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棚中的《野草》:人间、战士与中间物

栖居灰棚加重了鲁迅的灰色体验,凸显了其在社会、家庭、情感生活中的伦理困境,促使其重审自我身份属性和存在意义,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野草》的空间性和书写形态。在鲁迅笔下,灰色是世界的表象,也具有本体的意义。鲁迅最初以旁观者的立场审视灰色,但最终在对灰棚的命运体认中融入灰色地带,成为其中的独异个体。《野草》中的“战士”也立足于闭锁式的“人间”并彰显出“精神界之战士”的总体形态,但“我的后园”的言说方式确立了“精神界之战士”的自我身份属性。着眼于“在场”的“中间物”的“有限”,鲁迅的自我“灰色化”是在黑暗与光明、绝望与虚空、生与死之间的折衷和妥协,是立足于多重困境下的路径、价值、道德选择,体现了“人间鲁迅”对个体位置的重新发现和确认。

重述、疗愈与告别——鲁迅的创伤体验与《野草》写作

《野草》处于前期鲁迅向后期鲁迅转型的过渡期,借此探究鲁迅这一阶段的心路历程,对理解鲁迅有重要意义。种种迹象表明,《新青年》团体的解散及兄弟失和事件的双重打击,对鲁迅造成了心理创伤并导致了《野草》的形成。从妙手偶得的《秋夜》到《影的告别》到最终的《题辞》,显示了《野草》作为“告别过去”的创伤见证书写的定位;过去的生命、死去的生命及朽腐的生命的三分法,以及黑暗、死亡与深渊意象,构成了《野草》创伤写作的重要内涵。与许广平的爱情帮助鲁迅走出孤寂的“独头茧”,后期《野草》中的“腊叶”“野蓟”以及现实中悬挂安特来夫像的行为,见证了鲁迅创伤的愈合。鲁迅终于走进光明,结束了向内的自我剖析,开始了“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新路。

论《野草》中的动物谱系话语

《野草》中的动物谱系耐人寻味,其动物再现既有简单的背景功能与契合界定再现,同时又有相对繁复的辨析,而部分超出了“刻板印象”。而在意义的营构上亦有其超克的辩证:鲁迅可以借助动物批判国民劣根性,同时又吊诡地批判兽性,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又借助动物弘扬个性,与其“立人”思想吻合。不容忽略的是,鲁迅先生也借助动物谱系返观与解剖自我,同时也探寻人与物和谐并存的途径,实现了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对话。

论《鲁迅全集》中的《野草》注释及其修订

作为鲁迅的唯一一部散文诗集,《野草》的深邃复杂、难以索解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通过注释推进了《野草》的普及。但各版本《鲁迅全集》对《野草》的注释进行了不同的处理,既呈现出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若干现象和问题,又折射出鲁迅作品出版和鲁迅形象塑造的历史变迁。从1958年到2005年,近50年间《鲁迅全集》语境中《野草》注释形态的变化,彰显出全集编注者思想文化立场的调整。

文本重写与思想对话——郭灿金《重写“野草”》与鲁迅《野草》的文本对读

郭灿金的《重写“野草”》通过同题创作的方式展开与《野草》的对话,开辟了一条与鲁迅思想对话的独特路径。“重写野草”文本既是他释读鲁迅《野草》的收获,也是借助鲁迅的前文本所催生的自我思考的产物。这看似“机械”的重写背后隐含着作者独具匠心的艺术营构,积淀了作者对于个体生命经验的独到沉思。

《野草》:鲁迅的生命之维

《野草》研究有待继续深入的意义有二:一是从学术出发,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共性以及各自的独创性,在既有基础上,扩大《野草》研究的共识领域;二是从思想出发,探讨鲁迅在《野草》中体现的哲学高度和精神体系,思索《野草》作为鲁迅心灵窗户所提供的个人省思、自我拷问的思维方式,寻求其对当代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摩罗”复现和“心声”再起——鲁迅早期的诗歌经验与《野草》的写作

“声”对于鲁迅的文学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留日早期,正是注意到“诗力”与“心声”之间的有机关联,鲁迅才弃医从文,进而投入“新生”的文学事业中;五四时期,随着一种文化政治的兴起,为了唤起更多的“真的声音”,一个“呐喊”的鲁迅也随之到来。可以说,“声”之探求构成了鲁迅人生展开的主要线索。如果说“呐喊”的鲁迅对应着一个外发性的启蒙自我,那么,《野草》的写作则意味着鲁迅经历了一次“声”的内转,即他通过自我内在声音的设定,完成了“心声”的找寻。在《野草》的写作过程中,鲁迅重新唤醒了早期的“心声”机制,“摩罗诗人”的重现不仅影响到了《野草》的写作方式,也参与到具体的文本构成。由此,鲁迅既重新“听得自己的心音”,也完成了自我的新生,进而以一种崭新的主体姿态投入对“无声的中国”的批判中。

