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题名》考证补

《公车上书题名》是研究“联省公车上书”的核心文件,它最早与康有为的上书全文一并收录在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该书在同一年至少推出四个版本,而所附《公车上书题名》不但错漏百出,且内容互有出入。通过追溯《公车上书题名》的祖本,并结合清宫档案、硃卷、乡试题名录、地方志、传记、墓志铭、报刊、缙绅录等相关史料,本文不但澄清了参与此次上书的人员总数及各省名数,为研究“联省公车上书”提供可靠数据,也对此次上书本身提出若干新看法。

唐代上书、献策与选举制度的关系考察——以时政与选举为中心

唐代上书、献策拜官与时政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士人释褐、迁转中起了重要作用。唐代上书、拜官在士人释褐、迁转时的授官,明显高于进士科、制科、科目选出身的授官品阶,多为中、基层官的清望官,并为奇才异能之士提供了快速释褐、超资迁转的机会与途径,有效弥补了常举、制举和吏部科目选选人遗才的问题,客观上促进了士人参与上书言事、评论时政的积极性。该制还为唐代最高统治者提供了治国良策,有效地建立了最高统治者与基层士人沟通的渠道,从而弥补了时政之弊。唐代上书、献策取人与时政开明、皇帝纳谏风气紧密相关,主要集中在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宪宗朝,以玄宗朝取人最盛。

唐代上书、献策与选举制度的关系考察——以“投匦”与考试为中心

唐代上书、献策拜官是介于制举和吏部科目选之间的一种非常规的人才选拔方式,有效弥补了常举、制举和吏部科目选的不足,以选拔天下遗才。文章主要梳理了唐代投匦制度的设立与演变,探讨了其与士人上书、献策的关系,重点论证了知匦使、理匦使与上书、献策的关系,厘清了唐代上书、献策考试制度,通过具体上书、献策拜官的事例考察,分析了其在唐代选举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文章认为唐代匦制专设招谏匦,鼓励士子上书言事、献策,以“匡正补过,裨于政理”,对士人上书、献策具有积极意义。

甲午战后《公车上书记》刊行过程考订

1895年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虽以流产告结,康梁师徒却不失时机,趁着《马关条约》签订后依旧高涨的舆论氛围,与上海商人合作,借助新式报刊媒介,以最快速度和灵活方式,集中宣传公车上书行动并突出康有为所发挥的领导作用。随着变法活动的展开,康梁很快终止与沪上媒介的合作,自主开办报社和书局,实现了政治宣传策略的新转变。

价格战背景下网上书店经营的读者需求分析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网上书店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进入高潮期，营销竞争日趋激烈，价格大战烽烟四起。2004年6月和2005年10月由国内最大的中文网上书店——当当网上书店耗资百万元开发并推出的“网上智能比价1．0系统”和“网上智能比价2．0”系统更是把国内网上书店之间的价格大战推到极地。

民间上书：特征、类型与功能——对2000年以来重大民间上书事件的分析

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独特方式,深具传统色彩的民间上书现象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引人注目.这种现象在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增长,反映了我国政治民主化的现实推进和公民社会的成长。民间上书在主体上是有专业人士和民间组织两类;其内容上,所关注的公共利益范围不断扩大;上书对象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民间上书具有政治参与功能、利益表达功能、民主监督功能.

汉代吏民上书制度述论

汉代以公车设立为标志的吏民上书制度确立于高祖时期。此后至东汉末年,吏民上书制度不断补充完备,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广开言路,营造上书的宽松环境和社会风气;二、公车上书与其它途径上达多轨并行;三、“言可采取者”即予拜官封爵;四、为防壅蔽,废副封制增设封事制;五,严惩“妖言”、“欺谩”,规范上书者的行为。两汉时期,集收集信息、议政、选官、监察、司法救济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吏民上书制度,虽然在巩固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封建统治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民间上书与汉代政治

两汉时期,民间上书蔚然成为一时风尚,大致可分为求官与诉冤两种情形。这种风气是在战国游士之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汉代开明政治与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中华帝国在蒸蒸日上过程中的风采展示。民间上书制度既是中央政府选拔人才、获取社会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还是对常规司法程序的一个补充,对汉代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车上书”：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

所有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几乎都有康有为于1895年5月2日发动'公车上书'的记载.虽曾有人提出异议,却未引起重视.事实上,康有为虽起草了上皇帝的万言书,但各省举人并未在万言书上签名,更未至都察院上书.康梁等蓄意编造了一个完整的'公车上书'事件,完全是为了抬高康有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

