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汉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汉乐传承、发展的总体情况良好,主要表现在:形成“大埔—珠三角”双核中心的地域分布;“民间派”与“学院派”并行、交叉的传承方式;“国家在场”的引导与民间汉乐外向性活动特征并存;表演性与展示性的社会功能得以延伸与发展;乐器组合历经了“弦索乐”到“新丝竹乐”的传承与变迁状态;音乐风格有重复化、统一化的趋势,“内敛奋进”的风格日益明显。可以说,新中国广东汉乐的传承发展给中国传统器乐乐种在当代社会的传承规律与发展策略提供了一份答案。

客家族群“新迁移”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以珠三角广东汉乐的在地化为例

与大埔县源发地的广东汉乐相比,珠三角广东汉乐在乐器组合、人员构成、活动特征、社会功能、乐曲选择、音乐风格等方面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珠三角广东汉乐的在地化与客家族群性格、国家在场等因素紧密关联,这对广东汉乐的传承与发展既是机遇也有挑战,典型地体现了客家族群“新迁移”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同时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启示: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只有对立或趋同的生存形态,也有并存或联结的中间形态;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再创造,需要赋予新意涵和新形式,从而为传统文化的承续提供适宜的现代性语境。

“赤帻”门吏装饰意涵研究——以南阳陈棚村东汉彩绘画像石墓M1为中心

南阳陈棚村彩绘画像石墓M1出土门吏画像巾帻涂朱,形制特殊。结合该墓形制、画像及位置综合考察,可知“赤帻”当为墓内所举行驱疫仪式残留的痕迹。涂朱既为墓主驱除邪祟,也激活了画像礼仪空间,通过区别于现实的色彩关系建立生死壁垒,帮助重构墓主身份,达到“安冢墓,利子孙”的目的。

信仰、魔术与纹饰:四川东汉的莲花与瓜图像研究

本文将四川东汉墓葬中的莲花与瓜图像共同作为一对与佛教相关联的图像进行解读,溯源莲花与瓜所在的特定场景和时代背景。这一时代背景包括了月氏人向四川的移民,佛教在东汉时期在四川的初传,以幻术(魔术)为代表的各种汉代表演的兴盛,以及月氏人以魔术表演为媒介对佛教的传教。莲花与瓜是月氏人表演的幻术中十分重要的道具。这种通过魔术进行的信仰传播和物质文化传播,以最直观和吸引人的方式将与信仰相关的图像带入东汉四川,并逐步由写实的图像演化成更为抽象的纹饰。

试论东汉墓园的布局与两汉墓园的变革

汉代是墓葬地面设施发展的重要时期,两汉高等级陵园和墓园的组成、结构比较清楚,但东汉一般等级墓园的情况则需进一步研究。本文利用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尝试复原东汉墓园的布局情况,认为东汉一般等级墓园中神道大多通向祠庙而非封土,神道可能不是直线,存在与墓道异向的现象。从墓园布局与神道起止来看,两汉墓园中心发生了显著变化,墓园中心由封土逐渐变为祭祀设施。西汉中晚期以来,墓祭参与者增多,祭祀设施规模扩大,从而影响了墓园的整体布局。随着两汉政权更替、统治文化转向,包括陵园布局等一系列国家墓葬礼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东汉时期罗马和贵霜对西域归属汉朝的认知

有汉一代,西域被正式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之中,与此同时“西域与中原地区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也开始形成。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在中央政权对西域管辖权的宣示和西域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也体现在域外国家对西域归属中国的认知。东汉时期,不论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商团,还是迫使部分西域地方政权纳质的贵霜统治者,均将西域视作汉朝的一部分。这不仅与汉朝中央、西域地方政权对西域属于汉朝的认知形成呼应和对证,而且开辟了日后亚欧大陆诸多民族对西域与中原地区一体性认知的先例,进而从思想史的层面和世界史的视野佐证这一事实,即汉代以后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实质,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在汉代已属一体的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不断整合,而非西方帝国历史经验中的“征服”。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近代以来部分国外学者在新疆历史认知上的局限,以及长期流行的“中原地区—内亚”二元对立视角,重新看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的特殊性和延续性。