絮叨,或用沉默求乞——《野草》的一种诗学读法

在杂文《怎么写》中,鲁迅描述过自己曾处于一种“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的状态。在语言上素以“寸铁杀人,一针见血”闻名的鲁迅,何以在《野草》中呈现出一种“絮叨”的特质?凭借诗人的敏锐天性,当代诗人张枣意识到这种“失语”状态实为鲁迅经历的一场语言危机,且集中体现在《野草》的创作当中。张枣的发现重启了《野草》作为一个诗学文本的阅读方式。基于此,《野草》“絮叨”的诗学特质可被视为鲁迅写作风格的一种临时换气。经由这一视野重新理解《野草》在语言上犹豫反复、在内容上虚无颓废的成因,亦可勾连、描绘出鲁迅在《野草》创作期的精神世界的一个维度。

审美经验视域下《野草》的语言表达探源

阅读活动中的审美经验是读者在文学阅读中感受、知觉文学作品时所产生的愉快的心理体验,这一体验离不开文学作品直接的语言表达,同时又是读者主观能动性主导的表现。鲁迅文学作品《野草》之所以有着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除了构思的独特和思想的深刻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鲁迅在散文诗创作过程中对语言表达有着更高的美的追求。因此,读者在审美经验视域下解读鲁迅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表达之美,不但可以正确认识鲁迅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和独创精神,而且可以深刻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家的内在情感。

梦境、死亡、爱情:鲁迅《野草》的驳杂性

《野草》作为鲁迅自剖性的文本,承载鲁迅的主体危机感。在《野草》中,鲁迅通过梦境这一情感能量场,凝视和反思矛盾的、多维度的自我,而梦中“梦者——观客”的身份转变,使鲁迅有了重新审视自己的权利,并增加主体“分裂”的可能。鲁迅接受死亡生命向力的指引,在死亡的逼视中洞察爱的内涵。“我梦见”背后是关于死亡和爱情的真理发现,使鲁迅得以抵达更为本真的自我。梦境、死亡和爱情三者相互勾连,显示《野草》的驳杂性。

论《野草》的时间错位

以是否受个人意识支配为界,《野草》的时间意识分为客观时间与主观时间两大类别,客观现实是两类时间意识产生的前提。关于梦境的篇章中,个体主观时间呈现的压抑混乱状态源自外部时空对主体造成的巨大压力。《野草》主客观时间不完全重合,错位和偏离中隐含了主体反抗现实的意图。特殊意象选择和异时间并存造就了《野草》主观时间内部复杂交错的效果。主观时间的错位具有通过感受痛苦强化生命感受,从而激活个体生命力的功能。《野草》的时间错位感受最终落脚于行动,纯粹的行动既是时间感受导向的结果,也是个体与外界建立联系,重建内外统一的完整生命的途径。

从《野草》中不同的“自我”意象看鲁迅的抗争精神

《野草》隐含着鲁迅的抗争意识,用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和极具想象力的意象记录了诗人的自我探寻历程。《野草》中的意象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象征体系,通过对自我及存在的“碎片”地拼凑和组合,呈现了诗人完整的精神世界。将《野草》放置于它所形成的历史条件中分析尤为重要,了解鲁迅所处的现实背景和人生遭际更能感受其内心的苦闷、寂寞、怆然,更深刻体悟诗人孤注一掷的反抗。通过对鲁迅生命中“抗争精神”的挖掘,感受他作为先锋者和探索者的艰辛与不屈,体悟鲁迅对生死问题的彻悟。

