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治融合”促进基层治理:基于村庄社会差异的分析

完善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然而,近年来伴随着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乡村治理却出现了一些效能低下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对此,应该充分重视乡村区域差异和村庄事务类型差异,厘清阻碍基层治理有效的现实因素;深入分析基层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挖掘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的理论资源。基于上述分析,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在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优势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三治之中,自治是建立村庄内生秩序并整合村庄内外资源的基本前提,法治是界定不同类型的村庄治理边界并优化相应问责容错机制的制度保障,德治是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并有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的价值导向。三者的良性互动为优化资源下乡、完善基层治理、克服形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从而为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积分制”治理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四川省Y村的个案研究

“三治融合”是宏观层面对乡村治理的政策指引,乡村“积分制”治理正是“三治融合”理念的应用。文章以“三治融合”理念为视角,基于治理组织、治理工具、治理目标三个维度构成的治理逻辑,分析论证“三治融合”理念和乡村“积分制”治理运作机理的同一性;依据治理逻辑和运作机理,构建由起始动力机制、协调助力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形成的乡村“积分制”治理实践运行机制;通过把握乡村“积分制”治理实践运行机制,提出从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运用制度和技术工具、建立因地制宜的积分评价考核机制和激励政策等方面优化完善乡村“积分制”治理,以期推动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化发展。

“三治融合”何以赋能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基于内生动力的视角

内生动力不足是困扰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的重要因素。文章以西安市长安区四皓村美丽乡村建设为例,分析“三治融合”如何激发内生动力进而赋能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首先,“三治融合”构成的农村“现代公共规则”与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中的认同、参与、资源等基本要素相嵌合;其次,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机构,通过“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形成内外部力量的有效互动,构建不同价值的双重循环,搭建个体与集体间的利益关联,产生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中的内驱力;最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不能仅依赖外部力量的介入,内外力量的互动是农村发展过程中内生动力生成的逻辑前提,构建村民个体与村社共同体的关联和认同是关键。

乡村社会“三治融合”的实践逻辑——基于社会基础视角的分析

通过自治、法治与德治相融合以实现乡村善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实践。借助社会基础的视角,可以深化对乡村“三治融合”实践逻辑的认识与理解。在结构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基础的变化会制约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作用发挥与相互融合。多地乡村通过机制创新来利用乡土熟人社会的资源,增强对个人行为的引导和约束,扩大乡村治理的社会参与,从而激活和培育了新的社会基础。凭借社会基础的支持与保障,法律和道德实施获得充分的社会助力,乡村社会内生秩序的维系和生产能力也得以增强。对于乡村“三治融合”实践探索的分析,揭示出激活和培育社会基础对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意义,此外还需要注重法治的规范、引领与保障作用。

基于“三治融合”推动潍坊市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对策研究

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日益成为研究的重点问题。近年来,潍坊市围绕“走在前、开新局”的目标定位,乡村善治新格局正处于形成的关键期。本文通过深入调研潍坊市乡村治理工作典型案例,分析了“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基于“三治融合”推动潍坊市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对策,为逐步完善乡村善治新格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启示与借鉴。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三治融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

“三治融合”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向。数字乡村建设推动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以数字技术为治理方式,搭建线上数字平台与数字空间,赋能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可以增强乡村“三治”的治理能力。数字技术是推进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重要动力,数字技术通过发挥数字平台的治理优势和治理功能,强化村民参与的数字形式,增强平台设备的数字管理,实现社会关系的数字建构,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将数字技术与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促使乡村“三治”具有数字协商、数字规则、数字联结的数字化特征。具体而言,一是提升主体性,强化村民数字参与;二是培育法治性,增强村民法治思维;三是生产公共性,提高村民公共道德意识,进而优化乡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

“三治融合”背景下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能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三治融合”背景下,本文梳理“三治融合”的相关概念,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角度分析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在乡村治理中应该坚持党的领导,进行多元治理、依法治村,创新治理路径。

“三治融合”视域下服务舟山群岛外国人治理的多模态场景语料库建设研究

“三治融合”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新使命,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舟山群岛特有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其相对独立的外国人聚集形态和以实践为主导的外国人治理模式。本文根据当前舟山外国人管理存在的分类指导模糊、案事件类型各异、现场交流语言有碍等问题,以“小切口”为抓手,根据“自治、德治、智治”在不同岛屿各有侧重的特点,构建基于“分场景”的多模态汉英平行语料库。在填补涉外警务语料库空白的同时,推动基层公安机关的英语执法能力建设。

新时代“三治融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究——以霍山县为例

乡村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在新时代在乡村构建以“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帮助拉近城乡差距,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助推共同富裕。该文以霍山县为例研究“三治融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究,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参考。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环境治理的演绎脉络与实践路径

在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乡村环境治理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关系着乡村、社会乃至国家的发展与建设。我国乡村环境治理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逐步推进阶段及深化发展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情境下,环境治理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环境治理的推进,需充分挖掘乡村自治资源、法治资源及德治资源,并强化三者之间的融合。通过基础性力量、规范性力量及价值性力量的协同,有力推动乡村环境治理行稳致远。

