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文学文献信息系统的研制与开发——以“上海作家作品陈列与研究室”为例(下)

3 上海当代文学史料影像全文系统的研制与开发 3.1 上海作家作品陈列和研究室上海作家作品陈列和研究室是由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图书馆共同合作组建的上海市作家作品陈列及研究机构,旨在弘扬'海派'文化,展示上海地方作家的文学成就,便于上海大学的师生对上海文学艺术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由此强化上海大学文学艺术的教学、研究和上海大学的精神文明建设。

上海作家们对当前某些文学批评的看法

《文汇报》(93年12月10日)《文艺百家》专版特辟“批评的失落与重建”栏,发表上海部分评论家和作家的意见: 徐中玉说:当前文学批评的瘫痪不是说批评文章少了,而是很多这类文章缺乏真正的批评精神。除烦琐、苛细、玄虚,在文字上故作高深者外,商品广告式、促销式、包装式,起撬边作用的“文学批评”现在多起来,其中某些这类文章已产生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利的消极影响。有些伪劣作品,受害的首先是青少年,是在原已未可乐观的民族文化素质上再来雪上加霜。中国的文艺产品如果有些滞后的东西,并不在于某种官能描写太少了。不能从闭关自守一转而成照单全收。好的评论文章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哥们人情、广告,包装,推销、竞价色彩就极少,大体做到了有好说好,有不足说不足。未必都对,却有深度。现在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批评,但太少了。 赵长天说:耐心读作品的情形不多见了,批评被舆论和世俗左右,影响批评起码的威信。 毛时安说:首先是缺少活力,不象以前那样与文学现象贴近,对作者有启发。

《宰相刘罗锅》好听 好看 又好玩——上海作家协会、北京市文化局联合举办京剧《宰相刘罗锅》研讨会纪要

北京京剧院这次把《宰相刘罗锅》送到上海来演，使我们看到了两台好戏。这次他们和我们一起开研讨会，也是一次别开生面，文学和京剧联姻。下面请大家发言。

上海女作家近作中的家庭叙事变革

在漫长而持续的乡土中国时代,家庭、家族一直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但随着改革开放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家庭叙事可以算得上是产生了“革命性”变化的叙事主题。出生于上海的作家,因生长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现代化发展速度较快、程度较高的地方,其家庭叙事可以算是中国家庭叙事变化的缩影。本文试图从不同世代上海女作家笔下的家庭图景中分析上海家庭叙事,乃至中国家庭叙事所反映的社会家庭图景在不同时代间的沿袭和变化。

论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的空间书写

文学主题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以城市为代表的文化形态是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的重要表现内容。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将她们的生命体验融入对都市的理解,为上海文学注入了新的力量。她们以多重视角拓展城市地理空间,以现实关怀聚焦城市发展变迁,以日常精神构建城市审美体验。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通过对浦东新区、上海周边县镇、工人新村、老旧社区等的书写建构出真实且立体的城市空间,突破了“怀旧上海”和“欲望都市”的城市书写模式,立足社会现实,考察个体生存境遇,展望城市的未来和出路。她们关注日常生活场景再现细微真实的城市生活经验,使新世纪上海景观的独特风貌得以呈现,丰富了文学中的上海形象。

拜“物”·恋“物”·迷“物”——上海女性作家的“物”叙述探析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比,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物"叙述的缺席,更多强调文学的教化和教育功能。上海女性作家弥补了该文学叙述的空白,她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直截了当书写着对"物"的崇敬、迷恋和渴求,这不但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是人性的合理复苏。

海派地域文化对90年代上海女作家创作的影响

海派地域文化精神,是沉淀在性格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深远地影响着上海作家群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女作家们深受传统地域文化的滋养,形成了自身文学创作的第一层底色,同时,也正是本土资源和个人感受的互相糅合,创造出了女性都市写作的新天地。因此,探究海派地域文化对女性作家创作的影响以及她们作品中透露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对于文化与文学的研究都是相当有意义的。

上海女作家笔下的细节描写——以张爱玲、王安忆、卫慧为例

上海的女性作家如张爱玲、王安忆、卫慧，非常关注细节描写，她们以女性独特的关照生活,过滤生活的眼光，通过精致的细节描写，在密致的琐细人生中再现了她们心目中的上海形象。

展现魅力上海的作家:程乃珊

“巴黎有句话说巴黎街头掉下一块砖头,说不定砸到的就是一个艺术家。那么我说上海街头要是掉下一块砖头,砸到的人一定是somebody,是有点来历的人。上海马路上有来历的人很多很多,真人不露相,大隐隐于市。”这是上海作家程乃珊谈上海魅力中的话,她认为一个不会制造传奇的城市,再大也只算是大城市,不能称为都会。作为上海怀旧潮流现代性进程的呐喊助威者,程乃珊的作品为昔日的上海增加了无限流风遗韵。今天,让我们走进作家程乃珊的魅力“上海”。

