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吐鲁番丝织业的困境——以《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为中心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政府锐意推动新疆全境丝织业的发展,从工匠、资金、政策等多个角度采取了多种举措促进当地丝织业发展,由官办逐渐转变为官督商办,试图形成新疆丝织业繁荣发展的局面。吐鲁番地区蚕桑经营得到显著发展,生丝出口大量增加,成为俄国的一个重要原料产地,而丝织业则停滞不前,陷入困境。政府在推动吐鲁番丝织业发展的过程中,在经济技术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广意义,将南方比较先进的工艺技术传入新疆,教授当地少数民族丝织技术,各民族在发展丝织业的过程中积极互助,共同面对现实的困境,形成了行业内的民族命运共同体。

近代沪苏杭丝织业比较研究

上海近代丝织业起步虽晚,却在短期内超过江南传统的丝绸产地,成为江南丝织业的重镇。通过对上海、江苏、杭州三地丝织业的生产方式、生产原料、生产工具和生产动力的对比分析,探讨上海为何能够超越苏杭,成为近代江南丝织业的发展中心。

国际竞争与近代中国传统丝织业的转型——以浙江省为中心的考察

丝织业是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发展得最为充分的一种手工行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本文以浙江丝织业为考察对象,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近代史上的转型过程:(一)鸦片战争前的浙江丝绸生产;(二)海外市场与浙江丝织业的发展;(三)国际竞争与传统丝织业的转型。

略论十六国以来高昌地区的丝织业

以十六国至高昌王国时期的出土文书为重点,兼及吐鲁番同时期古墓葬出土的丝织物,探讨了十六国以来高昌丝织业大发展的原因。对其特殊的时代机遇作了揭示,对作为丝织业发展基础的广大蚕桑织造户的状况及其与官府的关系作了研究。同时对高昌本地制作波斯锦等"胡锦"外销产品作了探讨。

古代最早的丝织业中心——谈齐国“冠带衣履天下”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据史书记载,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左右,即春秋时代以临淄为中心的齐鲁地区。齐国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精细丝织品,不仅做到了国内“人民多文采布帛”,能够充分自给,而且还大量输出,畅销各地,以致于“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即《史记》、《汉书》所称道的齐“冠带衣履天下”。

宋代民间丝织业的发展

中国民间丝织业在宋代实现了飞跃式发展,表现在分布范围、技术分工、产量产值、产品种类、工艺水平等方面。采用文献研究法、描述性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及定量分析法,对宋代民间丝织业的分布、分工、产出、贸易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研究表明,宋朝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为民间丝织业开创了巨大的市场,政府对丝织品的大宗需求促进了行业的全面蓬勃发展,民间丝织业满足议和、官俸、军需等国用,成为国家的支柱行业。宋代民间丝织业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对后世中国丝织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直到当代。

殷商时期丝织业生产组织形式探赜

通过检索文献、甲骨文、金文和考古资料,对殷商时期丝织业生产组织形式进行了初步研究。在殷商时期,丝织业以族为单位进行生产,且有多支族群从事丝织生产,不同丝织生产族群间已经有了一定的专门化分工。在各生产族群内部,族长及上层贵族掌握着关键性的生产技术,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社会地位较高;占大多数的族众是丝织生产的主要力量,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非关键性生产,有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属于平民阶层;还有少数生产者从事与丝织生产相关的技术含量很低,甚至无技术可言的体力劳动,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和社会地位,属于奴隶身份。此外,殷商王朝还将这些族群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有相应的管理体系进行管理。这种政府控制下的氏族生产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丝织业的生产技术创新和发展。

汉代丝织业试说

两汉是中国古代丝织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生产规模大、分工细,且表现出明显的奢侈品生产特点。汉代市场丝织品数量多,贸易兴盛,上至君主下至城市平民对丝织品的消费都比较大,在消费群体上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尤其表现在对特种丝织品的消费上。汉代奢侈丝织品的生产使得当时手工业向背本趋末的方向发展,同时,丝织品生产结构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又促进了城市市场功能的完善,带动了其他行业的进步,进而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发展状况

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发展状况 ,并非大大落后于北方 ,而是有其自身的特点 :分布范围广、产量高、质量优良、丝织技术先进。

