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洋史”三种模式及东洋史观批判

“东洋史”研究是日本的东方学中起步最早、影响最大的学科,大体形成了三种东洋史模式:一是桑原骘藏的“民族盛衰-邦国兴旺”模式,宗旨是将改朝换代为主要内容的国别史转换为民族、邦国关系史,奠定了东洋史的基本架构;二是白鸟库吉的“南北对抗-东西交涉”模式,把东洋史视为北方野蛮民族与南方文明民族的互相对抗而又互相消磨的历史,日本因处在这种对抗之外而保持了特殊性,而日本与其它民族的关系则属于文化交流性质的“东西交涉”;三是宫崎市定的“西起东至-终点文明”模式,认为东洋文明起源于西亚,经过印度、中国而最终到达最东端的日本并集其大成。上述三种史观都带有明显的日本国家主义属性,需要站在中国“东方学”的立场上,加以批判性的分析研究。

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

清季对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介译 ,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产物 ,对清末早期新式学堂的历史教育 ,对国人自编本国史教科书的出现 ,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支那史、东洋史的介译亦是 2 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介译支那史、东洋史之主旨在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功利色彩。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

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

史书编纂体例是对历史如何进行组织安排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晚清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史书编纂上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章节体。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或以为该体例是传统纪事本末体的逻辑发展,或认为是以日本东洋历史教科书为蓝本的。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转变的过程。其中有诸多转变的环节。本文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例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即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中国史家柳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与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日本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形式。

试论日本东洋史学家桑原骘藏

桑原骘藏(1870--1931),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的开创者之一,20世纪日本史学界京都学派代表。文章主要对桑原的生平、学习经历和著作成就进行了简要评述。

从东洋史到东亚史再到亚洲史：走向认识体系之重构

明治时期日本确立"东洋史"为历史学三分体系(本国史—东洋史—西洋史)之一,是为其皇国史观之延伸。20世纪前半期中国和韩国沿用了日本的三分体系,并且吸收了日本版的"东洋史"。之后,韩、中两国逐渐克服"东洋史"认识体系的固有弊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韩三国一些学者经过摸索,确立"东亚史"为另一个历史认识体系,以替代"东洋史"。2012年,韩国政府正式给高中学生增加"东亚史"科目。"东亚史"是许多地域史(regional history)之一,它一方面包括本国史,另一方面又连接世界史,在这一点上与"东洋史"根本不同。虽然"东亚史"的认识体系还未完全确立,但学者仍在继续努力将之构造成完整的认识体系。与此同时,对南亚、西亚、中亚等地域史的研究也相应展开。依此将促使地域史有机地互相关联和组织,最终重构"亚洲史"。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中国史占绝对多数。回顾东洋史研究,是按王朝和地域确定研究范围;文学的两大中心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有着不同的治学风格;对中国各时代的研究都有代表性的学者涌现。最近证实个别问题的研究较多,题目多种;人们关注新发掘的资料;中日历史学界考察、交流情况越来越多。日本除了在大学增设东洋史专业教育外,还拥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刊载东洋史的学术刊物陆续涌现。

“东洋史”及其在中国的回响

东洋含义在日本的转变是东洋史产生的前提。甲午中日战争后,以日本视角构建的东洋史学科建立,其将日本置于东洋之外,内容以中国历史为中心。随着近代中日史学的频繁交流,东洋史传入中国,对近代中国的历史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小学主要改编日本东洋史著作作为中国史教科书,中学和大学则开设了专门的东洋史课程。在大学,各学校对这一课程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受学科建制以及中日关系的影响,东洋史最终消失在中国历史教学中。

王国维《咏史二十首》与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

王国维现存早期诗作中最著名的是《咏史二十首》,该组诗歌所涉时间跨度是从中国人种的由来到明朝的灭亡,所涉内容多半集中于历代中外关系。通过考察,可知《咏史二十首》与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之间在创作契机、咏史视角、主题选择、具体内容上存在整体上的内在联系,细节上也存在受当时某些流行观点影响的痕迹。此外,王国维与《中等东洋史》的1899年首译本《东洋史要》和1908年重译本《重译考订东洋史要》之间也存在极大的关联。众所周知,《东洋史要》由樊炳清翻译、王国维作序,经多方考察,可知后者也是由樊炳清与王国维共同完成的。从几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王国维在流亡日本之前虽然没有专事历史学研究,却一直关注着国际史学界的动态和进展,这也是他在赴日后能迅速转入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得明人之书百卷,不如清人之书一卷——日本百多年来东洋史学科的蜕变及清史研究范式论衡

19世纪后期以降,伴随着日本社会的近代转型完成,其历史研究也从经学的附庸,蜕变为独立的近代学科。至少包含有训诂与文字学、考据学、文献考证学、科学史学四个方面的日本史学传统研究方法,被运用到中国历史,特别是清史研究中,从而取得了巨大成果。

宮崎市定东洋史观的形成——青壮年期的经历及其影响

宫崎市定(Miyazaki Ichisada,1901—1995)是战后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东洋史学者和京都东洋史学派的第二代核心人物。宫崎早年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隲藏和羽田亨等东洋史巨擘,这对他日后的史学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拟通过爬梳宫崎壮年时期前的经历,明晰影响其史学思想形成的诸多因子,勾勒出其历史观形成的轨迹。