上海和上海作家的本位——关于《大上海漂浮》

因为商界出现了"大减价"现象,上海有关部门对几家大商场的销售情况作了一些调查,发现了一些十分有趣的数据:大减价,使这些商店的销售额大幅度地增长,经济效益急速上升;大减价,对购物对象也有了较清晰的认识:购买低档商品的占百分之二十强,愿掏大钱作高消费的,仅占百分之二,而中档消费者,竟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这现象与数据。

《上海文学》第10期将推出“上海作家创作特大号”

为庆祝上海市作家协会成立五十周年,《上海文学》第10期原定的“戏剧”专号将扩大为“上海作家创作特大号”,获得老中青数代上海作家的热情支持。目前已经收到王安忆根据张爱玲的《金锁记》改编的话剧、张献新创作的探索话剧《被奸污的安娣》、张士敏的短篇小说《黑船》等作品,还有,与病魔搏斗中的陆星儿将发表访谈《我“痛”什么?》,九十岁的老作家罗洪先生为本专号送来了短篇小说《一个真实的故事》,钱乃荣教授将发表《上海流行歌曲的春秋》等。还有许多著名作家在积极撰稿中……

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坛中心——“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释义

亭子间之被作为上海城市的一个符号得以流传，是因为在20世纪20-40年代，它接纳了一大批后来在文学史留名的作家，“亭子间作家”由此被演绎为七海作家的代名词。但在当时，许多“典型上海作家”与亭子间并无直接关系，把“亭子间作家”作为上海作家的一种群体象征，反映了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居住亭子间的作家大多数是外来的寻梦者，当他们走到文坛中心，并取得了话语权后，一段以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来定义的文学史就产生了。因此，亭子间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空间抑或一种文化隐喻，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它是初出茅庐的外来作家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们走向文坛中心的第一级台阶。

上海作协“49天会议”的来龙去脉

在风雷激荡的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曾召开过一次会员大会,前后历时竟长达49天之久,故被称作"49天会议"。这次马拉松式的会议,在上海作协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以至在上海和全国的文艺界轰动一时,成为文坛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如今离事件发生已过了半个世纪。

山口慎一(大内隆雄)与中国现代文学——以与创造社作家的交往为中心

山口慎一(大内隆雄)作为伪满时期中国人作家作品的翻译者和介绍者在中日学界已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知道他与中国现代文学结缘于上海的人就不多了,就算知道也未必了解其中的详情。山口慎一从1925年4月到1929年3月,在东亚同文书院求学期间结识了年轻的创造社同人及诸多上海作家,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并开始翻译介绍他们的作品。他对创造社作家的集中翻译介绍开了日本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也打下了他作为中国文学翻译家、中国问题研究家的基础。

论上海20世纪文学中日常生活的书写和意义

20世纪上海现代性的发展影响了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书写。清末民初,上海的传统娱乐业和西式娱乐业相结合,青楼白话小说展示了这一场景;30年代,上海的商品经济和娱乐畸形发展,上海都市作品表现了现代派的颓废;40年代的上海作家展示了更普通的世俗人生,带有荒诞怪异的色彩;建国后的30年,有关上海日常生活的书写则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圣化";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日常生活的描写又浮出水面,反映了普通人生活观念的发展变化。纵观上海百年来日常生活的描写变迁,可以看到现代启蒙话语在建构合理的符合人性的日常生活方面的影响。

从评奖看上海地区的文学创作

从评奖看上海地区的文学创作陈思和第二届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评选工作已经结束，象上届一样，给人留下了几分兴奋几分遗憾，似松了一口气，又似情犹未了．说其有几分兴奋，是这一届入围作品的质量明显高于上届，甚至出现了新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长篇小说，这无疑标志了...

温暖千万家:沈莱舟与恒源祥绒线

上海作家程乃珊说:“要说什么是最具海派特性的上海女人形象,我想,是结绒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个女孩子要是没有一手很好的结绒线手艺,据说很难找到好婆家,因为结绒线几乎就相当于现代女红了。毕竟,刺绣不是人人都会的,但一个连围巾、毛衣都不会结的女孩,那可以说是笨到家了。

竹杖芒鞋轻胜马——上海人性格特征剖析

上海人的文化心态和性格特征的表现与成因,受到经济、文化、历史诸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生活方式、民风民俗、文化结构,都被规定在了城市文化的共同框架之中。他们成了城市文化的创造者,成了中西文化融汇发展影响下的国际大都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