巡狩礼与东汉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经典诠释、空间营建和文人劝政为中心

东汉儒生对西汉一朝未能按儒典实施巡狩颇感介怀,他们希望落成经典巡狩礼。在他们看来巡狩不仅是圣王之礼,更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仪式。汉儒对经典巡狩礼有“祭五岳”和“伐罪正民”两种诠释理路,推演出巡狩的祠神、行政两种职能。东汉当朝揉合两种思路并加以创造,一方面以巡狩展现天子“发政施仁”、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以巡狩“祠四方之神”,构建各不相同的南巡、西巡、东巡祠祀仪式,以巡狩宣叙法统来源,寄寓有关东汉源自“南阳”“前汉”“圣师”诸种法统的论证。文人儒士以巡狩为主题创作颂赋,将不同方位巡狩与各地典故融汇,展现宗周、尚贤、资鉴诸义理,劝勉和告诫君主,构筑了儒家式天子的特征。以经典诠释、空间营建和文人劝政为形态的巡狩政治文化展现了东汉对权力合法性的全新塑造。这一过程可见皇帝、经学家、辞臣对巡狩职能及其义理的不断阐释和再创造,由此奠定了中古时代天子巡狩礼的基本内容。

东汉帝陵选址的动态观察——兼谈邙山五陵的地望问题

东汉帝陵陵址的选择受到传统习俗、风水思想、政治形势以及皇帝个人好恶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是夹杂着偶然与必然,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作者认为在考察东汉帝陵的动态选址过程中,成年皇帝的个人选择值得关注,其背后大多暗含构建政治合法性的考量。并且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大汉冢为光武帝原陵,二汉冢为安帝恭陵、朱仓M722为顺帝宪陵、M707为冲帝怀陵、刘家井大冢为灵帝文陵的观点暂时无法推翻。

东汉末年曹操、曹丕经略河西考论

东汉末年凉州爆发叛乱,中央难以平定。又逢董卓之乱颠覆东汉皇权,河西自此陷入纷乱局面。曹操控制献帝号令诸侯后,初以关东战事为重心,未遑西顾。仅对关陇河西采取拉拢羁縻之策,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其实仍在诸地方势力之手。待曹操平定关东,降服关陇诸将,方着手经略河西。对待河西问题,曹操采取徐徐图之的蚕食策略,驻军金城、武威,坐观诸将争斗而缓收其利。曹丕掌权后,改变策略,分置凉州而遣刺史、太守意图将河西诸郡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于是黄华、张进、麴演等作乱于河西酒泉、张掖、西平三郡,抗拒曹丕势力西进,曹丕使汉军西进戡乱。而敦煌郡倒向曹丕,出兵东迎太守,与曹丕东军夹击酒泉、张掖叛军,河西最终纳入曹丕掌控的东汉中央政府治下。

东汉人形柱三层绿釉陶榭的文化内涵探析

东汉人形柱三层绿釉陶榭出土于河南淮阳九女冢,该陶榭的凤鸟脊饰是远古图腾文化的遗存,“双性同体”人形柱造型是陈楚文化特有的标志。从图腾崇拜、生殖崇拜、伏羲文化、老子文化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揭示东汉人形柱绿釉陶榭所蕴含的远古文化内涵。

公私关系视角下的东汉私人武力研究

私人武力主要表现为不受官府控制、服务于私人利益的兵器和部队。私人武力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动因。物质基础包括私有兵器和私人部队,思想动因在于斗殴、复仇等私斗。东汉官府对私人武力的管理也主要立足于上述方面。东汉官府对私有兵器和斗殴的管理较充分,而对私人部队的管理相对不足,对复仇案件的审理亦显得摇摆不定。东汉官府减轻了私人武力对社会治安的冲击,但未能完全制约其发展。

东汉中后期太后的诏令书写与他者形象

波伏瓦认为女人是他者,是第二性。而作为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东汉中后期的太后们,她们看似得以临朝称制,统治天下,实质上仍然没有挣脱他者的牢笼,也未能改变女人屈从的命运。诏令作为太后流传后世最主要的书写文本,生动反映了她们与皇帝、外戚以及臣下的复杂关系,是分析太后他者处境的重要材料。于皇帝,太后虽拥有绝对控制权,但并未动摇男权社会的根基及皇权本身。于外戚,太后着力倚重父兄及其政治集团,这源于她们对于父权的精神依赖。于臣下,太后表现出浓郁的忧患意识,不断美化参政动机,假托先帝与经学权威发表政见。因此,与普通妇女一样,东汉临朝太后作为男权社会运行机制的代行者,依旧封闭于充斥着内在性的女性气质之中。

东汉外戚政治研究的传统、过去与现在

东汉政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外戚长期执政,形成了独特的外戚政治。此种外戚政治在范晔《后汉书》中被予以严厉批判,由此形成的负面形象和理解长期占据着传统主流。20世纪,尽管有学者从豪族、制度、政治斗争等角度对东汉外戚政治进行了深入、细致梳理,但大多仍未能突破其旧有形象。进入21世纪后,学界在政治史、社会史和制度史三个层面拓展了新旧研究进路,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也展示了东汉研究所具有的拓进可能性。

