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严刑峻罚的社会心理分析

"重刑是惩罚的最好方法",这是古代重刑主义思想的经典表述。我国古代严刑峻罚,缘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文化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社会心理原因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长期积累的结果,其对严刑峻罚制度的出现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国古代严刑峻罚的文化分析

中国古代社会受图腾崇拜的先民意识、根深蒂固的天道观思想影响,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伴随着封建宗法家族文化和儒法刑罚观的批判与传承,呈现出一幅严刑峻罚的血泪史。中华文化因其特有的存在土壤和生存空间而延续上千年,因而这一文化形态影响下的酷罚也就得以长久存续。

中国严刑峻罚的社会心理原因

严刑峻罚贯穿着我国的刑法史。血淋淋的史实,见证了一次次的惨痛代价。中国产生严刑峻罚的社会心理主要有和顺、忠恕和务实心理。当前,如何在创建法治社会与缓解严刑峻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仅是司法部门,也是每一个法律人应该思索的问题。

中国严刑峻罚的社会心理原因

严刑峻罚贯穿着我国的刑法史,血淋淋的史实见证了一次次的惨痛代价。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产生严刑峻罚的原因,可以阐明趋缓严刑峻罚的态度。

性善论视野下的中国古代严刑峻罚传统

中国自古有严刑峻罚的传统,这一传统与历代统治者一直推广性善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严刑峻罚传统表现在罪名繁多、刑罚滥用等方面。性善论宣扬人性本善,是一套结构分明的价值体系,突出宗法伦理观念和等级制度,在政治上主张“礼治”和“德治”,统治者将“礼”与“德”作为专制统治的宣传和教化工具。此种观念与法家的重刑理论媾和,为刑罚的滥用提供了理论支撑,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造成了几千年严刑峻罚的传统。

中国古代严刑峻罚的历史分析与评价

在中国古代的刑事法领域,严刑峻罚现象十分严重且一以贯之。在政治制度上,由于君权神授制度、宗法制度、国家本位的御民制度,使得严刑峻罚成为必然选择;严刑峻罚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着各种理论根据;在历史文化上,中国历史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对严刑峻罚起了一种推助波澜的作用;在社会心理根源上,民间社会对严刑峻罚也逐渐习以为常,慢慢积淀为社会心理,积习难改。

中国古代笞杖刑罚的历史分析

中国古代的笞杖刑罚体现着严刑峻罚的思想,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分析,法家文化的"重刑"主义、君主专制主义,儒家文化的"礼治"思想、"三纲五常"以及秦汉以来的文化专制主义流毒都对笞杖刑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世俗民心的角度分析,家法族规、学府规训等民间笞杖责罚则对笞杖上升为刑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笞杖下的权力意识、变态心理则更是促使了笞杖刑罚的根本扭曲。

桑弘羊法治思想管窥

桑弘羊是一位崇尚"法治"的现实政治家,其法治思想主要表现为"天道然"的唯物主义自然定命法律思想、"以刑止刑"的严刑峻罚立法论、"法势以治"的力刑并重法治观。他所倡导的法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成为其强化君主专制的思想主轴,目的是为了加强专制中央集权,是为当时的官营盐铁政策服务,这种重刑主义思想对当时乃至以后的传统法律思想和政治制度影响颇深。

汉代的“严打”

在犯罪形势严峻乃至恶化的情况下，或者基于政治需要，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对付犯罪时呈现反射性反应，严刑峻罚成为剿灭犯罪、拉下高飙的犯罪率的简单、实用和有效之策，对于人权的关照和错案的警惕也就程度不同被忽视了。唐代杜佑在《通典》中记述汉代尹赏办案，正是在犯罪率高飙形势下的应急反应，读来令人胆寒。

高速路上延伸的是廉政还是腐败

很多“利之所在”的地方，政府权力的深度介入使得其成为“官、商逐之”的特殊场合。由于利益巨大，严刑峻罚也无法阻止官员“前腐后继”

是什么逼反了陈胜与吴广？

陈胜和吴广的大泽乡起义众人皆知，谈起起义的原因，有人会说，是秦朝统治者残酷暴虐的统治手段，是当时不合情理的戍边政策，是积压已久的民愤民怨。还有许多人从法律的角度出发，认为秦王朝的灭亡是由于统治者奉行法家思想推行严刑峻罚、轻罪重罚所导致的，笔者顺着这一思路分析发现，大泽乡起义的导火索，是秦朝不合理的刑事责任归责条件。