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大家”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以“乾隆三大家”袁枚、赵翼和蒋士铨为代表的一代清中期诗人,打破诗坛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唐宋诗之争及门户派别的局限,以历史视角审视唐宋作家的诗词作品,用更为客观的态度、理性的精神加以批判和继承,从诗学视角创新性地表现出更为全面的审美视野。笔者拟从“性灵说”思想下袁枚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诗贵自然”思想下赵翼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蒋士铨历史政治关照思想下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呈现清代中期王安石诗歌接受情况。

近现代景德镇陶瓷古彩艺术三大家的地位与影响

20世纪早期,景德镇陶瓷艺术正处在“珠山八友”的时代,粉彩盛行,陶瓷绘画逐渐成为主流。而以图案化装饰为根本的陶瓷古彩艺术,却能够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并凸显了三位卓有建树的古彩大家:段茂发、李盛春、欧阳光,人称“古彩三大家”,实属不易。他们分别进入了艺术院校、陶瓷研究所和艺术瓷厂美术研究室,专门从事古彩教学、研究与创作。他们奉古彩艺术的典范“康熙五彩”为圭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们是景德镇陶瓷艺术精神的守艺人和传承者,在近现代景德镇陶瓷史上有着非凡的地位和影响。

以唐宋书论看初唐三大家

初唐三大家生前就以书法著称,所以关于他们的书论流传甚广。但是,书法作品牵涉到真伪问题。欧阳询、褚遂良有许多确凿的现存作品,虞世南只有被称为“孔子庙堂碑”的原石唐拓的一孤本存在,而且所有的文字都不是原石唐拓。因此,通过“书论”探索他们的书法尤为重要。《书后品》《书断》《续书断》《宣和书谱》是唐至宋的代表性书论,当时的鉴赏家可以比后世的学者们看到更多的真迹、拓片和石碑。从唐朝到宋朝,在书论中,书写的思路更多地过渡到以人为本。比起书法,人们更推崇书法的灵性,比起书法优劣上下的品第,人们更倾向于作为一个人特质代表的书法,重视发挥其特性思考。今人普遍认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继承了王羲之的风格,使楷书成熟完善,这是他们在书法史上最大的贡献。基于唐宋时期的代表性书论,本文通过对初唐三大家各自的评价进行比较和探讨,探讨初唐三大家的书法特质和优劣。

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梁实秋、钱钟书、王了一

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梁实秋、钱钟书、王了一袁良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后，大后方（云贵川等地）相对稳定，各项文化事业略有恢复，文艺创作也渐渐有了一点新的机运。在散文创作领域，学者散文最为惹人注目。战前曾与鲁迅激烈论战的新月派理论...

空间建构与地方认同——清初岭南三大家罗浮山书写研究

广东惠州罗浮山自魏晋以来一直活跃在文人的诗词歌赋里,是岭南一处著名的文学景观。清代初期岭南三大家对罗浮山的全方位书写,不仅延续了千百年来罗浮山留给人们的神仙之山、隐逸之山的固有空间想象,而且以本土士人的身份赋予罗浮山特殊的乡土怀想和家园情怀。经由本土作家润色打造的罗浮山重新走向全国视野,由以往的虚构的遥不可及的仙境变成了可触可感的岭南地标。仙境的岭南化,也反映了三大家生于岭南的自豪感和愿为岭南代言的地方认同感。

岭南三大家合称之始及序第

近代以来,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个说法,"岭南三大家"合称始于王隼编选《岭南三大家诗选》之前。文章详细追溯了屈大均、陈恭尹和梁佩兰三人合称形成的时间,纠正了这样一个似乎无可质疑的说法。屈、陈、梁三人的序第,自王隼选诗之后,即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说法,分别以屈、陈、梁为首者各有其人。文章通过对数百年来不同说法的统计和归纳,得出的结论是首为大均,次为恭尹,梁殿其后。这一序第,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是综合数百年间人们多种评价的结果,而非个人的观点。

清初"江左三大家"降臣诗群探论

清初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抟成一个降臣诗群。"江左"诗群的文学业绩,与表现时代强音的遗民诗人相交汇,奏响了清初诗歌的"主旋律",带动文坛风气的转变,是明清诗派消长、风会转移的一大关键,并影响着清代诗歌的走向和进程,为清诗超元越明、取得斐然成绩奠定基石。

清词三大家与“词人之词”的审美变异

清词与唐宋词之间,推陈出新,互有同异。唐宋词以休闲享乐为主调,往往在歌词中流露出文采风流;而清词多见沉郁悲苦的审美变异,高压的政治氛围、阴暗的时代社会及离乱人生等因素,导致词风的质变感觉。谭献推崇纳兰性德、项鸿祚、蒋春霖三家为"词人之词",在清词中分鼎三足,反映了清词的最高成就。三家之词以情韵取胜,哀怨动人,作品精致细腻,写出词体纯粹的质感,如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心声和绝望,导致审美风格的变异。在清代后期词话中,陈廷焯的沉郁说,况周颐的词境、词心之说,都可以解释"词人之词"的审美特质。项鸿祚论词有艳、苦、郁、深之说,纳兰性德词的忧患意识,蒋春霖词忠爱之情的自然流露,更将词中的沉郁意蕴发挥得淋漓尽致。清词因多了苦、郁的特点而别开新面了。