东汉西北边地移民问题探析

东汉政府在西北边郡移民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建武年间由于西北边疆不宁,大规模省并郡县并内徙吏民,借保民之机充实内地;明帝、章帝、和帝时期国力恢复,积极徙民实边同时内徙羌民,补充西北地区及关中地区人口流失;东汉中后期自然灾害频发以及西北局势恶化,朝廷内出现遣返移民的提议并执行。加之羌乱不断,朝廷“弃凉”朝议未果,出现“弃郡内徙”。东汉对西北边郡的移民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动态发展过程,但面对西北地区强大的割据势力、边疆民族冲突等问题,朝廷对西北的控制非常有限并且逐渐减弱甚至无力控制。

东汉青铜骑鹿俑

昭通市博物馆藏东汉青铜骑鹿俑,又名“人鹿铜座”,是国家一级文物。通长20.5厘米、高10.5厘米、俑高7厘米。其造型生动,系人、鹿分铸后焊接而成,鹿身中空,整体呈昂首翘尾状,通体表饰剔刺梅花纹,鹿头上一对长耳和枝状犄角,右腿前撑,似有一跃而起之势;一人骑在鹿背上,头顶有长方形榫口,似有插件。人佣铸实,裸身,前额凸出、粗眉巨眼、阔嘴、大耳,表情端庄,右手屈肘托于膝盖,手掌平展作招示状。左手折弓撑于腰部,左腿曲弯内向坐于鹿背。整体自然,形态逼真。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妇女与商业债务问题探论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民事债务诉讼案件涉及东汉临湘县妇女的职业和生活境遇。临湘县的妇女可以依靠商业借贷、纺织品售卖、为人婢女等方式谋取衣食,呈现出汉代女性职业广泛性的特质。在“债权、债务均可转移给家人”的社会习俗中,债权家庭既有彼此亲厚的一面,又有男尊女卑、夫主妇从的伦常情状。基层官府解决民事债务纠纷时,总体上能够做到公平判决,从而有效维护债权人及其家庭女性的利益。

河北满城四道口东汉墓的再认识

1986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城关镇四道口街发现并清理了一座东汉砖室墓。墓葬为前、中、后三室布局,前室附二耳室,出土有河北地区东汉中晚期墓葬中较为常见的扁壶、厨夫俑、陶楼等陶器,墓葬年代应为东汉晚期,在桓、灵两帝时期。综合墓葬规模、画像石墓门结构和图案、出土陶器组合等因素分析,四道口汉墓的原墓主应为一般地方官吏或豪族地主。墓内共发现30具人骨,根据骨架出土形态,可分为前室人骨,前室东耳室人骨,中室、后室人骨三组。其中,前室两侧的人骨应为原墓主,在入葬后不久即被毁墓者由后室拖至前室;前室东耳室人骨和中、后室堆积人骨均属于借室葬,在原墓葬被破坏之后葬入,与原墓主无明显关联。四道口汉墓的特殊丧葬现象为研究东汉晚期以来的政治社会环境、丧葬行为及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

“守在四夷”理念在东汉北部边防的运用

东汉建立之初,在其北部边防的治边理念上由前汉的“多事四夷”转为“守在四夷”,这一转变的动因包括东汉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边疆问题的决策体制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所带来的压力。东汉政府通过设置职官来监护内附的诸夷、利用夷兵以夷制夷、内徙边民以期实现守在四夷的治边成效。总体来说,在北部边防上实施“守在四夷”的策略是对当时内外环境变化的应对,其实施取得了巩卫北部边防以及减少国家财政支出的效果。

广东汉乐与“口传心授”的传承价值

广东汉乐是广东三大地方乐种之一,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此,以广东汉乐的发展历程作为切入点,阐述了“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和特点,分析了“口传心授”不仅是音乐直接性的知识传承,还是传统民间音乐文化观念的现实体现。研究“口传心授”的传承价值,对继承和发扬广东汉乐悠久的音乐文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河北阳原西城朝阳街东汉墓发掘简报

2019年7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北阳原县西城镇配合基建进行文物调查勘探时,发现三座汉墓,分别编号M1—M3,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均为砖室墓,出土有陶器、铜器和铜钱等随葬品,从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组合及特征推断,均为东汉中晚期墓葬。三座墓葬虽然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多样的墓葬形制和相对丰富的随葬品,为河北地区汉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