秦汉时期山东的蚕桑丝织业

春秋战国时期是山东蚕桑丝织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阶段,此时山东已是全国的丝织业中心,并获得了"冠带衣履天下"的美誉。秦汉时期,山东的蚕桑丝织业进入发展的第二个黄金阶段,此时无论是生产规模、生产质量,还是生产技术,都得到进一步发展;政府还在临淄设置了专为皇室织做精美丝织品的"三服官";山东的丝织品成为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深受罗马、朝鲜、日本等国的欢迎。秦汉时期山东蚕桑丝织业发展的原因是多样的,除良好的地理与政治环境外,政府的政策、社会风气等也起到了保护、推动与刺激的作用。

唐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蚕桑丝织业

唐北宋时期 ,河北地区的蚕桑丝织业具有地域分布广泛、产量大、质量优的特点 ,虽经战乱 ,但总体来看并未出现衰退或停滞的局面 ,而是处于不断前进 ,不断创新的阶段。虽然从唐后期开始 ,蚕桑丝织业的地理布局开始发生变化 ,但北宋时河北地区的丝织业无论是生产普及率 ,还是产量、质量 。

唐代成都丝织业管窥

唐时巴蜀丝绸重镇成都①的丝织业规模可观,唐后期仅官府和非官府丝织作坊工匠、工人总数在12万左右,约占当时当地人口总数的3.5%;花色品种新颖,瑞锦、新样锦、单丝罗、蜀缬等独领风骚,工艺精绝,价值连城;丝绸产量巨大,每年约产绫、罗、锦等高级丝织物11万多匹,产绢约170万匹上下,即每年生产各种丝织品当在200万匹上下。成都丝织业极负盛名,与该地的历史积淀,技术人才储备丰富以及勇于创新等密不可分。

唐代黄淮地区蚕桑丝织业的发展

唐代前期黄淮地区属于国家的经济重心,也是全国的丝织业重心。中唐以后,黄淮平原的丝织业发展虽然受到战争的冲击,但仍然保持了传统并能够继续向前发展。蚕桑丝织业遍布所有的州县,贡绢州的比例也高于其他地区;丝织品的质量精纯,位居全国首位,生产的数量丰厚,仍为政府丝织品的主要供应地。

试论五至六世纪拜占庭的丝绸贸易与丝织业

为了控制丝绸贸易和保证丝织业生产，5—6世纪的拜占庭国家垄断了生丝交易。由于拜占庭的桑树种植地主要处于容易受波斯进攻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山区，正常的种桑活动往往得不到保障，因此拜占庭所需生丝仍然依赖进口。为了获得较为廉价的生丝，拜占庭利用国家权力对丝绸贸易和丝绸价格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并建立了一支身份世袭的织工队伍。拜占庭的丝织业采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形成了集种桑、养蚕、纺纱、染色、绘图等一系列完整流程为一体的生产体系。丝绸贸易在拜占庭经济结构中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紫色丝绸却是拜占庭国家中央集权和社会等级制度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反映。

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发展状况

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发展状况,并非大大落后于北方,而是有其自身的特点:分布范围广、产量高、质量优良、丝织技术先进、产品大量行销海外。

古代河西桑蚕丝织业述略

位于甘肃西部的河西地区,既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曾一度有过一定规模的桑蚕养植和丝织业生产。考古和文献资料表明,河西的桑蚕丝织业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兴盛于隋唐,宋元以后走向衰落。

明代丝织业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浅探(上)

：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首先在丝织业中出现？这是在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基本未涉及到的一个角落。本文根据史料及马克思的理论，从丝织业自身的特点，其中包括明代丝织业的特点和明代苏州地区的经济特点几方面，对此作了一些探析。

民国初年传统丝织业的转型

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间,当其他一些手工行业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或一蹶不振,或销声匿迹,或焕发生机,或面貌一新的时候,传统丝织业却凭借着数百年来形成的固有优势和特殊技艺,孤芳自赏,昧于世变,照旧在传统的轨道上流连徜徉,'不知老之将至'。当中国传统丝织业从悠然自得的梦境中醒来,睁眼看到的是一个强弱易位的世界,巨大的反差已经出现,落后的情势已然形成。昔日的偏安意识和侥幸心理一扫而空,留下的只是深切的愧疚与深沉的忧患,这些便转化成为传统丝织业急起直追的内驱动力。于是,从民国初年开始,中国传统丝织业掀起了一股来势迅猛、进展神速的'产业革命'浪潮,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