东洋史中的“东洋”概念——以中日两国东洋史教科书为素材

在中日两国历史、文化诸多要素的制约之下,"东洋"概念几经移转,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在日本,明治以降"东洋"所指的地理空间扩大,成为与意指欧洲的"西洋"一词相对应的概念,还意指包括日本、中国、朝鲜在内的"东方亚细亚"。在中国,"东洋"在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成为专指日本的地理概念。将模糊而多义的"东洋"概念从与"西洋"相对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放回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可以为思考欧洲以外地区之"现代性"问题提供一个有用的视角。

清史研究在韩国——以东洋史学会与明清史学会为中心

清朝覆灭之后，从20世纪初到现在，韩国社会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风波激荡时期。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韩国社会几乎没有建立起有水准的研究机构，经过50-60年代的过渡期，慢慢出现了包括大学、研究会等的国立或民立研究机构，这在清史研究方面也不例外。

从东洋史到中国民族史——以近代中日知识界的苗族史论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中国的民族史书写与日本东洋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仅从苗族史论来看,中国史家直接吸取了日本东洋史中关于苗族分类、苗族土著、苗汉竞争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为苗族引入了蚩尤这一英雄祖先,创造性地解释了百姓为汉族、黎民为苗族的的象征意涵。这种以后世民族分野倒溯历史、分割历史、强调历史上人种竞争的做法,强化了苗汉之间的异族关系,不利于中国民族的团结一致。近代中国学者为了摆脱东洋史的影响,在人种分类、民族源流以及叙述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多种尝试,探索书写面向未来的中国民族史,并尽力在兼顾民族平等的同时强调民族一体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除了创新民族史撰修体例外,还在于书写双向融合而非单向同化的历史。

日本东洋史研究会1984年年会在京都召开

1984年11月3日,日本东洋史研究会在京都“京大会馆”召开了1984年年会。有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东洋史研究家(该会会员)二百五十多人出席了大会。我国在日本进行研究工作的部分有关学者也参加了这次盛会。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该会会长宫崎市定教授致开幕词。

东洋史研究会编《雍正时代研究》

本书是以安部健夫、宫崎市定为中心,昭和二十四(1949)年在京都大学开始,以后又持续了30年的《雍正硃批谕旨》(以下简称《谕旨)》研究的成果。这一成果,汇编了在《东洋史研究》15卷4号(昭和三十二年)、16卷4号(昭和三十三年)、18卷3号(《安部博士追悼号》,昭和三十五年)、22卷3号(昭和三十八年)各号分4次、以《雍正时代研究所特集》为题公开发表的论文,与此同时,还新附加了宫崎、佐伯的解说、安部的研究计划、《谕旨》上疏者一览表,以及本文索引。

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发展过程

在历史学上把东洋史当做一个研究领域而与西洋史对立起来,这是日本人发明的。欧美并没有东洋史和西洋史这种划分。欧美多有Oriental History这个词,但Orient这个词大体上是指西亚而言,因此其概念与日本所谓的东洋史不同。并且中国人所说的东洋,指的是日本,因此,中国谈起东洋史来,一般都具有日本史的意思(最近,中国由于受到日本的影响而有时也按照日本人所用的涵意来使用“东洋史”这个词)。

中日学者共同探讨明清史

日本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室教授森正夫,是日本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著有《明清时代的土地制度》、《明初江南的官田》、《十六——十八世纪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中国民众叛乱史》等。一九八三年四月,受日本学术振兴会派遣,前来复旦大学与明清史学者伍丹戈、樊树志进行合作研究,于一九八四年一月底结束。其间,森正夫访问了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与有关学者交换了意见。三位学者每周一次的研究会,围绕共同的问题,各抒己见,互相切磋。其中关于江南官田与赋役改革的讨论比较深入,涉及到江南官田的各个侧面,在官民田土税额及苏松地区的重赋方面,收获最大。人们往往强调苏松官田赋重,实际上浙江、福建、广东及南直隶的徽州、凤阳地区,官田的赋税并不比苏松地区低。

国外明清社会经济史新著绍介三种

一 《厦门的兴起》(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新加坡]吴振强著,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318页。 本书以作者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而成,作者的导师王赓武教授为该书写了序言。本书正文除了《导言》和《结语》外,分为《1600—1800年的闽南农村》、《厦门的兴起》、《沿海贸易网络》、《商人》和《社会政治环境》五章。正文之后有五个附表,以及“参考文献”,“内容索引”等。

日本史坛一瞥

1986年6月,我应日本关西大学之邀,作为交换教授赴该校讲学、研究,使我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极好机会,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状况作一番实地考察,这比之过去在国内通过书刊的间接了解要真切多了。我想尽量摈弃教科书式或动态摘译式的介绍,谈谈耳闻目睹的切身感受。然而,来去匆匆,与日本同行的交流探讨不可能一下就进入“

战后日本对雍正时期历史研究述要

战后,日本对雍正时期历史的研究,以京都大学雍正硃批谕旨研究班的成立为发端※,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现按若干方面,举要介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