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共同的“世界文学”:论启蒙与文化辩证中的中国比较教育新使命

从《共产党宣言》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中可引出文化和启蒙两个透镜,并借以考察我国近二百年来比较教育的发展及其新使命:启蒙使命就是通过与世界教育进行批判性的对话,引入世界教育精神,促进中国教育不断现代化;文化使命强调要参与建设现代教育学、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参与国际教育治理,连接中外教育精神,以及通过启蒙与文化的辩证构建共同的“世界文学”。启蒙与文化的辩证要求比较教育在回应教育上的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上,应该在方法上采取一种旨在去除文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理性批判态度,在价值方向上应该共建一个共同的、教育的“世界文学”,以落实新时代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想象;同时,这也是在复兴我们在近现代进程中丢失的教育传统中弥足珍贵的“平天下”维度。全球化时代的教育研究者都必然是某种程度的比较教育学者,迈向共同的“世界文学”也是对所有中国教育学者的呼吁。

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明显存在力量的不平衡,也存在文化资本和知识的不平衡。目前在全球流通的世界文学作品大多是欧洲或西方主要文学传统的作品,至于非西方文学、甚至欧洲“小”的文学,却在其本身的文化范围之外,基本上不为人知,没有翻译成各种语言文字,也没有得到本民族范围之外读者的赞赏。欧洲中心的偏见甚至在今天,仍然对世界文学研究有相当的影响,帕斯卡尔·卡桑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一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世界文学不仅应该回归文学的阅读,而且应该去发现那些尚未广为人知的世界文学经典。不同的文学传统都早已形成自己的经典,但这些经典尚未超出本身语言文化的范围,在原文读者之外,被介绍给世界上众多的读者。所以世界各文学传统研究文学的学者们,当前重要的任务就是使那些经典著作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注意,从而扩展世界文学经典的范围。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应该去发现世界不同文学传统,尤其是非西方文学和欧洲“小”文学传统中,那些尚待发现的经典著作。

世界文学格局与汉语新文学格位

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在汉语文学世界形成了“趋势论”和“格局论”两种文化阐释和学术阐释。格局论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承认世界范围内文学构成的现实性、民族性和文化板块品性,每一种语言文学或者每一个民族文学都是一定时期“世界文学”格局中一定格位的或自然或卓越的呈现。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文学正是在“世界文学”的格局认知上确定了自己的“格位”,对世界文学曾一度充满着向往之情和赞赏之忱,这使得汉语新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占有独特格位甚至体现独特个性。汉语新文学范畴内,外语文学的翻译文本可以被理解为本民族文学的艺术资源,这也是确定世界文学格局中汉语文学地位的一个重要参数。

流通:从世界文学到世界电影的“世界”之思

在文学和电影的研究领域,世界文学与世界电影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也将世界文学的问题意识带入了电影的讨论。“流通”是世界转向后,文学和电影都要面对的问题。世界文学和世界电影都使用“流通”定义自身,承载流通的翻译也是二者跨文化传播的基础工作。不过,世界文学和世界电影也分享着不同的传播模式和历史书写方式。在全球视野中,“流通”超越了区域走向全球,这些议题都构成了我们对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和共同体的想象空间,为想象世界的多元性奠定了基础。

文明形态与世界文学话语变革——梁展教授访谈录

世界文学既是作品,也是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对话;既是存在,也处于不断生成之中;既是理念,也是实践。世界文学研究自20世纪后期开始逐渐走向研究前沿,随着全球化复杂的发展趋势,其研究意义愈加凸显,由此对相关的方法论议题持续进行反思显得尤为迫切。近年来,梁展教授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成果卓著。他通过梳理英语、法语、德语的多语种原始文献,剖析了大量不同国别的文本与相关历史事件。他以开阔的研究视野,展示了如何将文学、文化概念与范畴视为鲜活的话语实践,去揭示知识与世界之间种种的微妙关系,进而在历史和现实中追问民族、首创性、霸权、现代性等相关话语形成的过程、策略与特征。

论世界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对民族文学研究的启迪:以美国文学研究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推进,有关世界文学的探讨逐渐超越了文本层面和本体论范畴。21世纪的世界文学研究拥有了新的视角、对象和目标,由此形成了更具理论高度和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范式。将世界文学视为一种文学的跨民族传播和接受机制、一种需要全新批评方法的问题、一种世界建构的规范性力量,能够为民族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之拥有跨民族视野,获得新的抓手和批评策略,以及鲜明的现实指向。本文以美国文学研究为例,探讨世界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对民族文学研究的启迪,以期开阔民族文学研究的视野、提供兼顾文学内外的批评方法、指出民族文学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下是不可忽视的议题。