《野草》的写作姿态与精神哲学

通过对鲁迅《野草》文本的深入解读,揭示其在“凝视”“辩驳”“沉默”“行走”和“飞扬”等多重写作姿态下蕴含的“对立”“居间”“虚无”“选择”“超越”等思维方式或生存处境,这既是鲁迅对自己思想情感和对世界的深刻洞察,也是解读鲁迅其文其人的关键所在。分析了鲁迅在虚无主义困境中的挣扎与超越,以及他对“存在”与“行动”的哲学思考,并特别强调了他在面对虚无时,通过“行走”的姿态表现出的生存选择与行动哲学,以及通过“飞扬”的姿态表达的超越性。故而,鲁迅的思想与写作不仅反映了其个人的精神探索,也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超越时代的寓言性及现代性,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纽马克翻译理论视角下译本《野草》的分析研究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是著名翻译家彼得·纽马克翻译思想的两个核心概念。《野草》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夏衍创作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以张培基的《野草》英译本为例,本文依据纽马克的语义翻译理论和交际翻译理论对原文及其英文译文进行简要分析,结论是灵活地结合两个翻译理论,有益于促进散文作品的翻译。

《野草》中的梦话语

鲁迅《野草》中的梦话语自有其独特品格:一方面是其梦诗学的精彩创制,他既遵循梦的相关特征同时又利用强烈的主体介入人工筑梦;而另一方面他的梦话语意义指向又可以继续深挖,其中既有个体梦,呈现出鲁迅对弗洛伊德等人的性欲说的借鉴与反拨,以及他以梦修复创伤、弘扬英雄气质的关怀,同时也有国族梦,彰显出鲁迅对个体现代性的张扬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而同时鲁迅先生又有更高远的宇宙视野,他的梦话语中也不乏超越时代和现实的未来反思与指涉。

《希望》:在无所希望中拒绝绝望——《野草》讲解之四

如果从字面理解,《希望》写的应该是鲁迅的一种心理期待:希望青年摆脱消沉,积极奋起,或者是因为失望于青年之消沉,而寄希望于自身。然而不是。《希望》并没有正面写希望,它写的是鲁迅对所谓希望的认识,写的是由这种认识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失望乃至绝望的心理,以及由这种心理而引发的一种人生感受、人生态度、人生选择和人生哲学。

再说《野草》“外典”

读《野草》,会不断发现其文本深处有鲁迅对外国文学暨非文学作品直接间接、或显或隐的译介或改作,与作者直抒胸臆自铸伟词的内容构成复杂的互文关系。内涵于《野草》的鲁迅本人之译介,大致完成于1903年鲁迅开始翻译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1924、1925年接连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之间。

“寂寞地鸣动”:《野草》与20世纪20年代新诗坛的对话

《野草》不仅是鲁迅自我的“心声”,同时也内含着与20世纪20年代新诗坛的对话,无论是《我的失恋》对徐志摩的讽刺,还是针对张耀翔“亡国之音”的回应,鲁迅都在表明自我以“心声”为根底的诗歌态度,这种态度不仅与《野草》的写作缘起相呼应,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野草》的文体选择和形式实践。《秋夜》作为《野草》的首篇首先就设定了鲁迅对自我内在声音的找寻,而《一觉》作为《野草》的终篇,鲁迅又再次强调“寂寞地鸣动”的诗歌意义。对“心声”的探求由此形成了首尾的呼应,在呈现《野草》完整的组织形式的同时,更串联起了《野草》内在的诗歌精神。鲁迅不仅借此化解了自我关于“死”的困惑,更从中整理出如何“活”的“生”的勇气和态度。由此,鲁迅完成了由“野草”的自我到“杂文”的自我的思想进化。

论《野草》地方风物与鲁迅的情感困境

风景与内心状态紧密相连。《野草》中的北方风物、江南风物不是简单的自然装置,而是鲁迅情感困境的隐喻注脚。北京风物“肃杀”胜过“余裕”的一面,是鲁迅人道主义的“阶层负疚”对个人“余裕体验”的有意回避,江南风物的霓虹色碎影是鲁迅被压抑的个人主义的无意间抬头,而鲁迅最终对以江南风物为象征的“好故事”的“超克”,则隐喻着鲁迅彷徨期虽怀疑但仍坚守人道主义的“绝望”抵抗。《野草》中地方风物折射的鲁迅情感困境正是“五四”倡导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彼此交融在一起的缩影。

从《散文小诗》到《野草》——论翻译《巴黎的忧郁》对鲁迅散文诗创作的影响

本文在鲁迅参与翻译过《巴黎的忧郁》中八首散文诗的已知前提下,重新审视《野草》与周氏兄弟合作及失和的关系,以及它与《巴黎的忧郁》的互文关系。通过对两本散文诗集中的关联篇目进行对读比较,探究《野草》对《巴黎的忧郁》的具体借鉴方式,如吸收散文诗理念、借鉴框架形式、人物及情境设置等,并考察《野草》的创造性转化,如改写、扩写等多种重写策略的运用与思想内涵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