从清词总集看“清词三大家”的经典化生成

清词三大家指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三人。康熙、乾隆两朝的清词总集收录陈维崧的词较多,自乾隆末年到晚清时期渐少。朱彝尊的词收入量在浙西词派的清词总集中排名较靠前,而在其他清词总集中波动性较大。纳兰性德词直到清末时才被推重,在晚清一些清词总集中,纳兰性德词数量和所处地位都要高于陈、朱二人。从内容看,陈维崧早年多绮语,到《今词初集》等清词总集中,艳词减少,豪放之作大增,自此开阳羡豪放词风。朱彝尊词入选最多的是中长调,不以雅正为主,各种风格的词作兼收。纳兰之词被收者以小令和中调居多,词风趋向自然深情。

“京师三大家”对清初金台诗人群体的影响

活跃于清初顺治时代京城诗坛,被称为"京师三大家"的王铎、薛所蕴、刘正宗三位诗人,对清初京城后进的金台诗人群体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顺治末年至康熙初期的"燕台七子""海内八家""金台十子"等新兴金台诗人,多有受其教诲与提携者。

明初诗文三大家位次之争

宋濂、刘基、高启的文学地位历来各有其说,难分高下。笔者分别比较三人的文学成就、社会评价和政治影响,认为宋濂的文学创作略逊刘基,颉颃高启,但其文论成就突出,影响巨大,是政治上的文坛领袖,堪称"开国文臣之首"。高启诗才冠绝,一派文人性情,但政治影响不敌宋、刘,只能位居"开国诗人第一"。而刘基三者俱佳,确有"明初第一文人"实力,可惜掩于军功,也未领文学之职,与政治色彩较浓的"开国文臣第一"赞誉名实不符。

对文学规范的奋力突围——论“当代散文三大家”的“文学史行为”以及对他们的再评价

"当代散文三大家"的作品,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他们对工农兵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规范,都进行过奋力的突围。虽然对中国现代文学散文规范的"突围",不但不具积极的意义,反而对我国当代散文的发展起到阻滞的作用,这说明"三大家"的突围还是受到工农兵文学规范深刻的影响和管束,也说明他们的突围还不是关键性的、深刻的文学史变革。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突围对我国散文的发展还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清初古文三大家与清初文坛格局

清初古文三大家侯方域、汪琬、魏禧以迥异的创作风格成为清初多样化文坛的典型代表。其扭转、改造文风的努力和文道合一的创作追求促成了清初经世文风的形成,直接影响清初文坛的格局变化和清代散文的走向,昭示出古文由明清之际的多样化文风向清代盛世桐城派正统文风逐渐转变的发展脉络,在一定程度上为桐城文派的形成开辟了路径。

试论十七年散文的艺术缺陷——以杨朔、秦牧、刘白羽散文三大家为例

杨朔、秦牧、刘白羽被誉为当代散文三大家,他们在十七年期间创作的散文相当程度上体现着那个阶段的散文风貌。本文试图在前人论述十七年散文艺术缺陷的基础上,从文化心理和散文的双重结构的角度对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进行分析,以找出十七年散文在艺术方面的一些不足。

乾隆三大家咏王安石诗歌比较

分析了乾隆年间三位著名诗人赵翼、袁枚、蒋士铨咏王安石的诗作,认为,在三位诗人咏王安石的诗中,赵诗客观公正,充满理性;袁诗认识主观,拘泥于流俗;蒋诗比较客观,但有偏颇。

以同情理解之笔 传岭南三家风神——评王富鹏著《岭南三大家研究》

近年来，“岭南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在岭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明末清初是其迅速崛起的时期。而其崛起的标志即是这一时期大批诗人的出现．并在全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这批诗人当中，成就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等三人。

王富鹏《岭南三大家研究》评议

古代岭南诗人，以张九龄及明清之际三大家最卓越。1991年阅《南园前五先生诗》《南园后五先生诗》合刊（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我始知唐清之间的过渡时期，尚有优秀的十位明代诗人，堪称屈陈梁三家的先驱。有关三家的研究，值得推介广东韶关学院教授王富鹏博士论文《岭南三大家研究》（下文简称王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刍议清诗选本视域中的“江左三大家”

清初诗坛名家众多,既有前代之遗民、贰臣,亦有本朝之新秀、中坚,其中尤以"江左三大家"最为卓著。在这些名家经典化的过程中,清诗选本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清诗选家利用选本之载体,选录大量名家之诗作,加速了清初作家作品的传播,进而成就了清初作家的经典化;与此同时,清诗选本也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深入观照名家名作的视角,即通过清诗选本的考察,来探究清初作家在其时或其后诗坛中经典地位形成的复杂过程,以及声名地位的变化演进轨迹。

“性灵派”研究，绝对不能忽视李调元--兼就“乾隆三大家”的有关问题与当代“性灵派”研究者商榷

清乾嘉才子李调元一生著作等身,为"性灵派"诗学理论的提出和实践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遗憾的是却未得到当代"性灵派"研究学者的足够重视。因此,正确分析和客观评价李调元的诗学思想,以及其在"性灵派"以至整个清代文学发展中所占的地位,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试论清初南方贰臣文人的愧疚自赎心态——以清初“江左三大家”为例

清初,文人贰臣们在仕清后内心多有愧疚之情,这种心态在士风甚盛的南方的贰臣文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江左三大家"为例,清初贰臣文人的愧疚自赎心态有三种呈现方式:龚鼎孳结交士林,救人之困;钱谦益从事秘密反清,寓故国于诗文;吴伟业无情剖析,以罪孽心态自我灵魂拷问。好名徇利是他们临危变节的重要原因。考察三者差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清初时代变迁与政治道德伦理对文人心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