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

作者与世界文学展开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展示了如何通过世界文学作品来审视文化的多样性,对抗文化中心主义的重要性,以及不同文化背景引发的思想碰撞和交流,为世界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世界文学可以促进全球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对其传播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我的世界文学之缘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的定义自歌德以来便一直处于动态的讨论中。但作为一门专业,世界文学以其广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文学体系而备受推崇。它从文学入手,对人类、世界、文明等重要命题进行思考和探讨,体现了文学的“人学”本质,也凸显了其“世界性”的格局与视野。

学科演进与观念变迁:重审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

世界文学观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演进既是新时期以来时代文化心理诉求的一种表征,又是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的必然反映。从学术史层面来看,这与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和研究范式在中国的设置和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它所表征的“世界文学热”也直接影响了21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思考。从比较文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联系当今的世界文学理论热潮,聚焦和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境中的世界文学观,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文学观在当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及其与世界的对话关系。

世界文学、生态文学与我

本文从笔者和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出发,提出生态文学长久以来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在持续发展着,并有着可期的潜力。生态文学的正常与良性发展必将为世界文学添砖加瓦,为维持以及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本文以法国电影生态纪录片《鸟的迁徙》为经典范例,对影片中鸟类在迁徙前作准备的情景进行解说和诠释,并主要围绕有关这部电影的四个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述,表达笔者的相关思考、观点与感悟。本文希望以点及面,通过对《鸟的迁徙》的探讨与论述,帮助我们能对当代优秀的世界文学中的生态领域有所认知,启发我们注意到与世界级文学、世界优秀文学等重要特点与素养相通的方面。

世界文学语境中漫谈木心和情诗

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作者间插和木心以往对话的片断,探索木心与不同文明中情诗传统的关联,以寻找某些美学规律和特点。木心的情诗属于非主观诗学,其中的“我”并非诗人本人,实为根据情景虚构的各种他者“我”,情欲融汇于灵智;木心的诗艺,将口语方言、文言文、典故、翻译有机混合,吸收希伯来、希腊、古波斯的不同风格,采纳如植物学等现代科学的语汇,所以与世界性情诗传统之间有多维度的奇妙关联。更重要的是,这种诗艺是表达广阔深邃的生命观、宇宙观和历史观的载体。

应用型高校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研究——以湖北文理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为中心

相对于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有自己的特点,需要谋划自身的培养方式。通过科研硬件设施建设、夯实专业基础和应用性研究能力、营造良好学术研究氛围、运用教师学术资源、从事地方性应用型研究、有效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等举措,应用型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有望走出自身的研究生培养之路。

世界文学与中国视域:基于“费加罗三部曲”在华百年传播事件的考察

“费加罗”作为法兰西经典文学人物形象,在世界文学舞台上拥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以“费加罗”为中心人物的“费加罗三部曲”系列剧作在中国逾百年的跨世纪传播,是作为读者主体的译者、评论者、表导演者、教育系统的受众建构性地参与三部曲文本意义动态生成的过程,体现为“费加罗”在中国视域下的形象生成与流变。这一传播是法兰西翻译文学作品进入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谱系、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事件。这一事件较为全面地呈现出民族文学生成为世界文学的面向,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构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论大卫·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思想

大卫·达姆罗什借用几何学概念“椭圆形”和物理学中的“折射”现象,将文学的流通、翻译和阅读三个维度交织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动态世界文学体系。他推崇多元化思维模式,力图消解世界文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认为世界文学具有对抗西方中心主义、拯救比较文学学科和帮助人类深刻认知自我的功能。他对翻译的深度思考和推崇,使译本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领域的合法性得到了巩固,而“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动态经典体系在巩固世界经典地位的同时,也允许新的经典进入,为当前还未进入世界文学版图的民族文学提供了理论支撑。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思想建立在动态的文学演化过程基础之上,与当前中国文学走入世界文学的愿望高度契合,可为国内世界文学和文学外译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世界文学视野下的当代写作:创意写作在法国的发展管窥