非金融机构支付时代当当网上书店经营策略研究

当当网上书店在近二十年的商界打拼过程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模式。对于当当网上书店来说资金流主要是针对客户支付而言的,这也是困扰和制约其业务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了解决支付问题带来的困扰,当当网上书店不失时机的引入了非金融机构支付体系,即第三方支付体系。非金融机构支付以其自身的优势适应了当当网上书店的经营特点,同时也推进了当当网上书店的业务发展。

康有为1888年上书的文化渊源

康有为1888年上书与他的早期大同思想有直接的联系。"内圣外王"是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其渊源来自朱熹理学。他依循朱熹的伦理哲学,"修养"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其内的心性修养,产生了救国献身的精神力量;其外的穷究义理,得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公理,为今后的变法行动作好了理论准备。由"内圣"走向"外王",第一步就是《第一次上清皇帝书》。

“书”“疏”“上书”辨析

中学语文课本或读本中选录了几篇以“书”“疏”命篇的古文，它们是贾谊的《论积贮疏》、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李邕的《谏以妖人郑普思为秘书监书》、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和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它们涉及四种古代应用文体——书、疏、上书、上疏，因课本注释太过简略，

宪政视角下的“公民上书”

在推进我国宪政建设的进程中,近年来,“公民上书”事件的涌现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亮点。“公民上书”对于推进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和权利对权力的制约都具有相当作用,具有积极的宪政意义。未来可以借鉴国外违宪审查的某些做法,针对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的不足加以改进,设立宪法委员会,让“公民上书”的范围扩大,能得到及时回应以及特殊情形能以听证形式进行,让“公民上书”在宪政的推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刑事法制视野下的“缇萦上书”

在"缇萦上书"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探究了"缇萦上书"的法学价值,认为"缇萦上书"对当代律师刑事辩护的启示意义在于,律师应通过多种方式最大化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应通过个案发现和检讨现存社会法律问题,推动立法改革,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做出应有的贡献;而"缇萦上书"对刑罚执行制度的启示在于,可从传统"代刑"推演出"间断罚"等现代刑罚执行变通方式。

“全民上书”不应是法治社会的常态

如今，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民上书”的时代。《法制日报》2007年1月15日的报道说，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高家伟致信交通部部长李盛霖，信中提出：交通部应该公开每年的养路费应征数额是多少？而实际征收上来的数额又是多少？实际征收上来的养路费又用到哪里去了？同一天，来自重庆的消息说，重庆比君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彦一语惊人，提出火车站票和坐票收取相同的价格是不合理的，他将就此事在本周内上书人大及铁道部。如果算起前不久郝劲松就春运涨价的事件写信给铁道部和姚建国就深圳福田警方公开处理卖淫女、嫖客的事件上书全国人大，以及周泽就养路费事件向全国人大上书，几乎每周，我们都能从网络上看到公民向有关部门写信或者向全国人大上书的新闻。

唐人献诗上书考略

唐人献诗上书考略王刘纯唐人有献诗上书而得授官职之举。所谓＂献诗上书＂，是指渴求跻身仕途的士庶和意欲升迁的官吏，将自己所作的诗文颂赋及著述进献给皇帝，以求招拔重用的一种手段。在有唐一代的文人儒士圈子里，有相当一批人都有过这样的行为和经历，而且，也都或多...

西夏上行文书“上书”功用及体式

上书始用于战国时期,为臣民向皇帝或上级官员陈情、劝谏及乞请时所用之文书。西夏上书作为上行文书,在借鉴中原王朝功用的同时,还将其用于指责、嫚骂及外交,扩大了上书的使用范围。而西夏上书的体式较之中原王朝,除均具有首称、正文及末称外,还增加了押署,上书体式进一步完善,但西夏上书体式中各要素的具体格式及语言风格较唐宋王朝更为简单,即首称及末称形式单一,文辞直接,少有谦称,正文以散体为主。

寇连材上书与维新思想

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想广泛传播,太监寇连材向朝廷递交建议书在当时属于一个特殊事件。要弄清寇连材这样做的动机,我们可以依据他遗留的那份建议书以及相关材料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寇连材建议书的一些主要观点和维新派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爱国意识与维新意识交织在一起。

“上书虚化”背后的失衡博弈

“上书”作为自古就有的一个词汇、一个事件和一种制度，其意涵和外延都比较独特，而其功能来说却并不像一些网民们认为的那样富有功效，“上书”不仅在历史上，即便现在也都有着自身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