社会资本与乡村“三治融合”治理效能关系研究

推进“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在“三治融合”推进过程中,出现了治理主体缺位、法治推进困难、德治影响减弱等主要问题。而社会资本在促进乡村“三治融合”上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在自治方面,社会资本总量越高,村民越有可能参与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且对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成效的评价与期望值越高;在法治与德治方面,社会资本总量越高,法治及德治效能越显著。社会资本三大维度中,关系网络密切程度与法治效能、德治效能的正向相关关系较强。通过界定和测量“三治融合度”,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三治”间的融合互契。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理路:理论、问题与实践

“三治融合”标志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即乡村治理体系、结构、功能由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三治融合”通过协调有序的制度,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实现乡村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立足乡村治理体系的变迁历程及其时代意涵,结合“三治融合”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充分发挥党的引领功能、强化乡村自治实践的基础保障、健全乡村治理法治保障、大力营造乡村治理的德治氛围、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统一,助力建设“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融合”:地方实践、基本共识及规则安排

“三治融合”源于浙江桐乡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地方实践,具有浓厚的地方实践经验色彩。各地“三治融合”的共同点是通过内部自我创新与外部制度供给的联动,形成因地制宜的“三治融合”实践经验。在当前治理环境下,将“三治融合”从地方实践经验提炼形成规则安排,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长期稳定。在桐乡、枫桥、曲阳、象山四地“三治融合”的实践经验中,其治理成效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其在增强利益机制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和治理要素流通等方面经验上均有可取之处。基于四地经验,得出“三治融合”的基础性原则、主体定位重构和创新机制保障等基本共识。以此为基础,从规则目标、手段和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整体规则安排的建议,在规则框架内推动“三治融合”制度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是社会一直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一科学论断既是对乡村治理提出的基本要求,也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因此,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新时期党对农村工作的重要部署,也是解决乡村治理难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本文从“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分析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发展趋势和现状,提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优化路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要坚持“三治融合”,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要坚持协同治理,推进“多元共治”新格局;要坚持群众导向,激活农民主体力量。

“三治融合”中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结构与构建路径

“三治融合”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密切相关。“三治融合”中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三方面内涵:自治、法治、德治的目标融合推动人人有责的价值共同体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的过程融合推动人人尽责的行动共同体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的主体融合推动人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建设。“三治融合”中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促进任务分解与绩效评价,建设责任明确的价值共同体;推动流程再造与场景转换,建设协同有序的行为共同体;深化权力让渡与权利维护,建设向往美好的利益共同体。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路径探索——基于厦门市军营村实践的考察

【目的/意义】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路径,以适应新时代农村社会的发展要求,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方法/过程】基于善治研究视角,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以“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对厦门市军营村开展田野调查,分析其实践情况与存在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结果/结论】研究结果显示,军营村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创新了党建引领“一核”发展模式,完善了村民“多元”自治组织体系,建立了“议理堂”多元调解纠纷机制,厚植了“文化”根脉,涵养乡风文明,但乡村治理过程中仍存在着乡村人才储备不足、村民自治主体参与动力不足、乡村法治建设不到位等实践困境,据此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村民自治建设、乡村法治建设、德治建设四个方面提出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路径。

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结合,形成乡村治理的强大合力,最大限度地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在自治方面,要培养民众自治意识,加快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完善村级治理结构,创新村民自治实现方式;在法治方面,要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优化健全农村社会法律服务体系,强化农村法律服务队伍,提升乡村行政执法水平;在德治方面,要通过乡贤参与治理、道德约束激励、乡村德治方式创新等推动乡村善治。

“三治融合”视野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上海市D村“乡贤治村”的实证考察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抓手。通过对新乡贤与“三治融合”的概念内涵剖析发现,新乡贤与“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建设间具有内在耦合性。基于对上海市D村“乡贤治村”的实证考察,新乡贤通过引领村民自治、提升乡村德治、促进乡村法治等实际行动构建了赋能“三治融合”的实践路径。以打造“共同体”为导向,从理念形塑、规范引导、目标整合等方面探究新乡贤赋能“三治融合”的作用机制,以期推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进程与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乡村振兴语境下“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创新探索

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构建乡村新格局、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其不仅具有实践可行性,还能有效应对乡村治理的现实挑战。文章以乡村振兴治理体系的创新探索为主题,围绕自治、法治、德治展开论述,分析了“三治融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合理性和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对某市及样本村的具体调研,揭示了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对现状与问题的分析,提出了针对“三治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路径。

民族地区新乡贤赋能乡村“三治融合”的实践逻辑与强化路径

民族地区的“新乡贤治村”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路径。本文以“新乡贤治村”为切入点,以连南瑶族自治县为案例样本,总结了其实践经验,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地区新乡贤如何赋能乡村“三治融合”的问题。从实践逻辑看,民族地区新乡村赋能乡村“三治融合”体现在“纵横联结”的“多元自治”“威望惯性”的“位阶德治”和“委托代传”的“法治渗透”。在强化路径层面,民族地区新乡村赋能乡村“三治融合”的优势需要通过强化新乡贤党性修养,保障新乡贤民主权利和动员新乡贤参与文化事业建设等举措得以巩固和发展。通过对民族地区“新乡贤治村”的探讨,丰富了新时代“新乡贤治村”的理论内涵,推进了乡村“三治融合”在民族地区的有效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