献疑十则

唐代杜佑所撰《通典》,悉载历代制度之沿革,成就颇高。然杜佑以一己之力成此巨著,虽智者千虑,不免偶有疏漏。本文收集《通典》所载史料疑误十则,依卷数页码顺序加以考订补遗,希望对《通典》的进一步整理有所裨益。

浅谈《群书治要》、《通典》、《意林》对《管子》的辑录

作为辑录古籍精要之语或典章旧制而成书的著作,《群书治要》、《通典》、《意林》从内含丰富治道之术的《管子》中吸取了不少内容。由于作者的人生经历不同,它们对《管子》的辑录显示出不同的思想取向。

略论杜佑的《通典》

:《通典》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系统、有门类 ,专详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性政书。它的产生与杜佑所在唐王朝的主客观条件密切相关。《通典》的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 :编撰方法 ,为工具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材料征集详而不繁 ;史学思想具有历史进化论的观点。

杜佑《通典》的民本思想

杜佑《通典》是一部历史性典章制度政书。从这部浩瀚的政书中,可以通观到杜佑这一封建官吏思想上的先进性、丰富性。尤其是他的民本思想在《通典》中的融贯特点。《通典》内容纵横方面都体现着杜佑的民本思想。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官吏,杜佑的民本思想与战国时期孟子的民本思想相比,又有着独特的一面。

《通典》所记卢恺与薛道衡除名事考论

杜佑在《通典》中论及我国古代人事制度变迁时,下了一则以卢恺和薛道衡二人被除名事件为背景的论断:"后周以降,选无清浊。"杜氏此论成为当今法史学界不少学者论证隋唐之际在观念与实践上皆已打破"士庶之别"的主要论据之一。详细考察该论断所指涉的具体事实及其发生背景,并进一步依据原始史料予以分析,可知杜佑这一论断不能有效支持法史学者前述论点。另外,由杜氏这一论断所依据的史源推测,其撰著《通典》时极有可能并未见到《隋书》这部最早的隋代专史,而其论断的主要根据是《北史》之"卢柔传附卢恺传"。

制度为什么是通的--作为政书范例的《通典》与国家治理传统

政体思维主导下的二元政制观趋向于突出宪法与一般性制度之间的差别,推崇政体,尤其是民主政体的判准价值,强调宪法塑造政治秩序的决定性作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政制被纳入专制政体的范畴类型之中,经受了偏于消极的评论。而作为政书范例的《通典》显示,中国传统强调政制的古今兼容性和系统融合性,同时又与立国原理相配适,制度演进离不开这三方面的配合与制约。基于政制传统的本土化路径,治体论提供了更为恰切的思考框架,透过大一统、礼法秩序等视角揭示出制度何以贯通并演进成为典章,这有利于我们理解国家治理传统的特质和现代启示。

傅增湘藏宋本《通典》目录辨析--兼论日藏北宋本的卷帙分合

现存《通典》的宋代刻本,最著名的莫属原藏傅增湘双鉴楼,今属日本天理图书馆一百七十三卷本和原藏日本帝室图书寮,今属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一百九十七卷本。然其中一些问题尚未澄清:关于傅增湘藏本,傅氏在断代上有南宋、北宋的差异。论文参照相关目录资料以梳理傅氏思想变化的轨迹,进而推测其断代依据和变化原因,并由此论及两种目录成书特点等相关问题;关于图书寮藏本,凭借多种目录关于日本宫内厅所藏北宋本所载的卷数差异,即由原百卷刻本配补百卷钞本,演变成今一百七十九卷刻本配补十八卷钞本,进而提出其卷帙存在变动的新观点,并梳理其卷帙分合的过程。

略论《通典》所体现的思想

《通典》是现存第一部典制体通史,其思想价值极为丰富,如重视发展改革的经济思想;包涵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史学观的史学思想;重视百姓的民本思想;认识到募兵制弊端的军事思想;强调礼法的礼治思想等。

“ 鄯 善 ”县名由来问题─—兼校《通典》笔误一则

“鄯善”县名由来问题─—兼校《通典》笔误一则李志敏今鄯善县有民族语与汉语两个名称同时并行，这两个名称互相间既无译音关系，也非译义关系。如维吾尔同胞呼为Ｐｉｑａｎ，汉译则为“辟展”，学术界公认Ｐｌｑａｎ（辟展）为城名，亦即本唐蒲昌县名的译音汉名则为“鄯...

《通典》浅议——读史札记之二

在古代史学领域里,只要一提起纪传体,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联想起司马迁和班固,一提起史学评论来,就会想起刘知几与章学诚,同样地,只要一提起政书来,人们也必然会联想起杜佑来。这是因为,迁、固是纪传体的开创者,刘、章是史学评论家的突出代表,而杜佑则是政书的奠基人。 杜佑辉煌的代表著作是《通典》。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反映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

从《四裔考》看《文献通考》优于《通典》

一 我国大规模典制体通史,创建于唐中叶杜佑之撰《通典》,而集成于宋、元间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又有南宋初郑樵撰《通志》参于其中。后人并列之为“三通”,从而演为清中叶的“九通”,以至民国初年的“十通”。实际《通志》属纪传体,只有里面的“二十略”属于典制,且不精密。故严格地说,用字面上的“通”来归类,较论三通的长短,是不妥善的。因而本文排除《通志》不论,就典制史的一个角度,榷论《文献通考》比《通典》

论《通典》中杜佑的经济思想

杜佑的《通典》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典制体通史,其中蕴含了及其丰富的经济思想,如重视农业;提倡薄敛节用并研究总结前人的经济思想解决现实问题。

《通典》標點勘誤一則

《通典》卷八六《禮四十六·葬儀》:《喪葬令》:“凡五品以上薨卒及葬祭者,應須布深衣、幘、素幕、轝,皆官借之。其内外命婦應得鹵簿者,亦如之。其墓田之制,一品,塋,先方九十步,今減至七十步;墳先高丈八尺,減至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今減至六十步;墳先高丈六尺,減至丈四尺。……其庶人先無文,其地七步,墳高四尺。其送葬祭盤,不許作假花果及樓閣,數不得過一牙盤。”其百官葬儀具《開元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