近年来,创意写作逐渐成为中国大学文学教育讨论的重要议题,并日益成长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中国学界对其概念和模式的探讨深受该领域先行者美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影响,而对其在法国的诞生背景、发展脉络、发展现状、与英语国家模式异同等问题的讨论尚待深化。法国的创意写作产生于浪漫主义的文化传统,其发展历程也体现了自身不断制度化、学术化的演变趋势。与英语国家相比,“写作工坊”的持久存在构成了法国创意写作模式的一大特色,乌力波实验的兴起也成为法国创意写作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文学在当代独特的生成方式之一,创意写作在法国的产生与发展构成了文学世界性生成的佐证。对法国创意写作模式的研究也体现了一种比较的思想,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创意写作研究的全球性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扩展世界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思路。

重写世界文学史: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

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同时也是全球人文学术研究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它与重写世界文明史的计划不无关系。作为世界文学概念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歌德无疑有着一种世界主义的视野,他率先在西方语境下对世界文学进行了概念化,但他本人依然未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长期以来,在国际学界的世界文学史编写领域,一直是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后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世界文学版图的绘制往往聚焦于少数几个欧洲大国的文学,很少涉及其他国家。即使在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领域,西方中心主义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尝试从未停止过,这也体现于世界文学史的书写和世界文学选集的编选。西方的比较文学学者杜威·佛克马由于受过汉学的训练,对中国文学情有独钟,他试图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即使在讨论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方面,他依然不忘中国的文学经典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我们提出构建中国的自主文学理论话语体系,首先就要批判长期占据国际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而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世界文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文学史的书写和世界文学选集编选中的这一既定的格局。

陈映真第三世界文学视野的“时空体”研究

岭南香港地区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为陈映真提供了发表与舆论支持的空间,日后更成为其向中国内地探进的中转地。1980年代初期,陈映真的小说《云》《将军族》以跨文类形式融入香港地区的剧社演出与电影制作。在同时段的“南方之南”,新马文艺副刊及旗下的文学奖评审将陈映真列为常宾,陈映真与在台大马学生的实地关联也令其进入马华文学的批评场域。将南方区域的文化与历史作为资源和方法,建设开放的世界华文文学公共领域,是陈映真超越本土、打破战后以跨国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首的西方支配格局的尝试。当其融入“南方”的文学发展建制,提供第三世界文学的理论视野,自身也已成为一种文化资源。

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面临的困境与解读范式

作为一个命名多样、内容纠缠且演化复杂的概念和学科,世界文学在国内外语境中不断遭遇本体论困境和方法论难题。具体表现为,“文学”内涵的多义性、“世界”外延的流动性、翻译的“焦虑”和学科定位的模糊。在21世纪初,达姆罗什、卡萨诺瓦和莫莱蒂作为世界文学研究的三位代表人物,分别提出了“椭圆折射”理论、“文学世界共和国”设想和“世界文学猜想”。他们从不同的面向和维度回应了世界文学面临的困境,为世界文学贡献了多元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共同构成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研究的三种解读范式。

作为世界文学实现方式的翻译文学

当今世界文学研究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仅涉及到世界文学的内涵问题,而且开始重视世界文学的实现方式。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达姆罗什等人提出的新世界文学概念,国际学者逐渐意识到翻译文学对于实现世界文学的重要作用。其表现为:翻译文学能在全球广泛传播,使本土文学获得国际知名度,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翻译文学由于其本质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共同参与创作的,可以成为新世界文学和复数的世界文学的现实形态;翻译文学能起到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用,改变当今世界文学空间的不平等结构。

“世界文学”概念的重审与当下中国文学的机遇

本文通过回顾了“世界文学”的历史由来,强调歌德对这一概念的影响;指出尽管歌德没有明确定义“世界文学”,但其思想超越了民族文学的界限。随后探讨了20世纪学者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批评与重新定义,特别是大卫·丹穆若什的观点,认为“世界文学”是超越原文化范畴流通的文学。这重新定义的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可以揭示非西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性。演讲者批评了一些学者的主张,即用英语批评所谓的英语“霸权”并反对将非西方文学作品译为英文,这样做的实际后果就是使非西方文学不可能超出自身语言和文化的范围进而在世界上流通,从而保证了只有西方主要的文学作品在全球流通,成为世界文学唯一的经典。演讲者主张通过文学促进跨文化理解与和谐,强调人文学科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性。最后从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不同角度,阐释了相关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